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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理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和实践智慧
2020年07月23日 09: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字号
关键词:国家治理;经济转型;现代化

内容摘要:在“求变”“求稳”多重价值取向的冲突之下,如何构建与经济转型步伐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挑战,更是机遇。复杂的现实状况为我们高要求高标准创建基于本土的治理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话语提供了契机。在不断化解难题的过程中,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治理方式和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国家治理;经济转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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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增速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转型已具有相对明确的目标、路径和体制,与经济转型同步进行的是日益开放、稳健的社会治理转型。在“求变”“求稳”多重价值取向的冲突之下,如何构建与经济转型步伐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挑战,更是机遇。复杂的现实状况为我们高要求高标准创建基于本土的治理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话语提供了契机。在不断化解难题的过程中,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治理方式和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

  法治国家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形态,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依法治理,国家的公权力受法律约束,人民的私权利受法律保护,社会在法律的规范下有序运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认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定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以良法保障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法治化。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良法应当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实现善治,就需要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是新时代对于法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法治社会建设,是执政党的主观选择,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法治社会建设涉及诸多环节,需要找到其根基和着力点。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认为:“伴随着旧有的身份社会的瓦解,社会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化,思想意识同步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基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在所有环节中处于基础性位置,体现法治社会建设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特殊性。基层是国家政权与社会接触的一线,是国家权力的末梢,是民众进入政权体系的入口。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与基层社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结合起来进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建设措施的有效性,建立在契合基层社会条件和需求的基础之上。”[2]

  中国法治建设汲取了大量西方经验,但在法治社会方面,中国社会治理基础与西方社会有别,有诸多特殊的背景、特质和需求。因此,我们既不可照搬照抄西方,也不可因循传统,必须坚持从实践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浙江大学教授张文显认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提升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空前高度,推进法治理论创新、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法学体系,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针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实践问题即目标和抓手问题,而提出的创新性概念和命题,是从实践问题出发探索理论创新的模范。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强国必须要有深厚的法律思想和发达的法学体系,才能拥有强大的国际法治话语权,才有能力主导全球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变革,才有希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合理化、法治化。”[3]

  中国国家治理的自主性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国家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具有威权引领功能的重大责任主体,遵循、维系和保障国家逻辑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是深化国家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合理需求,是规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要素分层和功能重叠的定海神针。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认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实践并未完全按照现代化理论预设的路径前行。显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化是一种手段,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推进社会治理转型的根本目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不仅证伪了现代化的历史趋同论,而且证伪了将‘现代化’作为国家根本目标的理论假设。我们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之外,已经尝试提出了‘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4]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不仅表明在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同时还逻辑地确认了一个重要价值结构问题,即国家治理的机构、体制及其价值指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与西方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能有效避免政治上的无序和内耗,保持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保证决策的高效性和很强的执行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的不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经的初始阶段,而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长达上百年。所以,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变’和‘没有变’,着眼点均强调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5]

  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之初,所谓“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等口号,明确传递出主张国家退场、消解国家逻辑的立场。从本质上说,西方治理理论在当代的出场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代表着倡导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崛起,因此,在西方治理理论的内部探讨中,不论是“国家的回退”还是“向国家回退”,都是以治理为基本框架的自由主义内部争论。西方治理理论很少讨论国家治理机构、体制及其价值指向问题,这与他们消解治理体系国家逻辑的立场有关。事实上,自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以来,国家治理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尽管相对于国家统治而言,它只是在较小范围内存在并发挥着有限的作用。因此,在当代语境中讨论国家治理机构、体制及其价值指向问题,是西方治理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认为:“国家治理的权力不是来自于研究者强加给历史的某些外生性的结构或变量,也不是来自于历史上的统治者依靠资源占有优势而行使的强制力。国家权力来自于由制度与具体历史过程的交融而铸就的历史机制。更重要的是,国家治理权力的面貌必须在社会科学学理分析中才得以呈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性恰恰在于那些内生于复杂历史机制中的多种可能性。只有承认这样的历史性,我们才能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理——而不是某些僵化的理论模式——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权力给予系统性解释。这是对具体历史研究的推进,是对具有实在性的制度力量的揭示,也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深刻的社会生产方式变化如何切实作用于国家治理方式的思考。这些都说明了‘内生性演化’研究所具有的融合传统历史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潜力。”[6]

  中国国家治理的国家逻辑

  当今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治理实践的失败,恰恰也是由其在治理实践中消解国家逻辑造成的。国家逻辑不是国家权力的主观意志,而是植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的、动态的历史现象。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何艳玲认为:“1949年以来,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历史让中国选择了其特定的政党领导国家模式,其在初始条件上,并没有设置诸如代议制民主、政党竞争、权力分割等元素(事实上,这些因素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必然事实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建立国家与领导国家过程中,如何形成自身行动的相对优势与自主意识并提升能力,并以此来实现自身的政策或目标。而这种政党主张,由于其规定的代表性基础,也是大多数人民的主张。”[7]

  能力性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逻辑的核心指数,其要意是指国家履行其治理职能和使命担当的能力。这种治理职能和使命担当所表达的是作为社会对应物的国家的领导力、动员力和凝聚力之治理权威,即资源集聚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制度能力的总量和质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总量和质量不断增长和提升的过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进华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标志着中国治理实现了从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这无疑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上强化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力的逻辑功能,即从权力的强制性单向行使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共同体良性互动的治理逻辑。坚守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逻辑,既准确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治理观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核心立场和原则,又科学把握了当代中国治理实践和全球治理实践的本质特征和趋势,进而彰显出极其重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8]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是个世界性议题,依据国家与社会矛盾运动的不同样态和不同阶段,国家逻辑的性质、功能及其价值取向呈现出异质化和多样性。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了“无国家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国家”都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助推现代国家建设的强力引擎。坚守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逻辑,不仅具有现实的中国意义,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在以资本为原则的治理方案难以应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倡导以国家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全球范围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文明类型。只有坚守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逻辑,发达国家才可能跳出始终制约其发展的现代性危机,发展中国家才能绕开“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现代性或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国家之间的关系才能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丛林法则,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构建起来。

 

  注释:

  [1]王利明:《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4]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5]谢春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6]罗祎楠:《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学理探索——以宋元明历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7]何艳玲:《理顺关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8]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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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阮益嫘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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