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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
2014年01月27日 15:26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5期 作者:梁柱 字号

内容摘要: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和自身的丰富经验,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应有的能力和气质。他在领导工作中所以能够富有预见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同时,他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提出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就如何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防止因为腐败而变质这个历史课题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长远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领导思想;预见性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和自身的丰富经验,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应有的能力和气质。他在领导工作中所以能够富有预见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同时,他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提出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就如何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防止因为腐败而变质这个历史课题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长远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领导思想;预见性

  作者简介:梁柱(1935—),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5—0056—10

  处在领导地位,不等于就能发挥领导的作用。作为领导者、指挥者,要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要能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准备,需要有宵衣旰食的奋斗精神,还需要有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什么是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和自身的丰富经验,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应有的能力和气质,对于今人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激励意义。

  一

  毛泽东十分赞赏斯大林“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394-395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395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楚国宋玉《风赋》中的一句话:“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说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之分,而“‘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教育干部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毛泽东所说的预见,就是要在这种“起于青苹之末”中,看到风暴可能来临。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2]221-22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能够卓越地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有益古训,无论是关系到战略大局,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及其可能遇到的情况,因而总是能比别人多看几步棋,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这种预见的惊人的准确性,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下面拟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预见性的事例,来加深我们对他提出的“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思想的理解。

  事例之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高潮问题。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从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十月革命,或是中国的北伐战争,所提供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经验。所以,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人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是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要开创一条不同以往历史经验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一项何等艰难的事业,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对于作为这项事业最主要的开创者毛泽东来说,也同样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他随后阐发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增强了人们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但在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明确形成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3]179但是,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但及时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而且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回升,1930年1月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98这就有了明确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这时他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够通过以农村斗争为中心促进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如果不能很快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而是遥遥无期的,则不能回答“红旗究竟能够打得多久”的问题,要坚持红色政权的斗争也是困难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度分析,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断定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快要”二字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106毛泽东的这个预见为一年多后出现的全国性的抗日反蒋热潮到来所证明,也为后来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高潮所证明。

  事例之二:关于抗日战争的进程与前途问题。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前途究竟会是怎么样?这是必须加以正确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弥漫国内的或是“亡国论”或是“速胜论”的论调,它们都会产生错误导向的作用。“亡国论”只看到中国的国力军力不如人而散布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速胜论”则往往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的干涉上,同样不相信自己的力量。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中,开宗明义就明确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4]442-443毛泽东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依据何在呢?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4]447他详尽分析了中日双方内在矛盾的特点及其消长演化的过程,指出:“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坚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他进一步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构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4]450他正是依据这种消长演化的过程,指明坚持持久抗战并实现最后胜利,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决战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认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阶段,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他依据抗战以来的经验,认定实现这种转变,就要牢固树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念,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略和战略方针。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讲演之时,全面抗战刚刚进行了十个月,而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这种惊人的预见性。正如当时一位外国记者所评论的:“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个轮廓。”[5]432

  事例之三:关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问题。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毛泽东本人有过明确的说明。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预见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还引发了对自己国家如何发展的思考。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6]23-24对于这个重要思想,196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7]302应当说,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毫无疑义,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仅仅说在这个时期只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还不足以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历史课题。诚然,这两大探索是伟大的起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都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却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应当如实地说,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毫无疑义,毛泽东这时提出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内涵,是包括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和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的两大探索,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伟大预见,将继续被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所证明。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能够揭示客观事物发展本质的预见,是能够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见,因而是能够指引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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