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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军:数字化时代汉字再简化已无必要
2017年04月18日 0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建军 字号

内容摘要:汉字改革必须以史为鉴,应客观面对汉字在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尊重汉字使用事实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时代对汉字的特殊要求,汉字字形的调整必须慎之又慎,如确需调整,最好是向传统回归。汉字能在计算机中由无法实现数字化处理发展到能完全实现数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GB2312字符集只收录6763个简体字和BIG5字符集只收录16060个繁体字且互不兼容,发展到GB18030字符集收录了27484个繁简兼容、中日韩兼容的汉字。数字化时代要求汉字字形应“求稳”不“求变”,进行汉字再简化已无任何必要性,相反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使现行汉字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

关键词:数字化;书写;繁体字;汉字形体;汉字简化;简化字;影响;计算机;简体字;层面

作者简介:

  对于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呼吁应该恢复繁体字,再次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热议。而与此相对,“汉字再简化”等类似观点,虽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近三四十年来似已退出历史舞台。《光明日报》前两年再刊此论,实在有点出人意料,也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繁简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无论是恢复繁体字还是坚持简体字,抑或是汉字再简化,均涉及汉字规范问题,而这一问题不仅应从理论层面进行思考,更应从应用层面进行回答。

  纵观汉字的历史,从甲骨、青铜、简帛到纸张,汉字的形态与其特定的书写载体和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密切相关。21世纪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汉字的书写载体和书写方式正在随着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而发生着变化。

  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而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所以文字也是一种交际工具。“工具性”是文字最重要的属性。作为工具的汉字,应该具备一般工具所应具备的“高效率”的特点。关于汉字的“高效率”,传统的观点认为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书写上看,汉字应该结构简单、笔画少,书写时应迅速、便捷;从识读上看,汉字应有效记录汉语,互相之间区别度高,不易混淆。可以说,书写和识读对汉字形体的要求一直以来就是一对矛盾体:书写时要求汉字宜简不宜繁;识读时要求汉字宜繁不宜简。而汉字形体的演变史告诉我们,书写要求对汉字形体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数字化时代,汉字“高效率”的体现,除了传统认为的书写层面和识读层面以外,还应包括输入层面,即汉字在输入到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时速度要快。在用笔书写的时代,为追求速度和效率,书写要求对汉字形体繁简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在数字化时代,用笔书写的机会大幅度减少,而用键盘输入汉字却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书写”形式。人们在用键盘“敲”字时,字形繁简与否已不是影响其“书写”速度的重要因素,选择何种输入方式才是关键所在。

  换句话说,在数字化时代,书写要求对汉字形体繁简的影响将越来越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将失去影响力。而识读要求对汉字形体繁简的影响则会相对变大,甚至会取代书写要求而成为影响汉字形体演变的主要动力。所以说,在数字化背景下汉字的工具性是不可能决定其“宜简不宜繁”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简化字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应该说,推行简化字是新中国成立初进行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适应当时时代发展要求的。汉字简化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我国的科技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汉字简化也存在着诸多缺点,如汉字总字数增加、不少汉字构形理据缺失、一字多音现象增多、辨识度下降、在计算器等电子产品中进行繁简转换时出现的问题日益明显,等等。汉字改革必须以史为鉴,应客观面对汉字在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尊重汉字使用事实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时代对汉字的特殊要求,汉字字形的调整必须慎之又慎,如确需调整,最好是向传统回归,恢复部分繁体字或异体字(因为这些字在计算机中已有现成的编码字符集和字形库,恢复这些汉字在数字化处理上无需额外的成本),而不应另造新字。

  目前,我们在思考汉字改革和规范问题时,必须正确面对汉字使用的几个事实:其一,简化字系统目前主要在中国大陆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社区中使用;其二,繁体字系统主要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部分海外华人中使用;其三,汉字是日本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某些字形与中国的现行汉字存在差异;其四,汉字曾是韩国、越南的正式文字,越南曾仿照汉字创制了记录越南语的“喃字”。上述事实表明,“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一点对于数字化时代来说尤其值得关注。

  如果说以往为尽可能达到汉字易识易写易记的目的而推行简化字有其必要性的话,那么,面对现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汉字应保持其形体相对稳定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朱德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汉字里不合理的东西多得很,挑了这个还有那个,永远改不完。我主张将错就错,现在已经够乱了,千万不要再随便改动了。我们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的书,哪怕改动一个字,牵涉的面也很大。”这一观点,对处于数字化时代的汉字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汉字能在计算机中由无法实现数字化处理发展到能完全实现数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GB2312字符集只收录6763个简体字和BIG5字符集只收录16060个繁体字且互不兼容,发展到GB18030字符集收录了27484个繁简兼容、中日韩兼容的汉字,再发展到Unicode字符集收录了可全球共享的7万多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汉字数字化已由原本的一国/地区独用,发展到现在多国/地区兼容。汉字形体的变动不仅仅只是影响书写的问题,也不只是涉及一国/地区的问题,而是涉及多国/地区(甚至全球)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汉字实现了跨国/地区的统一编码,这一现象可以理解成汉字终于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书同文”。

  数字化时代要求汉字字形应“求稳”不“求变”,进行汉字再简化已无任何必要性,相反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使现行汉字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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