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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理中国】技术变迁与世界政治“和合共生”的物质基础
2021年08月30日 14: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黄琪轩 字号
2021年08月30日 14: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黄琪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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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的色调……完全是因为现实中就有这种色彩。”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繁衍多而食物增长慢,食物供给跟不上人口增长。如此一来,人类注定会生活在托马斯·霍布斯所展示的世界,“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马尔萨斯的学说影响了一批人,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在社会科学领域,他们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国际关系领域,持类似看法的人被叫做“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社会生活,包括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悲观的。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描绘了过往的世界,展示了传统的智慧。随着技术变迁,当前世界政治展现出很多与传统智慧不同的方面。支撑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往往是在战争与备战中催生出来的。历史上大国竞争的残酷带动的技术变迁却为当今世界走向“和合共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技术变迁为人类逃离匮乏与暴力提供经济支撑

  技术变迁让人类逃离长期以来的稀缺与匮乏,更加丰裕的物质条件降低了人类用暴力维系生存的意愿。在很长的历史时段,由于技术限制,世界人均收入周期性地起伏,且陷入低水平循环。由于生存物资稀缺,在工业革命前,人类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动植物灭绝的主要驱动者。在稀缺的资源背景下,不仅人和自然界难以“和合共生”,人类不同群体之间也冲突不断。每当遭遇自然灾害,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南下侵扰农耕民族以获取稀缺的生存资源。暴力与冲突在分配稀缺的生存资源中曾扮演重要角色。时过境迁,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展示了历史上人类暴力水平逐渐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变迁使得凭借暴力与掠夺获取财富的诱惑极大降低。与此同时,创造与合作带来的财富日益凸显。在1500年,人类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额约为2500亿美元;在21世纪初,人类每年的产值约为60万亿美元。在此期间,人口增长了约14倍,而生产增长了约240倍。技术变迁让人类逐渐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使人类逐步远离生存困扰,“和合共生”的世界逐渐具备充足的仓廪和衣食。

 

  技术变迁为大国摆脱脆弱与战争提供安全保障

  技术变迁让国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危险与脆弱,更加精良的技术手段增强了大国以和平保障生存的能力。历史上,国家存亡充满不确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家间竞争是生存与毁灭的竞争。公元990年,欧洲存在数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公元1550年,只剩下500余个;到1780年,仅剩100个左右。国家存亡吸引了韩非子、马基雅维利等中外思想家进行深入思考。而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脆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也坦言:“国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惊奇。国家很少消亡,而公司则不然。”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国家的数量还增加了。今天的世界已难以重演古罗马的四方征服、蒙古人的纵横驰骋,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必霸”的论断指出大国需要靠争夺地区霸权来赢得安全。在当代世界,坚守如此信条会带来巨大危险。不少大国,如德国、日本在崛起过程中,试图取得地区乃至世界霸权。但是,它们最终得到的不是霸权,而是诸大国结盟以制衡其争霸行为,最终被他国军事占领。在经历漫长的国际竞争后,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在平衡国际安全冲击、世界市场波动,化解全球政治经济风险等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技术扩散让大国间的征服成本更高;技术变迁为大国摆脱脆弱与战争提供安全保障。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实现了战略防御占主导的平衡。“以武止戈”是中国古代智慧。在当今世界,“以武止戈”意味着技术变迁提升了武备的精良程度,将大国间相互伤害的能力提高到各方都难以承受的高度,这反而降低了国家的危险和脆弱。各大国都必须做好与竞争对手长期打交道的打算,这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长期博弈。即使大国都具备进攻能力,即使一个大国无法把握其他大国的意图,更加精良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国家以和平保障生存的能力。因此,随着技术变迁,“大国必霸”不再是理性大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主导逻辑。同普通人一样,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大国的危险与脆弱,显著提升了大国的生存能力。大国的生存和发展更多仰仗生产与创造而非掠夺与扩张。

  技术变迁为世界抵制强权霸凌提供关联纽带

  技术变迁改变了世界原有的利益和关联,更大范围的利益半径提升了全球各国共同反对个别大国强权霸凌的意愿和能力。历史上,由于技术局限,国家往往将利益半径锁定在周边。国际关系史上,英国长期着眼于欧洲大陆的“均势”;美国的“门罗宣言”则是防止欧洲强国染指美洲事务。随着世界政治中的蒸汽船、铁路、电报、喷气式客机、互联网等新事物的出现与普及,国家权力投射在空间上得到极大扩展;国家的利益半径随之扩大。美国波音公司的总部位于芝加哥,但波音大多数产品销往海外,且大部分零部件的原产地也在海外。2011年,波音公司前副总裁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我们造的每一架飞机上都有来自中国的部件。中国华为的全球研发中心遍布世界,落户在班加罗尔、硅谷、达拉斯、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技术的变迁改变了国家的权力投射和利益半径,增强了国家的对外能力与海外利益。密集交织的全球产业、贸易、投资、金融、移民等各式链条、各种网络,让双边冲突更具多变性。当今世界,技术进步带来世界各国利益半径的扩大意味着关联利益增多。这样的庞大互动网络和关联纽带不仅促进了各国利益,也约束着各国,包括大国的行为。“同在一屋檐下”的共同责任增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利益相关者增多。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更广,关联利益增多,相距遥远、疆域狭小的他国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位于另一个半球的大国的安全与繁荣。在20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以后,冷战中的对手美苏联手合作支持埃及。技术变迁扩大了世界各国原有的利益半径,带来了更多的、更广泛的参与者,动员了更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约束强者单边的恣意行为,提升了全球以“相互保障共存”增进利益的意愿和能力。

  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世界政治中的技术变迁为人类、为大国、为全球提供了“和合共生”的物质基础。随着技术变迁改善物质供给,人类靠暴力获得生存资源的意愿下降,创造与合作带来的财富日益增加;随着技术变迁提升安全保障,大国靠征服和扩张确保生存的能力降低,生产与创造增进的利益更加显现;随着技术变迁增进全球互联互通,各国利益半径扩大,关联利益增多,共同反对个别大国强权霸凌、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增强。技术变迁使得暴力在降低、大国无战事、小国更安全。世界政治在变化,即使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也需要重新审视现实世界的变化。当代世界的技术变迁为世界走向“和合共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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