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

　　我国法学界在论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时，定型地引用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的这段话，来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并进一步延伸出二者之间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但随着程序意识的觉醒，程序价值的独立地位和程序优先的观念，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为人们所接受，传统理论特别是其论证方式和依据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经典文献的权威性仿佛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是，当我们带着这些质疑和困惑真正回到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推敲品味文字中内含的真实思想时，就会发现一些看似合理、已经形成认识惯性的结论，其实是引用者论证个人观点时的断章取义，而不加思辨的转引行为又固化了这种断章取义的认识。

　　阅读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他登在《莱茵报》上的其他文章，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反自由律令的尖锐批判和详细驳斥，已经认识到了程序的自由价值和程序正义的独立性及优先性，这段话的三个层次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