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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道路、理论与制度的自信源自何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主题思想解读
2017年05月10日 09:56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杨麟慧 苗贵山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以“高卢雄鸡的高鸣”这一借喻表达了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道路、理论以及制度的自信。通过对德国现存专制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制度的主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存专制制度、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理论,以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自信”的批判,强调“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并且精神武器的哲学与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必须相结合。马克思在指责德国专制制度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的同时,还借助于对德国专制制度自信的否定,来表达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自信的否定。

关键词:马克思;无产阶级;哲学;制度;人类解放;批判;解放道路;德国;政治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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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以“高卢雄鸡的高鸣”这一借喻表达了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道路、理论以及制度的自信。他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的批判,宣告了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道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理论的批判,阐释了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理论;通过对德国现存专制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制度的主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稳定思想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研究”(项目编号:16BKS050)阶段性成果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存专制制度、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理论,以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自信”的批判,强调“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 ,并且精神武器的哲学与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必须相结合,唯有如此,“高卢雄鸡的高鸣” 才能向世人宣告德国人普遍解放所需要的内在条件,亦即人类解放理论、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以及共产主义制度的自信。以此文本为基础,系统梳理马克思对自信问题的阐述,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将有所裨益。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所主导的人类解放道路的自信来源于它的“人民性”

  马克思对政治解放道路的批判,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与无产阶级所主导的人类解放比较时而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是不足以让人们自信的。究其原因在于,所进行的“纯政治的革命” 仅是为获得普遍统治权而进行的利己行为,意图在于使自我特需成为社会秩序的供源地,并不可避免地诱发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冲突,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这一现代性问题。

  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的否定,马克思在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曾作了明确的阐述。在其中,马克思对平等、自由、安全等人权内容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窥见到了人权在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中体现为人之间的独立性与排斥性,是利己主义的权利;另一方面,政治国家虽宣告每一成员都是主权的平等享有者,但还是让成员的社会差别以固有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继续表现出特殊本质。也就是说,人权原则的确立不是以普遍解放为目的,政治国家沦为利己的手段,抽象公民与现实个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道路的否定。基于此,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必须发展为无产阶级所主导的人类解放。

  此外,他认为仅止步于此“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提出……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围绕着德国人的普遍解放作了探讨。首先,解放者的角色应当是被戴上锁链的无产阶级;其次,无产阶级应当得到解放;最后,解放应当是涵盖一切阶级在内的劳动者的普遍解放。马克思认为,唯有无产阶级主导的人类解放道路才具有“积极的普遍意义”,是“普遍的自我解放”的“人民革命” ,能真正消除私有制下存在的人剥削人、人奴役人、人轻视人的“昭彰罪恶”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所主导的人类解放道路所具有的自信来源于它的“人民性”,换句话说,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解放。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理论的自信来源于它的“实践性”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理论的批判,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否定,提出必须以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理论来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理论。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强调市民社会成员自由与权利的同时,又强调政治国家的权威,把政治国家看作是客观自由的定在,它维护的是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市民社会的成员又必须尊重国家的“法”,过着一种有着国家伦理的生活。因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客观上就为德国现存制度的存在作了哲学上的辩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指责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抽象的理性存在,始终同其所表现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 。

  就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讲,马克思认为,由于“现代国家”自身存在着隐蔽的缺陷,代表资产阶级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也就随之不能够幸免。因为,现代国家机体所存在的“缺陷”在于现代国家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造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交相分裂。而黑格尔所要做的是通过构建伦理国家来实现两者之间的整合,以达到个体的主观自由与共同体的客观自由统一。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这种国家伦理观实质上是德国中间阶级以道德上的“平庸习性” 为根据而建立的理性自信,表现为“中间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但却又囿于私有制,妄图以伦理国家的构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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