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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马克思《1844年手稿》历史观的性质 ——对学界一种流行见解的质疑
2017年04月25日 08:53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林锋 字号

内容摘要:一种观点以部分西方学者为代表,他们对《手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一生学术创作“黄金时期”(1843-1848)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学术巅峰期”的马克思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而他1848年后的“成熟著作”则呈现了学术水准的“下降”之势。①另一种观点以苏联、我国部分学者为代表(某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看法),他们认定《手稿》是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思想历程中的“过渡性”著作、“不成熟”著作,《手稿》被认为与他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对立”之处。在后者中(指在西方学者那里),《手稿》被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代表作,②在苏联、我国学者的学术评价中,则沦为“前马克思主义著作”,被定性为“不成熟”甚至“不科学”著作,几乎成为马克思新哲学的“对立面”与“超越对象”。

关键词:手稿;著作;历史观;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劳动;学术;笔者;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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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观,长期以来遭受学界流行见解的质疑、批评,被视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甚至被明确定性为所谓“唯心史观”。在《手稿》的批评者看来,《手稿》的历史观不仅未能达到“唯物史观”的思想高度,甚至明显地处在唯物史观的“对立面”,马克思正是在克服和摆脱了《手稿》的“唯心史观”倾向后,才真正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革命”。这种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取、不公允的。本文以《手稿》中若干代表性表述的辨析、阐释为基础,辅以必要的学理分析,论证了《手稿》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在“精神实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为《手稿》历史观做了学术上的辩护。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观/性质/唯物史观/唯心史观

 

  在马克思前后期诸文本中,最具“争议性”的,无疑是他青年时代所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以下简称《手稿》)。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马克思著作,在其价值、地位的“争议性”上超过《手稿》。众所周知,对于“如何定位、评价《手稿》”这一复杂问题,学界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概括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部分西方学者为代表,他们对《手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一生学术创作“黄金时期”(1843-1848)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学术巅峰期”的马克思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而他1848年后的“成熟著作”则呈现了学术水准的“下降”之势,暴露了“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①另一种观点以苏联、我国部分学者为代表(某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看法),他们认定《手稿》是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思想历程中的“过渡性”著作、“不成熟”著作,《手稿》被认为与他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对立”之处,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范畴之外。这一评价与西方学者的“极力追捧”,可谓“天壤之别”。在后者中(指在西方学者那里),《手稿》被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代表作,②在苏联、我国学者的学术评价中,则沦为“前马克思主义著作”,被定性为“不成熟”甚至“不科学”著作,几乎成为马克思新哲学的“对立面”与“超越对象”。值得一提的是,较之(倾向相反的)另一观点,苏联、我国学界的上述流行观点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至今仍占据我国学界的主导地位,构成学界的主流话语。

  在《手稿》哲学观各组成部分中,最具“争议”、最受“责难”的,恐怕要数这部手稿的“历史观”。较之历史观,《手稿》自然观遭受的“非议”明显要小一些,甚至被认为具有某种“正面”价值。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对《手稿》的批评,正是聚焦于其历史观。在批评者看来,《手稿》的历史观不仅未能达到“唯物史观”的思想高度,甚至明显地处在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唯心史观”),马克思正是在根本摆脱了《手稿》的“唯心史观”倾向之后,才真正创立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哲学革命”。将《手稿》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严格“区分”甚至“对立”起来,成了上述批评者中的一种普遍倾向,其中不少论者明确将《手稿》历史观的“总体性质”界定为所谓“唯心史观”。③在这些论者眼中,作为马克思的一部“早期著作”“过渡性著作”,就整体而言,《手稿》根本未达到“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其中虽有一些唯物史观思想的“萌芽”,但这些“思想萌芽”在《手稿》中绝不是“主导性”“统摄性”的哲学话语,而是“边缘性”“从属性”的“思想火花”,根本不能改变《手稿》中“唯心史观”倾向占“优势”、占“主导”的格局。如果说《手稿》历史观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唯物史观”特征,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的话,那么,这种“相似性”较之《手稿》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差异性”“冲突性”则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要对《手稿》历史观作出一个整体评价,那么“唯心史观”就是虽然“尖锐”但却“最恰当”的评语。那么,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笔者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北大哲学系,2005-2008)及留校任教(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年至今)期间,一直致力于以学术方式恢复《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地位”,迄今为止,已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十余年来,笔者在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学术范式的指引下,立足于独立思考和(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反复“研读”“辨析”,对质疑、批判《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学界主流解读模式及其“论据”进行了强烈质疑,为这些著作(包括其历史观)的“哲学地位”做了积极的学术辩护,先后发表十多篇相关论文,④并出版一部专著。⑤笔者确信,以往学界的流行见解将《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早期著作定性为马克思早年的所谓“不成熟”“不科学”著作而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外的做法是极为不妥的,不能真实反映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这些著作其实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建“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中取得的首批理论成果,应当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其历史地位应予肯定。⑥笔者在与主流见解进行论战时,所面临的“最尖锐”的学术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并界定《手稿》历史观的性质”。对笔者而言,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且无法回避的艰巨任务。笔者深知,如不能对所谓“《手稿》历史观是唯心史观”的流行论断作出有效回应,进行有“说服力”的驳斥,就不可能真正战胜(将《手稿》等早期著作视为所谓“不成熟著作”的)学界主流论调,确立《手稿》等早期著作的“正面形象”。笔者注意到,持上述论调的论者,特别是其中最活跃、水平最高的学者(孙伯鍨、张一兵教授等)在质疑、批评《手稿》,谈论其“不成熟性”“不科学性”时,最常利用的“论据”“证据”之一(甚至也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核心论据”),就是所谓“《手稿》历史观是唯心史观”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单凭这一点,也足以对《手稿》作出否定性的评价。的确,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将《手稿》归为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甚至“不科学著作”,就有了“充足”的理由。鉴于此,笔者在以往的学术交锋中,对这一说法(即所谓《手稿》历史观是“唯心史观”的说法)进行了多次批判,与此论断的倡导者、支持者进行了多次学术对话。在近几年来的“对话”“争鸣”中,笔者的主要着力点是对这一流行说法的“立论基础”“核心依据”(即《手稿》用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形式即“自由自觉劳动”来质疑、苛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劳动,用抽象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想来责难私有制社会的客观现实,质疑后者存在的“合理性”,这些是典型的“道德唯心主义”倾向,实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进行根本性质疑,从而消解这一说法的“科学性”“说服力”。⑦在本文中,笔者不准备重复这种对话模式,⑧而是打算从另一视角,以另一种方式(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达成笔者的学术目的,即直接以“文本分析”为中心,以《手稿》文本中若干“关键性”表述的辨析、阐释为基础,为“《手稿》历史观实质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的学术观点寻找“决定性证据”。⑨也就是说,笔者将在下文中直接依据和利用《手稿》的文本,精选若干来自《手稿》文本的“关键性”证据,辅以充分的学理分析,“从正面论证”下列观点:《手稿》的历史观,就其“精神实质”“精神气质”而言,绝非什么“唯心史观”,恰恰正是一种唯物主义性质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文中的说法及论证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学界同志商榷、指正。

  如果笔者仅仅列出《手稿》文本中体现“唯物史观”某种特征的一些表述(这一点很容易做到。事实上,上述主流见解的支持者也往往承认《手稿》历史观的某些“唯物主义”倾向),以此来证明“《手稿》历史观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并非“唯心史观”而是“唯物史观”,那么,很明显,这样的辩护方式(指为《手稿》哲学地位辩护的方式)、论证方式,只能说是“动机美好而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说不起“实质性”作用,对说服“持不同意见者”可能毫无作用。笔者所要证明的,不是《手稿》历史观与唯物史观某种“细枝末节”或“个别特征”上的“相似性”或“一致性”,而是二者“精神实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笔者与《手稿》“批评者”最大的分歧,并不在于笔者认为这部著作中存在“唯物史观倾向”而“批评者”完全无视或否定这一点,而在于对下述问题的不同认识:对《手稿》的“唯物史观”倾向,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说得更直白些,《手稿》的“唯物史观倾向”到底是“细枝末节”意义上的,还是“整体”意义上的?这种倾向究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火花”,还是一种占据了《手稿》历史观的主导地位的自觉的思维方式?《手稿》历史观就整体而言,到底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

  要达到本文的目的(即证明《手稿》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在“精神实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笔者在选取文本方面的证据时,就需要极为谨慎,甚至反复辨析,以确保所列证据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能够说明实质性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当然不可能列出所有文本依据。而列出不具“实质性”、说服力不足的所谓“证据”,自然达不成“真正说服反对者”的效果。另外,仅仅简单地列出相关文本表述(哪怕是非常“关键”的文本话语),而不作相应的学理分析,那么,恐怕也达不成“说服”反对者、“证明”笔者结论的效果。再好的“证据”,也需要笔者用清晰的、富有逻辑性的语言,向读者解释:它们何以能成为证据,以及它们作为证据,到底能够证明什么。以下笔者精选《手稿》文本中的一些能说明“实质性”问题的代表性表述,并加以充分的阐释和说明(这种阐释和说明对于达成笔者的“意图”,同样是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来探讨、界定《手稿》历史观的“性质”。

  证据之一: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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