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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批判性的审视:“话语体系”何以能打造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2014年06月24日 11:01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13年4期 作者:叶险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话语体系;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学术话语变革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学术话语主体的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取决于学术话语主体的价值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在学界的确立程度,在整体上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核心。至少从目前来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其关键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从方法论上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衔接点”。

  关 键 词:话语体系;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叶险明,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教授。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4-0012-08

  近年来,为了克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危机,各种强烈要求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细微观之,在这种“热闹”的表层下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理论创新在整体上乏力,所以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新的学术话语只是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副产品,根本用不着去专门“打造”。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这就是说,“术语的革命”内含在“新见解”中。进而言之,脱离理论内容的真正创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打造不出来的。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学术话语及其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归根结底是受理论创新规律制约的。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目前的危机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必须首先批判性地审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的羁绊。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造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在整体上乏力,从而导致其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打算对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至少从目前来看)加以批判性审视。

  一

  话语的主体是人。学术话语的主体是学者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学术话语变革是学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这种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绝不是一种纯粹的“话语打造”问题。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的学术活动中,首先重要的是学者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价值观就是指对待“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诉求②。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深深地映现在学界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抉择。我把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各种价值观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中国“利益固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试图把我国改革开放在一定时期内所出现的“双轨制”凝固化和制度化,其主要表现是以各种方式拒绝和阻碍推进全面改革。如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何谈理论创新。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把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所有“产业”都归结到“制造业”这个术语中的做法的非科学性和非历史性。这种做法掩盖和抹杀了经济史上两个大的、本质不同时期的区别,“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由此,他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③我以为,在当今中国发展的转折关头,“利益固化”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阻碍作用最大。这不仅仅因为这种价值观的一些主体控制着许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舆论方面的资源,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

  二是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期望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社会,其主要表现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算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与马克思所说的“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④不是一回事。前者带有“制度性”模仿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强调建设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性因素。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往往打这方面的“擦边球”,使人们难以对其有清晰的认识,如它常常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在发展的转折时期的确需要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经验,但问题是:这种价值观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口号下,不仅仅是要照搬西方社会发展的“细节”,而且试图把“基本制度”羞答答地“偷运进来”。为此,中国“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西方学界已经“过时”的和还“没有过时”的术语,一股脑儿搬运进来,在中国学界“兜售”得非常彻底。它往往把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作为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注释”,即用“中国经验”证明西方理论范式的“普适性”。

  三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试图开倒车,全面恢复“文革”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其主要表现是:打着关注社会底层的旗号,以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为借口,全面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一般说来,中国的“新左派”是这种价值观的主要代表。“关注社会底层,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其中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为此,中国“民粹主义”价值观在其术语上具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和或多或少的西方“新左翼”之形。应当承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确存在种种愈演愈烈的矛盾和问题,但这是由改革贯彻的不彻底引发的,与要不要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在方法论上往往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根本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四是中国“复古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文化上具有强烈的“怀旧”心态,试图通过以在当今时代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作为主要手段,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其主要表现是: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可以缓解乃至消除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价值观有三个特点:“文化决定论”——祈望用纯粹的文化来化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所存在的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此其一。其二,“中国文化中心论”。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其三,“幻觉式”的时空错位,以为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在古代不存在,故就应该在思想观念上回到古代(似乎思想观念一回到古代,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就不存在了)。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问题所在,应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观的学术用语离“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是很“遥远”的。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⑤,对此绝不能小觑,但这与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主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恩格斯在1890年8月21日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说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⑥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视为“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把不断深化改革视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的全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此使中国全面超越“瓶颈”状态(当然,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这种价值观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视为“间断性”与“非间断性”有机统一的过程。它既不菲薄改革以前的历史,也绝不留恋过去;既不美化改革的现实,也绝不因改革中的问题而退缩;既拒斥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也注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选择第五种价值观,拒斥前四种价值观。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只能出自于这种价值观导向。然而,就我个人认为,目前问题的严峻性在于:由于种种原因,第五种价值观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以为,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如果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由于理论创新在整体上的乏力,而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那么蕴涵在其中的意思也就更明确了:把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独立的口号提出来,这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危机的直接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话语方面表现出来的“苍白”,是其内容“苍白”的直接表现。或许有的人会对笔者的上述看法提出质疑:难道新的理论或理论创新不需要新的话语吗?当然需要,但它不是独立打造出来的,而是内容创新的一种自然显现。如果我们不解决“内容”问题,而只是在“内容”的表现形式方面“下工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内容丰富而话语缺失的问题,而是整体创新乏力但却把“话语打造”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问题。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缺失。“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⑦话语危机乃是思想乏力的直接表现。如果我们不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上全力以赴,而只在“话语打造”上大张旗鼓,其结果必然是使思想越来越贫乏。

  由上可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主体的价值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的确立程度,在整体上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当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并非是明确后就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在具体的理论创新中表现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理论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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