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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的重要论述的再思考
2014年08月13日 10:16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 作者:陈玉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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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的那段重要论述未能进行正确认识和解读。“民族”和“阶级”是有紧密联系的两个不同范畴;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民族意识更加强固,更加难以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民族”的问题必须服从“工人”的(即“阶级”的)问题,对东方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此种影响再加上读者理论水平等复杂因素,使不少人忽视了《共产党宣言》关于“民族”论述的重要前提条件,并把阶级因素视为导致民族对立和民族剥削的绝对的“因”,从而误解误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论述,在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实践中造成重大失误。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阶级;民族;范畴

  作者简介:陈玉屏(1946-),男,重庆市铜梁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历史学。

  《共产党宣言》(下面简称《宣言》)以极为精炼的语言对“民族”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论述:“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P.270)这一重要论述,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民族问题认识的基石。由于受到极为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我们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其实并未正确地认识和解读《共产党宣言》的这一重要论述,从而在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实践中造成了重大的失误。对此,有必要作出深刻的分析认识。

  一、“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大量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但从来没有对“阶级”作过定义。关于“阶级”的定义,是由列宁来作的: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P.10)

  十分明显,“阶级”是依据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和劳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状况来划分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3](P.4)足见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深得马、恩理论之要旨的。

  定义“民族”的问题就复杂了。长期以来,我们是以斯大林1913年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所谓的“四要素”来定义民族的。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发展,斯大林以“四要素”定义民族的局限性明显地反映出来。那么,到底该如何定义“民族”?著名的人类学家如韦伯、盖尔纳、凯杜里、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都深感头痛不已,安德森甚至把“民族”说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4](P.9)笔者以为“民族”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生存条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俗尚的不同的人们群体,试图用简短的语言将他们的共同特点归纳出来并为大家认可,几乎是办不到的。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使得对“民族”的描述不断接近“民族”的最本质、最具有共性的东西。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在认真总结我党民族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其中,关于“民族”的说法进行了新的调整: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5](P.23)十分明显,我们党关于“民族”的新说法是在斯大林四特征理论基础上调整、补充和进一步完善而成。“民族”不同于“种族”,其实质是文化(广义的文化)。人们普遍赞同将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说的“文化”(广义文化)划分为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如果用它来衡量“民族”,从上述对“民族”的最新描述可以看出,对“民族”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建立在一定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重大能动作用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十分明显,以文化,特别是以精神文化作为依凭划分范畴的“民族”,与以财产占有、支配和劳动的支配被支配为依凭划分范畴的“阶级”,有很大的不同。从历史范畴这个角度看,“民族”与“阶级”也有很大的不同。“民族”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学界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故而“民族”这个历史范畴的起始点划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争议。但“阶级”消灭在前,“民族”消亡在后,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必将为历史所证明。因而,“民族”和“阶级”是不完全重合的历史范畴。但是,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重合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两个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决定“民族”的要素有“生产方式”。所谓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因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方式通过生产关系与“阶级”发生关联。决定“民族”的要素还有“文化”(狭义文化)和“风俗习惯”,一定的“文化”是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阶级社会中的文化也会与“阶级”发生关联,风俗习惯也必定受到“阶级”因素的影响。就历史范畴而论,“阶级”和“民族”要共同存在于阶级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且阶级社会对“民族”的问题造成的影响,在阶级社会结束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在认识“民族”与“阶级”时,不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或看不到阶级社会中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都是片面的。

  这里,有必要对“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进行分析和比较。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是人们共同体的群体意识。由于二者都是人们共同体的意识,故具有相同之处;但作为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的意识,二者又具有很大的不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首先强调区分“我者”和“他者”。在“我者”中具有共同的利益,故而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他者”则注重判别“友”或“敌”,且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防范意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1.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是先天注定的,非特殊情况一般是不可改变的,而阶级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是随时变动的。

  2.民族共同体成员具有在漫长历史中积淀而形成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意识等特质,而阶级共同体的成员由于其身份的可变性,难以积淀产生这样的特质。从中国的历史上看,那种所谓能形成某种“家风”的贵族或世族官僚仅仅只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成员,即便是这种少之又少的可以视为形成了“家风”的贵族或世族官僚,其所具有的特质的典型性和强固性,是难以与民族成员的特质相比拟的。故从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强烈程度而言,后者是难以与前者等量齐观的。

  3.民族意识的产生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稍加鼓动即可以迅速发酵。阶级意识则不然。阶级成员特别是被剥削阶级成员可能具有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但真正形成阶级意识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过程,是需要不断地教育、引导和一定的环境条件来保障的(比如通过行政力量不断地灌输与强化阶级意识)。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阶级意识亦可经过鼓动而发酵,但其稳固性和持久性是难以与民族意识相比拟的。

  民族成员其身份不可改变,其民族意识很难改变;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基本上会随着阶级身份的改变而改变。封建社会起义农民在其所建的新政权中当官僚,其作威作福与老官僚没有两样;鲁迅说上海的工人攒了钱当了资本家,剥削起工人来比老资本家还凶。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因经济实力膨胀而成了所谓的“穿袍贵族”(老贵族被称为“佩剑贵族”),他们欺负起农民来比老贵族还凶,经常是老贵族站出来为农民的痛苦大声呼吁[6](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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