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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书简】罗德尼·佩弗与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
2020年06月22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义天 字号
关键词:分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现代社会正义思想

内容摘要: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德尼·佩弗(Rodney G. Peffer)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集中呈现了佩弗在反思现代社会正义思想、建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方面的自觉努力。

关键词:分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现代社会正义思想

作者简介: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德尼·佩弗(Rodney G. Peffer)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集中呈现了佩弗在反思现代社会正义思想、建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方面的自觉努力。整体而言,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1)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澄清马克思的道德观念和正义思想;(2)综合考察当代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思想所展开的种种争论,并对其中不同观点进行回应;(3)借鉴当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及方法,努力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道德与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份重要参考。因此,理解它的创作背景、问题意识和主要观点,就变得十分重要。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规范理论的重建

  20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发生了两大学术事件,一个是以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另一个是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的兴起。这两个事件都对佩弗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兴起于英美学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流派,分析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通过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的方法”,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的某些理论。1978年,牛津大学教授G. A.科恩(G. A. Cohen)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堪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随后,他与另外几位同样有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志趣、同样认可分析研究路径的理论家组成“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正式宣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不过,九月小组这个松散的学术组织并没有覆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随后数十年间,英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猎九月小组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剥削、阶级、正义等),并且自觉运用分析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外延不断拓展。佩弗正是其中一员。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就是一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学者看来,源自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认识社会历史的优秀理论,但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看却略显粗糙。因此,他们试图运用分析的方法而将这一传统重构为一种更为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所谓“分析的方法”,指的是从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而来、旨在确保概念表述更精确、论证过程更严谨的方法,既包括逻辑与语言分析的方法,也包括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等专业理论,等等。对他们而言,“分析的”意味着概念明确、逻辑自洽、论证严谨、表述清晰。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虽然广泛,但研究主题始终围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如科恩所说:“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它们是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来说,甚至更具体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社会主义又对在哪?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他们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分析和阐释马克思的理论。其中,比较知名的成果包括科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埃尔斯特关于阶级理论的博弈论重构,等等。

  除了这些经验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经典作家并不重视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的建构。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东剧变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状况,使得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前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所采取的那种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方式是不充分的,因而开始转向致力于从道德规范角度为社会主义提供辩护,以鼓励人们能够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另一方面,当代学界不断复兴的英美政治哲学思潮也深深影响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焦点,促使他们陆续介入各种围绕社会正义理论等主题而展开的学术争论之中,并且积极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

  如果说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那么,佩弗的工作无疑就属于其中的重要一环。与上述研究主题和理论动机相同,他写作该书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澄清马克思的道德观念和正义思想,并借鉴当代政治哲学的资源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从而论证并捍卫“社会主义在道德上优于资本主义”这一基本命题。

  二、“正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这项工作本身充满挑战。毕竟,马克思不是专门的道德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他没有留下完整连贯的道德或政治哲学体系,我们只能从他丰富的著述中找到一些零散的论述。不仅如此,除了文本的匮乏,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是马克思对待“正义”“道德”等规范话语的复杂态度。在有些文字中,马克思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他持有自己的正义观念,并且,他正是基于这种正义观念而指斥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可是,在另一些文本中,他又曾明确批判蒲鲁东、拉萨尔等人关于正义的诉求,甚至宣称共产党人从不进行道德说教。这使得他的正义理论和道德观念充满争议。对此,佩弗有着清醒认识。在本书“导言”部分,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若要建构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理论,必须首先完成两项基本任务:第一,阐明马克思所隐含的道德和正义观念;第二,回应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不兼容”这一难题。如果说第一项任务主要涉及文本的梳理,那么,第二项任务则还需在此基础上提供逻辑自洽的论证,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的相容性。

  对佩弗来说,两项任务的发生源头尽管皆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之中,但更为直接的挑战,其实来自他当时所面对的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境。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和艾伦·伍德(Allen W. Wood)提出了被学界后来称作“塔克—伍德命题”的重要观点。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讨论,给予反驳和辩护,形成了一场围绕“马克思与正义”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塔克和伍德的基本观点是,根据文本,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马克思并不赞同以“不正义”为名来指责和批判资本主义。伍德指出,虽然人们倾向于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抨击中推出马克思是基于正义和道德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这种观点却与马克思的真实意思相悖。伍德认为,马克思将“正义”看作是法权的概念,是从司法角度对社会事实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因此,“正义”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且受制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约束。所以,一个经济交易或一种社会制度“正义”与否,取决于它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与之相一致、相适应就是正义的,与之不一致、不适应就是不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是且仅是一种用于描述某种行为或制度是否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事实性标准;它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难以承担超越的批判作用,人们无法凭借这种实际是由生产方式所派生的概念而开展对它所依附的生产方式的有效批判。于是,在这种逻辑下,伍德得出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结论:即,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伍德是在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不意味着他是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毋宁说,伍德这里所否定的,其实是人们惯常所以为的马克思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定理由。换言之,伍德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从正义或道德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成立;马克思的确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却是以其他的方式(与“道德”无关的方式)而不是以“正义”或“道德”的方式来反对资本主义。

  除了伍德的挑战,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同样否定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之间的相容性。比如:(1)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科学理论,不包含任何价值论或规范论的成分;(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道德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3)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正义和道德只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幻象,缺乏实在性和积极意义;(4)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的强调本质上是一种瓦解道德客观性的相对主义观点。

  对于上述观点,佩弗结合文本分析和伦理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一一反驳。他富有创见地区分了马克思在道德问题上的经验话语与评价话语,区分了内在于社会制度的规范判断与外在于社会制度的规范判断。佩弗指出,马克思对道德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描述,只不过是他对道德问题的一种经验解释,但绝不是马克思在道德问题上的唯一解释。因为,他还做出了许多规范评价,即关于应当建构何种社会、应当构造何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应当实施何种法律或政策的道德判断。而这些判断,毫无疑问属于规范层面的论述。可以说,在进行经验解释时,马克思确实指出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但是,在进行规范评价时,马克思则针对资本主义及其剥削行为明确给出了诸如“盗窃”“掠夺”这样的道德谴责。在佩弗看来,伍德等人对马克思的道德判断和规范话语视而不见,仅仅认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于社会制度的经验解释,认为人们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来审视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现象,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马克思从未承诺过,在一个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超越”其主导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规范话语。佩弗认为,马克思文本中那些充满道德意味和价值指向的言辞,恰恰是其规范话语客观存在的例示。

  三、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

  证明道德、正义等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合法性,就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建构奠定基础。如佩弗所说,这本书的终极目标在于提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为此,佩弗系统考察了马克思从青年到晚年时期的全部思想文本。他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尽管马克思没有一种现成的、成熟的道德哲学,但马克思确实持有一种规范性观念。而这种观念从1844年他的早期思想形成时就已出现,并一直贯穿其晚年著作。佩弗认为,这种观念是以三种基本的道德价值为基础的,即自由(自我决定意义上的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

  在这里,佩弗不得不面对并处理的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即便马克思确实持有规范性观念,那么,其中所蕴涵的上述价值就一定是道德价值吗?毕竟,伍德早已做出一个重要区分,即,道德的善(moral goods)与非道德的善(nonmoral goods)的区分。伍德认为,规范性的价值可以分为道德的善和非道德的善;前者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义务等,而后者则包括诸如快乐、幸福、自由或能力的实现等。马克思思想中也许涉及规范维度,然而,如果它们只不过是自由、人类共同体或自我实现的话,那么,它们将仅仅涉及非道德的善而不是道德的善。换言之,它们也许可以构成马克思的规范性观念,但不足以构成其道德观点。

  佩弗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解答。他指出,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起就关注个体自由,并且越来越明晰地将自由理解为自我决定。但是,除了将自由视作一种重要的善,马克思还重视对自由的平等分配。佩弗认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平等的自由原则”。这种平等的分配原则能够为特定的道德理论提供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倾向于促进自由、人类共同体或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基本善的最大化,而且希望促进关于它们的平等主义分配。佩弗指出,在这些基本善中,自由是马克思尤其关注的。因为,无论是对人类共同体还是对自我实现来说,它们的最大化都只有是在实现个体自由的最大化之后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好的社会应当使所有个体最大可能地实现自由或自我决定。佩弗将这种观念概括为“最大平等的自由原则”。他还借鉴伯林、罗尔斯的说法,界定了这条原则的具体内涵——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既指消极自由(即,免于不正当干涉个人事务的自由),又指积极自由(即,支配个人生活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又分为两个层面的权利:一种是平等参与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决策过程的权利,另一种是平等获得自我实现手段的权利。

  当然,佩弗所建构的这些观点和原则仍要接受上述检验,即,它们能否作为道德价值而对资本主义展开有效的道德批判?对此,佩弗是乐观的。他相信,基于“最大平等的自由原则”,马克思可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在道德上的不正当性。他认为,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剥削过程,其实是指一种包含“强迫劳动”的社会现象。它的本质在于,通过某种特定的经济机制,将基于强迫而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无需付出任何报酬地从一个阶级(生产阶级)转移至另一个阶级(非生产阶级)。显然,如果“最大平等的自由原则”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无酬的强迫劳动无疑就侵犯了工人阶级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因此,资本主义剥削必然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不正当。

  进一步地,佩弗试图构造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正义理论。在这方面,就佩弗个人而言,虽然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是作为一名英美学者,无论是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还是他的致思方向,都会深受当代政治哲学的影响。因此,就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借用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成果来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一样,佩弗也灵活地选用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术语和范式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和道德理论。在澄清了马克思的基本道德价值后,佩弗借助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的形式,具体阐释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正义理论,形成了四个按词典式序列排序的原则:(1)每个人的在安全和生存方面的基本权利必须被尊重;(2)应当实现一个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最大体系,包括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身自由、拥有财产的权利和不被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自由;(3)社会成员在获取社会职位和参与社会决策过程时应当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4)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当且仅当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并且与正义的储存原则相一致时才是正当的,并且其不平等的程度不得超出将严重损害平等的自由价值或自尊的善的限度。

  然而,佩弗注意到,对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建构来说,澄清马克思所认同的基本道德价值、构造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正义理论,这些还只是完成了部分的理论目标。因为,要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和“应以何种社会主义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等关键议题,不仅需要一套规范原则来评价不同的社会安排,而且需要一种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判定哪些社会安排真正具有历史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些具有可能性的社会安排中何种最符合上述规范原则。佩弗不失谨慎地指出,道德和正义理论虽然在整体上属于规范性研究,但它们若要获得充分证明,就不能脱离经验研究的支持。毕竟,仅仅从规范原则出发,我们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当选择何种社会制度,除非我们同时从经验性的理论或判断中发现这种社会制度的实际状况。因此,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应当既包括价值层面的道德理论,也应当包括经验层面的社会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佩弗还要专门花篇幅,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于证明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言是极其关键的。结合马克思的经验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佩弗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验判断,以进一步支持他所要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立场。相比于诸多仅仅注重建构单纯的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著作而言,对经验理论的重视、对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内在关系的重视,显然是像佩弗这样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的独到和优长之处。

  四、余论与反思

  佩弗凭借分析的方法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而建构的规范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或者说,它在何种意义上或在多大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也许是人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对此,佩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自己的论述之所以堪称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主要基于如下三点:首先,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即,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在道德上要优于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因此,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实施的政治革命在道德上也就具有正当性。其次,这种理论承认平等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最后,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理论,包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等。佩弗认为,正是这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使得他的工作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保持一致。

  诚然,佩弗的工作对于启发马克思主义者思考规范问题进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来说,是颇有帮助的。他的理论建构,对于我国学界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也有特别的借鉴意义。不过,他的观点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比如,他几乎完全按照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范式和术语来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特别是,他对罗尔斯的思想有过多的依赖;无论是从基本的概念范畴,还是一般的方法论,都是如此。甚至,他还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某种修正版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标尺。尽管罗尔斯等左翼自由主义者具有一定的平等倾向,但他们仍属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佩弗的建构部分地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某些本质差别。

  不仅如此,由于对当代西方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充分接受和娴熟运用,佩弗关于道德、正义等范畴的理解其实与马克思也存在实质区异。因为,佩弗依然相信存在某种客观、普适的道德或正义观念。而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他对“广义的反思平衡”方法的认同上。要知道,罗尔斯所提出的这种用于检验正义理论之有效性的方法,强调的恰恰是正义理论所建构的正义原则必须与人们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达成平衡。因此,它本质上仍是一种诉诸理性和观念的方法,并且默认某种客观普适的道德存在。显然,这与马克思对道德的理解格格不入。因为,马克思的一个坚定观念就是,道德随历史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永恒的或普遍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差别和张力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这些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给予更为自觉的反思才行。

  

  (作者系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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