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2021年01月08日 09:49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06期 作者:顾海良 字号
2021年01月08日 09:49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06期 作者:顾海良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修订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指导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最显著的贡献。

  第二,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新现象新特征作出深入探讨,得出“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的结论,作出“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的重要判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三,对诋毁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错误观点作出深刻批判,秉持和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坚持和捍卫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这方面,特别体现在同欧洲主流经济学家的三次“战役”中。

  第一次“战役”是对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谬论的批判。1885年初,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对洛贝尔图斯宣称他1842年出版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中观点被马克思“剽窃”的诽谤作了有力的驳斥;1885年5月,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对洛贝尔图斯再度作出批判。到1892年,恩格斯还提到,他的批判是为了“使洛贝尔图斯式的欺人之谈不致再度出现”,但是“这种欺人之谈像任何一个属于这类性质的时髦货色一样,带有周期性”。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洛贝尔图斯式”的人物确实如恩格斯预料的在“周期性”地出现,对一切“欺人之谈”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的任务不会终结。

  第二次“战役”是1890—1891年间的对布伦坦诺攻击《资本论》科学性的错误观点的批判。1872年3月,布伦坦诺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英国财政大臣威·尤·格莱斯顿演讲中的一句话。当年马克思就对布伦坦诺的说法作出驳斥。1883年,爱琳娜·马克思对塞德莱·泰勒同样的观点作出了严厉驳斥。1890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出版后不久,布伦坦诺写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的小册子,重提已经被马克思和爱琳娜驳倒的观点。1891年初,恩格斯发表《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对布伦坦诺作出集中批判。恩格斯认为,布伦坦诺之所以对马克思的一条引证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资本论》第一卷有成千条引证,引证的科学性已被学者们所赞道和认可。布伦坦诺原以为,在这众多的引证中假如能找到一条是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的,似乎就打开了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性的一个缺口。恩格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驳倒了布伦坦诺的错误观点。

  第三次“战役”是对阿基尔·洛里亚诋毁《资本论》中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观点的批判。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个月,洛里亚就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对马克思的人格及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进行了攻击。当时,恩格斯就在给洛里亚的信中指出:“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对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理论的论述,从根本上击溃了洛里亚的种种责难。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也对洛里亚的错误观点作出驳斥。但是,洛里亚在1895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中,还宣称《资本论》第三卷对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论述,是“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是“科学上的自杀行为”。为此,恩格斯在他一生最后时刻,写下了作为《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对洛里亚的错误观点作出彻底的批判。

  通过这三次“战役”,恩格斯从多方面证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科学性、真理性,也深刻地阐明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的完备性及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充分展现了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和思想风范。

  第四,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贡献。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德农民问题》等著述中,对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问题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接续《反杜林论》的理论探索,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思想特征和理论品质作出深入研究。恩格斯晚年一直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在对当时资本主义金融市场问题的研究中,恩格斯指出:“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同时,这一研究也要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即“其中既有新的解答,又有新的问题”,甚至“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理论结论,总是随着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晚年十分注意纠正党内存在的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绝对化”的倾向。1884年,恩格斯在谈到法国社会党人加·杰维尔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一书时认为,在当时简述《资本论》的书中,尽管它是“最好的”,对《资本论》的理解也是“正确的”;但它“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由于“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1893年,恩格斯在重提杰维尔这本书时仍然认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在恩格斯看来,只有抛弃理论研究上的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和掌握,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批判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坚守理论本身的科学性。1884年6月,恩格斯读了考茨基批判洛贝尔图斯《资本》一书的论文校样,立即指出考茨基论文中存在理论术语使用上不确切的表述,如把由奴隶和农奴生产的剩余产品称作剩余价值的观点是不妥当的;为了强调资本的社会性,而片面地把农业和技术的探讨同政治经济学分离开来;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作了片面的理解,等等。考茨基为了批判洛贝尔图斯的理论,而“牺牲”了马克思经济学说自身的科学性。恩格斯晚年严厉批判了这种为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需要而“牺牲”马克思经济学说自身科学性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可能推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发展,只可能导致马克思经济学说“教条化”的滋生。

  恩格斯晚年十分注意西方主流经济学敌视和轻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倾向。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倾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急剧动荡的理论表现。受这种倾向驱使,经济学界“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从而散发着“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形成了“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恩格斯深为担忧的是,这种倾向“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针对欧洲经济学界庸俗化的现象,恩格斯一再告诫,在我们党内要坚决杜绝这种庸俗化倾向对党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侵蚀,更要高度警惕这种庸俗化倾向成为党内“培养钻营之徒”的“培养基”。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新探索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顾海良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禹瑞丽)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