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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思想图景中的《哲学的贫困》
2017年04月13日 08:59 来源:《哲学原理》 作者:杨洪源 字号

内容摘要: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三人,主要是因为:其一,《哲学的贫困》的思想主旨是以批判蒲鲁东的方式实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整合,而上述三人在其各自研究领域内的造诣有着其他人不可比拟的地方——斯密是整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蒲鲁东则试图整合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更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接的批判对象。四)马克思: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整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期就已经认识到相同的理论宗旨和社会现实背景奠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内在整合的可能性,并对蒲鲁东早期的所有权批判理论持肯定态度。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蒲鲁东;哲学;马克思;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斯密;财富;劳动;道德

作者简介:

  摘  要:评判《哲学的贫困》的价值意义理应将其置于同时代的思想图景之中。同斯密、黑格尔和蒲鲁东等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创作《哲学的贫困》也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宗旨,力图完成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整合。但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认识、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生活的理解、社会未来发展图景与实现途径的展望等方面,马克思不仅给出了与上述三位思想家根本不同的答案,而且还深入批判了他们的论点,彰显出他在这一时期所实现的思想变革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思想图景/思想变革/价值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哲学思想研究”(16CZX004)的阶段性成果。

 

  阐明文本的价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这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是将文本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图景之中,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本中所阐述的思想和同时代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加以比较,以彰显前者所实现思想变革的重要意义。遵循上述思路,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对马克思和斯密、黑格尔、蒲鲁东进行比较研究,以此阐发《哲学的贫困》的价值意义。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三人,主要是因为:其一,《哲学的贫困》的思想主旨是以批判蒲鲁东的方式实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整合,而上述三人在其各自研究领域内的造诣有着其他人不可比拟的地方——斯密是整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对近代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哲学”分析颇具开创性;蒲鲁东则试图整合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更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接的批判对象。其二,他们分别历经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体现着不同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思考。

  一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系

  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之日起,它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两者内在地整合起来,就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斯密、黑格尔、蒲鲁东和马克思对此有着本质不同却又存在某种关联的理解,这足以成为我们理解《哲学的贫困》思想史价值的关键。

  (一)斯密:政治经济学从属于道德哲学

  斯密认为,市民社会是摆脱封建社会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商业社会,其时代主题是为个体制定新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道德是社会全体成员为了更好地生存所形成的且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道德哲学相应地就是从最高层面上探讨道德问题的学问。在市民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只有依附于社会共同体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一切与社会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有关的研究都应被纳入道德哲学的范围。由之,政治经济学,即包括关于人们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分配及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研究,保障上述经济活动的教育、法律、治安和国防等的研究,以及维持上述全部活动所需费用问题(财政、税收和公债等)的研究,均属于道德哲学的范围。为此,斯密在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为《国富论》)时曾先后五次修订再版《道德情操论》,直至晚年仍在尝试建构囊括政治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在内的道德哲学体系①。

  在此基础上,斯密运用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以阐明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存在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过程。斯密认识到物质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并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前提。作为物质生产基本范畴的劳动与需要——前者是一切所需用品的来源,后者则是他人劳动的支配因素②——自然构成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具体劳动为研究对象,将一般劳动直接规定为价值的本质和财富的源泉。上述做法虽然昭示出斯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理解,但将工场手工业中的具体劳动直接提升为一般劳动并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的论证却是一种谬误。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构筑在劳动和需要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经济范畴,如分工、竞争、垄断等,也被永恒化并被推广到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这无疑会遭到马克思的强烈驳斥,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将经济范畴视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和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蒲鲁东在对经济范畴的理解方面犯了与斯密同样的错误。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同时,实际上也暗含着对斯密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③。

  (二)黑格尔: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

  与斯密将政治经济学归入道德哲学体系不同,黑格尔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视为各自独立但内在合一的事物。相较于斯密单方面强调道德作用且带有功利性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不论其表现形式是多么抽象和观念化,其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平行,尽管后者只是前者的验证。这种思维方式使得黑格尔的思考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中,在形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独特见解的基础上揭示了市民社会、需要和劳动的哲学内涵。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在“需要的体系”、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才形成的。在市场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人们无法准确地抽象出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内涵。同样,在政治经济学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黑格尔之前的西方近代契约论思想家也无法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加以区分。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上述认识,黑格尔才将市民社会划分为三个环节,即需要的体系、保护所有权的司法体系和将上述两个体系的特殊利益提升为共同利益的警察与同业公会体系。

  从本质上说,黑格尔所讨论的“需要”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是最初“被规定为跟意志的普遍物相对抗的东西”④。在市民社会中,这种需要不再仅仅是斯密所说的自然意义上的物质需要,而是“特异化了的需要”即市场上的需要,它必须通过外在物和劳动这两种方式才能使其从主观性达到客观性。劳动分工的发展既会使需要的满足方式趋向特殊化,又会创造出新的需要。此时的劳动不再是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是他人的需要物,而不是劳动者自身的需要物。于是,市场交换成为需要被满足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整个“需要的体系”的基础——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它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⑥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将市民社会中的上述“需要”和“劳动”规定为人的自我确定的本质,以及实现人的解放及自由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真正的自我意识不仅要靠自我本身的承认,而且要靠同样具有欲望的他者的承认。例如,奴隶最初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他所具有的只是内化了的主人的意识。正是通过劳动过程,奴隶才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的上述论证虽然带有强烈的观念论色彩,但亦不乏历史感和现实感,特别是其阐述了市民社会中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这一思想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在创作“巴黎手稿”时正是在这一点上对黑格尔给予了正面肯定⑦。然而,这种做法的观念论特质,特别是“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抽象为逻辑范畴,把现实的运动转化为抽象形态的运动”的观点,必然会受到马克思的激烈批判。马克思正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展开了对黑格尔观念论特质的批判,他揭示了逻辑范畴和绝对方法的生成过程及实质,指出其弊端在于把一切事物都抽象为逻辑范畴这一极端倾向,由此导致与事物的现实形式越离越远,并最终完全脱离了事物的现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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