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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未来:新全球化洪波涌起的时代逻辑
2018年09月04日 09: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放 字号
所属学科:马克思主义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新全球化

内容摘要:尽管全球化呈现出的问题结构相当复杂,且存在广泛的学理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美国模式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或市场的全球化.相反,随着全球化趋势逐步走向深入,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样态已经深刻表现为超越了世界性商品生产与竞争的初阶形态,并转进为制度生产与竞争的全球化、思想生产与竞争的全球化、政策生产与竞争的全球化,核心表达是社会发展质量在战略规划与竞争层面的全球化高阶形态。而“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的历史性活动及其结果,更显性地表达为全球化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比如反映在国际关系层面围绕推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坚持深化公正合理全球化的国际博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新全球化

作者简介: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生态系统。从远古至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时代性跃迁不断推进人的主体力量的实践创造,生态视野中的人类社会不仅日益丰富地表达着生物多样性的普遍联系机制,而且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生物性链接日益走出纯粹生物学表达的意义空间,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思想等诸领域,历史地生成了全要素生存与发展结构。于是,在地域性文明历史向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历史转变维度中,依托于文明多样性的人类交往实践,开始走向全球性生存与发展样态,并催生了全球化进程悄然兴起。应该说,全球化是源于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性后果,而非生物多样性世代存续的自然之理。世界历史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的重要结果,同样地,全球化走进人类文明的历史光谱中,也是世界历史演进的重要结果。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突出地表现为日益全方位拓展的经济全球化,与之相适应,政治多极化日益强劲,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在全球化语境中,这“四化”的现实发展逻辑,无疑为人类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未来进程注入了前进动力,鲜明映照了这个时代主题的丰富理据,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开拓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诸多可能性。

  广义来讲,观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关于当代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实质性分析,早已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理论群。尽管全球化呈现出的问题结构相当复杂,且存在广泛的学理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美国模式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或市场的全球化,相反,随着全球化趋势逐步走向深入,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样态已经深刻表现为超越了世界性商品生产与竞争的初阶形态,并转进为制度生产与竞争的全球化、思想生产与竞争的全球化、政策生产与竞争的全球化,核心表达是社会发展质量在战略规划与竞争层面的全球化高阶形态。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表达,全球化始终具有社会发展全要素构成的内在特征,决非单一评价标准就能包打天下的。在不同的理论分析光谱中,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全球化”趋势的历史必然性解读,是最具阐释力的思想逻辑和最重要的理论基石。虽然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概念,但是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逻辑建构,实际上为超越各种主观考察全球化理论与实践的发生学逻辑,建立了科学严整的起源学分析框架。

  一方面,历史是人的活动过程及其能动结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人的历史性活动紧密相关。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欧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社会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下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人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系统变革开始引发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空前的链式反应。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具有了全球性特征,把地域性文明形态的自主生存逻辑推进到全球文明形态的互动生存逻辑这一历史过程中,当地域历史走入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客观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一系列论著,创立了作为唯物史观重要内容且自成体系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实质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注的基本问域,是个人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即: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两个方面。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历史从部分民族历史到整体世界历史的发展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过程。可见,人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属人的理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存在,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发展状态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实现。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维度中,才能认清未来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时代条件和主体力量。全球化的展开是深刻的“地理性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全球化不过是“世界历史”这一纪元式描述历史总体性变革在量层面的进一步扩张和深化。而“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的历史性活动及其结果,更显性地表达为全球化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比如反映在国际关系层面围绕推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坚持深化公正合理全球化的国际博弈。

  另一方面,历史是核心动力机制展开的实践过程,马克思深刻阐释了全球化发展的资本逻辑动力系统。考察全球化兴起的脉络,它不会是一个地域、国家、社会和人积极开展自组织行为的世界整体性运动。通过对“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现代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发现除了各种形式的军事与文化征服以及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展开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密切相关,即资本逻辑深刻锻造了全球化的历史性出场。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正是资本的增值与逐利本性,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超越一切空间界限”,[2]即使地球这个最大单位的资源载体都要迫切变成它的市场构成要素,以开拓无限大的世界市场;同时通过与制度化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发展和改善交通、通信和信用制度等基础条件,资本迫切需要最大化地“压缩”全球流通时间,“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也就是说,只有借助全要素生产方式不断地突破物质生产的自然物理空间,进而建构资本化的“时空运动秩序”,资本才能有效实现和促进自身的无限增长过程。然而,面对无极限增长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却敏锐地洞察到资本纵横驰骋的有限归宿,这就是:比照物质的生产现实,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为重要。在无限拓展物质生产空间的同时,资本必然通过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开辟出比物质生产空间更为重要的社会空间。资本运动导致的这种“空间联动”,是资本空间限度造成的典型脱域性现象,这决定了资本逻辑的“打开方式”,不得不由经济领域拓展为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由利益博弈关系的复杂性延伸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性,从而在本质上形成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在现象上指向了资本逻辑框架下资本主导者拒绝完善不合理的结构化生产分工格局,拒绝打破不平等的社会化等差格局,拒绝调整不公正的资本化分配制度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利润率呈不断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理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资本主义进行“时间—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旨在廓清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长久生存之谜。

  资本不仅“目中无人”,而且资本逻辑面对利益护持与增值扩张从不妥协。通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生成的逻辑表达与资本空间限度考察所遮蔽的资本内在否定性,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历史与资本运动的广阔空间,创造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了,然而资本无限增值无论如何都必须突破任何界限的特性,却把资本逻辑的自身命运又逻辑地包含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之中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终极裁判,是不容许资本逻辑恣意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资本在全球扩张伊始,就必然难以抵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斗争的出现,特别是时至今日各种思想流派、话语逻辑甚至是国家行动以形形色色的名义谋求主导或阻碍全球化进程,都终将成为全球化思想博物馆中的实践标本,而只有把握历史规律、切中全球化脉搏的思想逻辑,才能在实践中葆有生命力,始终走在时代浪潮的前沿并发挥指引作用。同时,全球化本身内在地孕育着人类超越资本抽象统治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决定了全球化的结果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利用全球资本、超越资本逻辑,开辟更具公平性的全球化实践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基本矛盾及其合理解决方法的哲学把握,而且马克思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4]这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阐发的现代性思想密切关联,进而洞察了现代性的自反性对全球化已造成的深远影响,也提出了全球化的现代性维度问题。不言而喻,面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全球化兴起,世界历史在时空起点意义上就是从全球化开始的。但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性,不仅包含与世界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内容,而且它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贯穿于现代社会机体的运行过程中。因此,把握现代性无法脱离世界历史维度,依然要抓住历史运动过程中的资本逻辑,这源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对现代性矛盾起着根本决定作用,即资本生产中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根基处规定着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把握资本逻辑对于正确看待各种全球化现象及其深层动因机理,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的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体现,现代性内在地具有全球性,全球化内在地具有现代性,它“深藏着一个以资本主导的单边全球化向去资本中心化的多边共存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简言之,全球化意味着去中心化与差异性的共生共存。这就不仅为民族性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全球化中绽放光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人类构建多元互动共存的全球秩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开拓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时空,提供了逻辑前提。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必然介入全球化,但这并不否定现代化的民族性及其传统文化内涵”。[5]

  至此,作为“世界历史”、“全球化”到“现代性”这三个概念所共同指向的问题主体,“资本主义”的角色定位该如何表述?我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但决不是世界历史的完成者,更不会与世界历史相始终。同样地,资本主义发动了全球化的历史引擎,但决不是全球化的历史总导演,更不会与全球化共进退。这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与人类社会的解放相一致的,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由导致人的异化的资本逻辑向人的最终解放的属人逻辑演进的社会发展趋势;与之相对照,全球化进程客观上内含着世界历史时代追求全球由前现代向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目标和历史内容,这导致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框架下的时代进程,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所说:“‘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6]对此,德国知名马克思研究者、《汉堡商报》前总编辑贝恩德·齐泽默(Bernd Ziesemer)在专著《卡尔·马克思:第一位提出全球化的思想家》中指出,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100多年前当大多数经济学家仍以德国、法国或是欧洲某单一国家作为分析贸易和经济问题的对象时,马克思已经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马克思一系列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都在指向一个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是第一位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思想家,他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和预测,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7]

  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性开启,取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经济动力学机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加速与深化趋势真正完成全球“闭合”形态,则肇始于20世纪冷战格局发生了颠覆性改变,“长期以来,主流叙事都将中国仅仅看作全球化进程的被动接受者与参与者。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内嵌于全球化进程的,但现代以来由于复杂历史原因,中国开始脱离全球化浪潮,脱胎于冷战的分裂进程中。直到冷战终结,中国再次融入全球化进程。”[8]然而,至今在资本逻辑规制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成果甚至是矛盾危机的复杂程度,客观上已超出了资本主义这单只引擎有效干预的历史惯性和全面操纵的现实能力。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9]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和全球发展失衡,是当今全球化发展进程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所谓逆全球化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化表现,所谓反全球化也是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等思潮泛滥背景下影响范围最大的世界性社会运动之一,其本身也已“全球化”了。对此,贝恩德·齐泽默则进一步认为,西方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全球化的低潮,而不是倒退与萎缩。

  应该说,无论是逆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所反映的症结无不指向西方世界出了问题,导致国际资本逻辑必然护持旧有国际秩序的差序格局,拒斥所谓的“反体系化运动”,加之继承于早期全球化时代殖民主义传统的“生存空间”理念,进而决定了西方世界必然竭力进行新一轮的策略调整、力量聚合和规则改变,力图重建西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西方资本化国际统治进程中的上述“两个必然”,在根本上愈加面临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明的“两个必然”逻辑无可辩驳的批判:“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尽管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更广阔的视野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依旧是必然性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2]在此,我们基于马克思所指明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是世界性的,它“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3]同样能得出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生存方式也是世界性的这一重要结论,正是因为“中国是在与世界联系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只能在‘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中建设社会主义。”[14]这即是说,世界历史进程和全球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而且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错综复杂的世界关系脉络中开掘出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更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致力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15]促进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开拓了“全球性”价值与意义空间。

  深入研讨“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有一个重要的现实维度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既有的全球化需要重新设定它的价值与目标了。全球化不仅是对事实和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建构。无论“旧”的全球化过程如何花样翻新,它的“核心功能”只会把全球化打造成为“中心—外围”板结的利益结构、等差层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先进—落后”之别的文明结构,实际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体系进程,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进步典型性特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分水岭”。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不仅在原有全球化发起者那里,全球化的事实与价值开始发生分裂,而且全球化的跟跑者甚至是受害者,都在呼吁适时调整全球化的顶层设计。世界正面临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面对全球化“乱象”,观察世界的视角只有不随波逐流、不被现象所绑架,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科学研究表明,量的存在方式是事物质的实现方式……事物的质就是在量及其存在方式中得到实现的。”[16]量是事物的延展和复多,是运动形式的规定,这种规定性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运动过程的秩序性,无论是有序还是无序、失序都属于事物的“序”范畴,是在系统意义上对事物呈现出无限多样性发展变化的特殊性与“序”作为普遍性描述的重要前提。因此,系统的有序性或无序性变化,都必然导致系统状态变量的变化,在广义上这深刻说明:在任何条件下事物的发展都存在“序”的表达,重点要关注作为“量的存在方式”的序呈现如何变化走向,为科学判断事物发展的未来提供扎实的分析依据。我们观察全球化的“量的存在方式”,也就是全球化的“序”问题,会清晰地发现:在宏观意义上,世界时刻存在着秩序和秩序性表达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因此“无序的世界”并不存在,考察世界的秩序性就是在探索世界发展的规律性,其中宏观的秩序体现在相互联系和交叉网络化的空间中,微观的秩序就是宏观秩序的具体化,即秩序网络中的“结”,它会比宏观秩序更加不稳定、更加结构单一化、更加变化剧烈,也就更加具有切近的迷惑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除了摆脱全球化“乱象”的纷扰,还要深入到现象背后探究全球化进程中诸多以“量的存在方式”为稳定表达形式,才有助于真实分析全球化系统过程所需要的自然秩序、生命秩序、社会秩序乃至国家秩序、国际秩序的嵌入逻辑。由此,基于中国论域看待新全球化的要素构造,无疑必然关联“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中国大战略”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本质上是超越旧有游戏规则的现象级秩序转换过程,是世界秩序网络葆有生命力的体现,是我们在理论上有底气深入回答世界历史发展有关阶段性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理论创新实现“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正确基石。

  如此看来,“新全球化”的历史性出场,必须鲜明体现如下创新原则: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在实践上,“新全球化”的新原则必须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新国际秩序”、从不安全到安全的“新安全格局”、从不开放到开放、不包容到包容的“新经济模式”、从排他到非排他的“新文明交流”、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生态体系”等具体领域支撑。[18]当然,全球化无论如何都要落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博弈与合作过程,才具有坚实的国际法规则保障与支持。在国际生存经验的总结中,有三种游戏类型是高度经典化的,即: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其中非零和博弈又分为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作为博弈论的一个概念,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又称零和游戏,属非合作博弈。因为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所以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与零和博弈相对,非零和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对局各方不再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局中人的所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局中人要遭受同样数量的损失。其中,正和博弈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体的利益有所增加;负和博弈指博弈双方都有损失,整体的利益有所减少。毫无疑问,新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是指向合作中求双赢,谋求博弈的最终目的是正和。

  在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看来,这是相当符合“游戏哲学”的。“世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可称为有限游戏,另一种称为无限游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如果有限游戏有获胜者,那么这个游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终结。有人获胜,有限游戏便终结了……参与者的认同,是确定谁赢得游戏的绝对必要条件。”“除非参与者自愿选择参与,否则就不存在有限游戏。谁也无法同被迫参与的人进行游戏,这是所有游戏不变的原则,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均是如此。无论谁参与,都是自愿参与,被迫参与便失去了参与的意义。”[19]因此,“有限游戏参与者在界限内游戏;无限游戏参与者与界限游戏。”[20]卡斯最后的研究结论是:“世上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21]可以说,新全球化时代进程的兴起,就是对旧全球化以“有限游戏”模式开启文明发展零和游戏的历史性否定。“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究竟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还是“潘多拉的盒子”,取决于世界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理念的选择与制度的设计。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说过:“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应该说,杜南通过解读战争与灾难的见解是相当可贵的,那么在全球化层面展望未来,我们这个世界会好吗?

  2017年3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的境外代表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国际分工,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可以通过贸易来推动沟通协商,从而避免冲突乃至战争。“中国要维护贸易自由化,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内需,向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会。”李克强说:“至于全球化谁来牵头,坦率讲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全球化需要全球人携手解决,也不是一个国家左右得了的。”[22]战略实践上坚实的顶层判断,总需要理论阐释上扎实的逻辑支撑。为此,我们既要从走进历史深处的过去瞻望全球化发展的未来形态,也要预判未来的全球化正迅猛地冲击着现在的应然逻辑,更要积极建立应对现在全球化进程变迁这个“正在发生的未来”的实然逻辑。面向未来,总是会令人不安又令人充满期待的,正是未来的必然性、迫切性、深广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主动迎接好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需要重思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冯友兰先生说:“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哪一个时代思潮的哲学中心问题讲清楚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如果能把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情况说清楚,那就更好了。”[23]有效探索全球化发展的新机制,重在基础理论问题上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资源的时代价值,在全球化研究背景下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问题的理论化与理论的问题化互动中,深入把握当代全球化潮流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明进程应遵循的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更科学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合理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理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当下是正在发生的未来。世界历史进程势不可挡,这深刻地决定了全球化的未来必须刷新时代风貌,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实现文明多样性的延续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早已越出了地域性的狭隘思维视域,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抑或新全球化洪波涌起的时代逻辑,正是人类自主把握历史命运的共同现实诉求:只有人类命运与共,全球化才有未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页。

  [5]胡刘:《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理论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31日,第3版。

  [6]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童建挺译,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论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7]张远、徐扬、任珂:《“马克思预言”拨开全球化迷雾》,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08/c_1122650996.htm。

  [8]孙蔚、曹德军:《中国正在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Z2期。

  [9]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18日,第2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41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167页。

  [14]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16]时新:《序:量的存在方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

  [18]胡鞍钢、王蔚:《推动实现“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解放日报》2017年1月3日,第10版。

  [19]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马小悟、余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

  [20]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马小悟、余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21]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马小悟、余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

  [22]杨芳:《李克强回应国际知名人士: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人携手解决》,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320/c1001-29157120.html。

  [2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本文为《中国战略报告》第5辑“危机与变革:面向全球共同问题”的卷首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发表时有部分文字修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作者简介

姓名:李放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

职务:采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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