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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仙洞“先帝旧墟”辨析
2021年03月03日 08: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秀莲 字号
2021年03月03日 08: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秀莲

内容摘要:1980年7月,考古人员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上一个名叫嘎仙洞的地方,发现了《魏书·乌洛侯传》记载的“先帝旧墟”与“祝文”。“祝文”19行,201个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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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7月,考古人员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上一个名叫嘎仙洞的地方,发现了《魏书·乌洛侯传》记载的“先帝旧墟”与“祝文”。“祝文”19行,201个刻字。“祝文”在艺术层面,活现了刀笔古拙的魏书之风;在考古资料方面,则与《魏书》《北史》的相关记载一起,“二重”印证了北魏对北部边地和族群的经略与文化交流,昭示了大兴安岭北段曾有拓跋鲜卑的国家祭祀。嘎仙洞石室“祝文”重现于世,给回望历史增添了一份真实性。据《魏书·乌洛侯传》记载,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游猎在今嫩江中上游与大兴安岭之间的乌洛侯人朝献拓跋皇帝,并讲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室有神灵,民多祈请”的家常事。魏太武帝很重视“先帝旧墟”,当年就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告祭,刊刻“祝文”于石壁。嘎仙洞石室“祝文”发现四十多年来,围绕鲜卑历史文化圈内的民族历史研究、考古发现等,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学术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发现佐证了史籍记载的“大鲜卑山”的存在,实证了拓跋鲜卑的起源之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仅凭“旧墟”“祖庙”的记述,难以推定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况且中书侍郎李敞在所谓“祖庙”祭天,并非祭祖,“祖庙”是否真实存在有待商榷。

  对大鲜卑山的推定与期待

  嘎仙洞石室“祝文”是在清季以来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发现的,他们的求证与推断是发现嘎仙洞石室“祝文”的铺路石。

  何秋涛较早提出:“魏之先祖石室……当在尼布楚城正西之地”(《朔方备乘》卷15《尼布楚城考叙》,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丁谦认为“魏先帝石室在(贝加尔)湖南滨”(《魏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校刊1915年版)。白鸟库吉认为,拓跋鲜卑起源于嫩江流域,而且靠近大兴安岭(《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马长寿进一步明确,“魏之祖先的石室当在二河(黑龙江与嫩江)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魏书·帝纪·序纪》云:‘国有大鲜卑山’,此大鲜卑山当在今之大兴安岭的北段”(《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十余年后,宿白按照马长寿的推断,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文中附图:“鲜卑遗迹分布图”,标出所谓“拓跋鲜卑”活动地在大兴安岭北段。

  这一时期,大陆学者比较一致地期待:如果找到石室“祝文”,就可以找到拓跋鲜卑的祖居地。1979年2月,“黑龙江省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游寿直接指点、推动米文平在嫩江流域寻找拓跋鲜卑“石室”与“祝文”。游寿也认为,只要找到北魏旧居“石室”,“鲜卑族祖居就可以定论”(王宝平、张勇:《游寿与嘎仙洞祝文的发现》,《中国地名》2004年第4期)。米文平等人发现嘎仙洞“祝文”后,也表示:“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为研究东胡系诸部族的地理、历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座标和科学的依据。”(《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石室“祝文”带来新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发现,找到了拓跋鲜卑的祖居地,解决了鲜卑人的起源问题,但质疑之声不期而至。

  1988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康乐撰《鲜卑石室的发现》一文,首倡质疑。笔者未见到此文,仅从其专著《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从西郊到南郊》(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了解其观点。他提出,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我们所知不多,他们虽自称‘鲜卑’,可是当时南朝的史料——例如《宋书》与《南齐书》——却说他们是‘匈奴’;而且他们的文化,从近年考古发掘所知,与西元一、二世纪时游牧今日热河省境内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一带、且曾在檀石槐统治时期(150—180)建立过一个强大部落联盟的鲜卑(亦称‘东部鲜卑’),有着显著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表述:“只是笔者对于大陆学者就此认定嘎仙洞‘即拓跋鲜卑所居住的旧墟石室’,以及这就是他们最早发源地的说法,尚持保留态度。”

  继康乐提出质疑后,大陆学者也不断发表质疑性论著,且多集中在报告“先帝旧墟”的乌洛侯身上。陶克涛认为乌洛侯报告石室在其国西北,“只是一个汗漫之词,实无从指实”。拓跋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把不能指实的岩洞拟为“先帝旧墟”,派人告祭,刊刻祝文,“使这个洞穴陡然间披上一层政治外衣”。诸多疑问归结为:“嘎仙洞是真的,刊刻在洞内的‘祝文’也是真的,而所谓‘祖宗之庙’,并因此而推定这里就是拓跋人的源地,却是可疑的”。

  张博泉认同陶克涛的观点,质疑也从乌洛侯的报告开始。他说:“乌洛侯使者所讲的情况有虚假,其实乌洛侯也不确知其地”,“依我之所见,嘎仙洞刻石被发现,只能说明北魏的刻石所在地,而不能准确证实乌洛侯使者所说‘祖宗之庙’或‘石室’是真,更不能证实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就在这里。”(《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杨军承继这一研究思路,仍然质疑乌洛侯人及其报告。他认为,“乌洛侯人既不出自东胡族系,又是后迁来此地的,其所报告的拓跋鲜卑的‘旧墟’显然可信度并不高”。“完全相信乌洛侯人的报告,认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从研究方法上说,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李志敏、罗新在质疑乌洛侯的问题上走得更远。李志敏认为,“《魏书》以嘎仙洞为‘国家先帝旧墟石室’的说法,应该是由乌洛侯居民关于当地嘎仙洞的神话传说故事附会而成”,并提出“鄂尔多斯高原才是拓跋魏真正的发祥地”(《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拓跋鲜卑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研究结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嘎仙洞石室“祖庙”与拓跋鲜卑发祥地的关系,否定乌洛侯报告之意已在不言中。

  罗新认为,“乌洛侯‘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三月以前,与北魏素无来往,怎么会知道其国境西北的某个石洞,与三百年前就已经它迁的、部族称号可能已经发生过多次变更的拓跋部族之间,竟有某种联系呢?”由于对乌洛侯的怀疑,猜测太武帝接受乌洛侯的报告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为了现实服务的政治想象”(《民族起源的想像与再想像——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辑)。嘎仙洞“石室”与拓跋鲜卑“祖宗之庙”的关系已经被动摇,诚如任崇岳的总结:“虽然发现了嘎仙洞石室祝文,但并不意味着鲜卑族发源于大鲜卑山之说已成定谳。”(《嘎仙洞石室与鲜卑族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15日第6版)

  嘎仙洞石室“祝文”是李敞祭祀天地以祖先配享的见证。“祝文”称“始闻旧墟”,不言“祖庙”,祖先在祭祀中的地位似乎说明“祖宗之庙”的虚无。李志敏论证拓跋鲜卑起源于鄂尔多斯高原,解构了《魏书》等文献资料记载在祖庙与发源地关系方面的建构。诸多学者怀疑石室“祝文”不能佐证“祖宗之庙”与拓跋先人起源地关系的存在,有理有据。但是,因“祖宗之庙”与起源地不能得到实证而否定乌洛侯人及其报告,似乎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石室历史需要再考证

  嘎仙洞石室“祝文”只能证实嘎仙洞“石室”的存在以及北魏太武帝派李敞前来祭天,至于嘎仙洞石室与“先帝旧墟”“祖宗之庙”“石庙”的关系,还需再考证。

  (一)石室旧墟第一次发现与政治建构

  乌洛侯人报告“先帝旧墟”,拓跋皇帝派李敞祭祀天地,以祖先配享,刊刻祝文于石壁,可以看作石室旧墟的第一次发现。

  按照《魏书》记载,乌洛侯报告其国西北有先帝旧墟,说明他们一直守护在旧墟附近,石室旧墟在其国西北是真实存在的,“室有神灵,民多祈请”非“汗漫”的表述,更不是神话。氏族部落时代,人们祈请神灵护佑的虔诚不必非议。拓跋皇帝接受乌洛侯的报告,并派人告祭,仍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石室旧墟被政治建构主要发生在《魏书·礼志》的书写中。首先,《礼志》篡改了乌洛侯的报告:乌洛侯称“先帝旧墟”被篡改为“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石室改为“石庙如故”“旧庙”云云(《魏书》卷108《礼志》)。其次,《礼志》篡改了石室“祝文”。“祝文”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告祭皇天,“祐我皇祖……稽首来王”。“我皇祖”延及冲人,一脉相承,有“南迁”“拓边”之功。下部分始于“始闻旧墟……希仰余光,王业之兴,始于皇祖”。与旧墟有关的皇祖有“王业”,祭天享祖是为了“希仰余光”,承继其王业。“祝文”中“我皇祖”与“王业”皇祖是不同的,《礼志》中因祖庙、石庙、旧庙的书写,原本有区别的皇祖合而为“魏先”,即魏国的先人。

  当然,《礼志》篡改乌洛侯的报告和“祝文”也是事出有因,李敞受命到“先帝旧墟”祭天地,以祖先配享,被纳入礼制书写范围。为合乎礼制要求,代表北魏皇帝的祭祀不能直书“旧墟”或“石室”,《礼志》记成“祖宗之庙”“石庙”是曲笔的结果。

  (二)石室旧墟第二次发现,政治建构的继续与质疑

  马长寿等学者的研究,为米文平等人寻找石室“祝文”指明方向、限定范围,促成石室旧墟的“第二次发现”。

  石室旧墟第二次发现的学术基础是认同被篡改的《魏书·礼志》的相关记载,从找到石室“祝文”就找到拓跋鲜卑起源之地的观点出发,石室“祝文”发现后,嘎仙洞“旧墟”被认定为“祖宗之庙”“石庙”“旧庙”。在此基础上又出现祖先居地的想象,再嫁接到《魏书·帝纪》的相关记载中。学界多认为,拓跋鲜卑先祖从嘎仙洞附近“南迁大泽”,历经“九难八阻”(《魏书》卷1《帝纪·序纪》),有研究者从历史学或考古学角度探讨拓跋鲜卑南迁路线,将“大泽”确定为呼伦湖;完工、扎赉诺尔发现的墓葬被视为拓跋鲜卑南迁的遗留。随着质疑拓跋鲜卑祖居地论著的相继出现,郑君雷从考古学角度也提出,“据嘎仙洞祝文推导大兴安岭北段地区是拓跋鲜卑发源地‘大鲜卑山’的观点实可商榷”(《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嘎仙洞石室被当作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是人为建构的结果。《魏书·礼志》做了初步建构,嘎仙洞石室“祝文”被发现后,学术研究缺乏史源辨识、史料分析,《魏书·礼志》的政治建构被继续,暴露的学术问题也日益突出,出现学术质疑是必然的。解决学术质疑问题,期待嘎仙洞“先帝旧墟”的第三次发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渤海、女真、满洲族源谱系关系研究”(19ZDA1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嫩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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