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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托邦”到“科托邦”的飞跃 ——高放教授访谈录
2017年04月13日 08:46 来源:《哲学原理》 作者:黄帅 字号

内容摘要:为纪念《乌托邦》出版500周年,我也写了《莫尔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及其时代价值再认识——纪念<乌托邦>发表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将在重庆《探索》杂志发表。能否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受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黄帅: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前,是否读过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著作?他们在接触乌托邦社会主义之初是否就认清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就开始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呢?当今肯定乌托邦的时代价值是否意味着要回归乌托邦黄帅:您提出“科托邦”的新概念,的确表明“科托邦”超越了“乌托邦”,远胜于“乌托邦”。当然,乌托邦社会主义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当今我们纪念《乌托邦》要落脚到告别乌托邦,而不是呼唤乌托邦归来,要向前发展“科托邦”,实现从“乌托邦”到“科托邦”的完美飞跃。

关键词:恩格斯;乌托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托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版;批判;世界社会主义;黄帅

作者简介:

  黄帅:2016年12月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创始人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出版500周年纪念。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500年时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来已久。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悲惨景象”,“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本书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传开后,全国当即涌现了宣传和学习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热潮。同年5月,北京卫视开始播映50集电视政论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五百年》,2014年1月又出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专家编写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您当时也在《北京日报》和四川的《党政研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答问》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纵横谈》。中国工人出版社约请您主编一套“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共有20册,您精选了25位历史人物,这套书您已经送给我拜读了。今年秋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推出您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丛书”四卷本。为纪念《乌托邦》出版500周年,我也写了《莫尔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及其时代价值再认识——纪念<乌托邦>发表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将在重庆《探索》杂志发表。在学习《乌托邦》的过程中,深感关于这本经典名著还有许多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大小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加深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微观方面,我们已经探讨了《乌托邦》为什么不用近代英文而用古拉丁文写成等八个问题,整理成《<乌托邦>细节轶事考辨》一文,将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发表。今天我们再探讨《乌托邦》一书宏观方面的五个问题。

  高放:《乌托邦》一书我读过好多遍,搜集到我国先后出版的20种中译本(其中台湾有四个版本)。1956年我国刚出版戴镏龄的译本,我就买到读过。1958年我国掀起“三面红旗运动”(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全国出现声势浩大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记得当年秋后,我和我们系的本科学生一起到河北省遵化县参加人民公社运动,村里贴有这样的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当时我头脑发热,下乡参加人民公社运动前,为了配合并推进人民公社运动,我独自赶紧选编了《论共产主义公社》一书,主要是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言论,在附录中第一篇我就是从《乌托邦》一书选录了关于谈共产主义社会景象的内容39页之多。此书近18万字,于1958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9月又出第2版,累计印数143233册,有较大社会影响。以后我在开设“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时,又多次再读此书。此书的确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多次都闪现过它的身影。当今重读,温故知新,多有感受。你还需要弄清的问题,除了微观方面的问题之外,宏观方面的重大问题可以一一提出,我们一起共同探讨。

  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否精准

  黄帅: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涉及一个在中文里如何精准翻译的问题。恩格斯的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按照恩格斯1883年德文版的书名翻译的。其中“空想”一词据说在德文版中就是用“乌托邦”,难道乌托邦就是空想吗?纯粹空想的东西怎么能发展为科学呢?乌托邦既然有合理的理想、合理的科学因素,为什么不译为理想社会主义呢?

  高放:多年前我查过《牛津英文辞典》,从其释意中可以体会到“乌托邦”一词有双重含义:其一,空想(dream,fantsy);其二,理想(ideal)。前者是贬义,后者是褒义。中文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显然是取其贬义,这样的确会引起误会,或者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是起源于日文,中国人是把日文使用的“空想社会主义”移植到中文中来。实际情况未必如此。1978年8月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也跟着电台广播学过一点日文,在日文中既有用日文假名音译“乌托邦”一词,也有用中文译为“空想”或“理想”的。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译的。

  20世纪初,我国书刊中在翻译外国人写的或自己写的文稿中用过“空想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主义”两种说法。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选用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例如,1912年6~9月上海《新世界》期刊连载的施仁荣译《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还收藏有一本192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孙卓章著《社会主义史》,书中第一章标题就是“理想社会主义”,章内分为三节,分别评介柏拉图、穆尔(即莫尔)、康拔列纳(即康帕内拉)三个人。评介莫尔时说:“穆尔内一理想岛,建设理想制度。”[2]书中评介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时认定他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3],是“理想社会主义者”[4],从未用“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孙卓章写的这本《社会主义史》是作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的一种普及读物出版,在1924年10月初版后,又在1926年11月再版,1933年10月又出“国难后第一版”。可见其社会影响较大。书中一直用“理想社会主义”而不用“空想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从褒义来肯定乌托邦,这比用“空想”作为贬义来界定乌托邦,确实要更好些。可惜我国后来通用“空想社会主义”。

  近三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约请我主编一套四卷本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我设计的这四卷本的书名分别为:《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和《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第一卷书稿约请我们学院蒲国良教授撰写。他在写作中就遇到究竟沿用“空想”或者改用“理想”的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存在批判、继承和创新三重关系,如沿用“空想”,是从批判而言,如改用“理想”则是从继承出发,是各执一端,都有所偏颇。经过我们商定,不如就按恩格斯原文,采用《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为好。这样就兼具贬义和褒义双重涵义,给予“乌托邦”以全面的精准的历史定位。

  能否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受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

  黄帅: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前,是否读过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著作?他们在接触乌托邦社会主义之初是否就认清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就开始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呢?

  高放:这个问题很敏感。不要为尊者讳,为贤者避。我们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个问题。我认为从1842至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大转变,即转变了阶级立场、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曾经受过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在他们思想历程中并没有经历过乌托邦社会主义阶段,并不是从乌托邦主义者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早年读过乌托邦社会主义著作。根据史书记载,马克思、恩格斯于1842年10月至1844年8月,先后阅读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巴贝夫、卡贝、德萨米、勒鲁、魏特林等人的著作,汲取了他们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合理论述。

  恩格斯从1843年11月起至1845年4月上旬,还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刊物《新道德世界》撰稿。该刊于11月4日和18日第一次发表恩格斯写的《大陆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反映了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动态。马克思于1845年2月2日在巴黎会见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培·卡贝,他们交谈甚欢。1845年3~5月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与出版商洽谈在德国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社会主义者文献丛书”,他们还拟就了大纲,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论著都在他们选编之内,后因出版商未同意而作罢。恩格斯还于1845年底把他从法文翻译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发表在《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中,并且加上前言和结语。

  经过恩格斯介绍,马克思终于结识了英国最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家罗·欧文。马克思后来与欧文有过多次交往。欧文向马克思介绍了他在自己创办的工厂中减免对工人的剥削,以按劳取酬原则给每个工人发放与其劳动等值的劳动券,然后工人凭这种不同数量或面值的劳动券到仓库中领取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这样就可以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免除了商业的中间剥削。这种新举措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邃的思考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马克思于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这样的设想,即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就可以实现无货币、无商品、无市场的“三无”社会。全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时,就可以取消货币、商品和市场,采取分发给劳动者与其劳动等值的劳动券,然后劳动者凭此劳动券到社会仓库领取其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实践证明,欧文在他自办的工厂能够做到的事在全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保留货币、商品、市场,给劳动者发放工资和奖金,由他们到市场选购所需的各种商品,这是最简便又最实用的分配、流通和消费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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