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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2014年07月25日 11:12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4年4期 作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资本论》的方法;黑格尔;形式和内容;资本一般;许多资本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马克思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以重大意义,他也是以此视角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强调了马克思《大纲》和《资本论》中源于黑格尔的概念和历史的辩证法;批判了那种忽视《资本论》方法的理论研究。一定要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极其丰富的方法,只有它能够发现连接《资本论》中的抽象理论和当代具体现实的那些过渡环节。《资本论》的方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任务。

  关 键 词:《资本论》的方法;黑格尔;形式和内容;资本一般;许多资本

  作者简介: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898—1967),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伦贝格(今属乌克兰利沃夫市),在美国底特律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移居维也纳并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数年。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4-0014-07

  这次讨论会(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法兰克福讨论会)的组织者明智地以一句话概括了其主题: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这样做,显然试图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是仅仅关心对这个或那个国民经济学理论或学派的批判,实际上,也不是对他所通常界定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而是着眼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就是说,他关心社会生产关系这门科学的批判,它“通常是与事物相联系并且通过事物得以体现的”,并且基于同样理由,它必须通过“物化”(reification)范畴来掌握。第二,对我而言通过选取这个题目,目的在于表达,尽管时隔百年,马克思辩证研究方法的持久紧迫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的经济学著作能够被正确地视作“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显然,综上所述,我们视《资本论》的方法为马克思整个经济学大厦中最有价值和持久的要素,并且基于同样理由,学习和运用此方法被视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任务。

  一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像《资本论》的方法那样被如此粗心大意地对待。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轻视先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就。在这里,或许我们不仅可以包括如此具有天赋和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甚至我们也可以指出希法亭著名的《金融资本》或奥托·鲍威尔杰出的经济分析。然而,当马克思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内容(物质)的极大兴趣”和“对掌握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差别缺乏兴趣”的时候,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必须接受马克思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批评。

  当然对于方法的忽视有许多好的借口。既然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普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考茨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数以千计的马克思主义者初次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第1卷时,得益于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K. Marx' ?魻konomische Lehren)。]无可否认,特别当人们把自身局限在《资本论》第1卷,这次普及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使得掌握马克思著作的整体内容和方法论方面的预设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大风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第二国际中的改良主义权威所导致的倾向于露骨的经验主义,而逐渐摒弃了辩证的总体观。这是全然更具灾难性的,由于那个时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实证主义或新康德主义为导向,因此丢掉了对马克思理论起点的关注,即丢掉了黑格尔的思想。丢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目的,并且把这个批判本身更多地是在机械主义—自然主义(mechanistic-naturalistic)的个体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不足为奇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解释和李嘉图的、甚至包括萨伊的学说之间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在经济中围绕使用价值的作用问题,在价值和货币理论中,以及在危机理论中均可见到①。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资本论》第2卷的理解或许是最好的例子。尽管第2卷在辩证法的精妙和概念的清晰方面和第1卷同等重要,甚至超越第1卷,它却被富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较少阅读和理解。诚然,考茨基在1885年《新时代》上概略地谈及了第2卷,他用三页纸来讨论第2卷重要的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然而以短短两行字就去掉了著名的扩大再生产图示:“剩余价值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导致了矛盾的深化。”这几乎代表了随后20年中围绕《资本论》第2卷以德语所写内容的所有方面。第一篇(the first work)吸引了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关注,例如希法亭和鲍威尔,第2卷的第三篇,特别是再生产图示被俄国修正主义者杜冈·巴拉诺斯基(Tugan Baranowsky)在1903年论述过。在图示的帮助下,这些作者主要关注于提供证据,资本主义不是被经济崩溃所威胁,并且生产过剩危机仅仅被理解为比例失调危机。由于上述作者幼稚地混淆了第2卷的抽象图示和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新和谐论调”的解释。结果是,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图示仅仅代表了一个阶段,尽管是马克思对积累过程的考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它必须在马克思的危机和崩溃理论中得以完善。

  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的短暂繁荣意味着同那种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彻底决裂。以此视角出发,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Preobrazhensky)的杰出贡献,以及I.I.鲁宾(I.I.Rubin)和他的学派对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这一充满希望的发展在十年后被无情地中断了,接踵而至的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描述,如此野蛮和荒谬,20世纪30—5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言,现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个毫无生机和贫乏的时代。

  直到最近几年,主要在西欧,对《资本论》新的理解开始兴起,我很高兴地说,回归了它的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前提。幸运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依赖于新近出版的《大纲》,它打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实验室的大门,它使得马克思方法论的所有微妙之处和潜藏的环节公之于众。在此,我们记得列宁在1915年所说“箴言”的提醒:“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②

  我不知道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认真考虑了列宁的评论,也不知道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遵循了他的建议,然而现在我认为《大纲》的问世或许避免了直接啃这个苦果的必要性,以及避免了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彻底研究黑格尔全部的《逻辑学》”。同样的效果能够更直接地通过研究《大纲》本身而达到。正是《大纲》,它表明了《资本论》创建范围中的每一个要点都是辩证的,同时表明了马克思所归因于源于黑格尔方法论范畴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范畴包括: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本质和现象,一般、特殊和个别;直接性和间接性,差别、对立和矛盾,等等。作为非哲学专业人士,我并没有打算冒昧穷尽这个话题。相反,我将自身局限为谈及那些对于研究《大纲》的外行人来讲都是显而易见的话题——希望我偶然性的错误结论将被那些更能胜任此工作的人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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