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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性关键
2019年11月22日 10: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荣臣 王启超 苟立伟 字号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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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到家里作客。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历代王朝先兴后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具体设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高度来认识。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靠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血雨腥风中诞生的,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党思维高度,要求全党防止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务必继续保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待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目标,在党和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1954年宪法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他在谈到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说:“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1]1953年在杭州起草宪法期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在起草的过程中,他曾经开列过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十种,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他解释:“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关于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出发点就是“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2]邓小平在1956年9月16日“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了实施党代会常任制的意见,并进行了论证。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在全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希望全党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全党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执政党如何使自己的决策和运行机制更适应执政的特点,如何按照执政的要求建立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恰恰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训,结合执政党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从制度上建设党的问题。关于党的制度建设,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3]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一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了诸如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党内选举、党的组织生活、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职务任期以及离休、退休、党的纪律、党内监督等制度,对巩固党的建设各项成果起到重要作用。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尤为重要。[4]《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本次全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5]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党的领导。“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文明国家的理想追求,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衰落之后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和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侵略者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有识之士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和“学习西方,拯救中华”的口号。康梁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都是在寻找振兴中华发展的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打基础是他们行动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探索民族彻底解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一化三改”为主体内容的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按照“三步走”的基本方略,更加坚定地朝着国家现代化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并且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转变与战略选择,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庞大的综合性概念,既包括国家治理的主体,如党、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也包括国家治理的客体,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同时还包括国家治理的道路、理论、制度、政策、方法等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客观上就是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6]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大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具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必须真正发挥好党的全面领导的作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继往开来中解决障碍和弊端,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应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一切工作当中,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将党的坚强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各环节,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方面。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关键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全会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指出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勾画了13个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统领和贯穿其它12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决定》就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进行了6项具体制度安排,这是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是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决定》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纳入党的制度建设,提出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决定》对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基础、用初心使命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创造中践行初心使命提出了制度方面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使全体党员明白“我是谁、为了谁”,并在制度的规约下践行党的初心,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到实处。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偏离党的政治建设正确方向,其他方面的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决定》提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是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体制机制方面,《决定》提出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并从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请示报告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决定》在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方面作出要求。

  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地位的准确界定,必须体现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国家政权机构、体制、机制等的设计、安排、运行之中。《决定》具体部署了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实现党的领导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全覆盖;“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动、增强合力。

  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是党领导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决定》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健全群团工作体系等方面具体部署。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确保人民团体能够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决定治国理政成效。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增强执政本领。当今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复杂多变,这些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健全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制度安排,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正确的集中;科学决策,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多方面的本领。

  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所开展的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自我完善的能力,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决定》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方面,充分体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健全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5—66页。

  [6]《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 

作者简介

姓名:张荣臣 王启超 苟立伟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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