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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
2020年10月27日 13:53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作者:吴静 字号
2020年10月27日 13:53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作者: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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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多次公开讲话引起了巨大争议。要理解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只有进入到生命政治理论内部的悖论式结构中,通过对从方法到结构的审视,才能抓住根本。在当前这一特殊时刻,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结构性嵌入整个社会进程之中的问题进行反思。

  一、制宪权力是否要应对例外状态

  对阿甘本的解读,只有进入到生命政治理论内部的悖论式结构中,才能抓住根本。

  在《神圣人》系列丛书中,阿甘本以一种互文式的解读方法在施米特的主权学说和本雅明的弥赛亚学说之间构建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从而发展出自己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来诠释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威权与法律的关系。阿甘本最深层的恐惧和忧虑来自于例外状态下的法律失范被规范化,即特殊情境下政策的常态化以及民众对此的接纳。尽管这一结论的得出表面上来源于考古学式的文本研究,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阿甘本解读当代政治治理范式的依据和主张。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声嘶力竭的阿甘本无疑是不可理喻的。但是,深知纳粹时期恐慌的人们却又觉得阿甘本的固执似乎也不完全可笑。然而,可以理解并不意味着言论本身的合理性。恰恰相反,阿甘本在疫情面前对理论的固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其生命政治学说的绝好契机,使我们可以通过对从方法到结构的审视有效地反思这一理论本身。

  在借助本雅明实现对施米特的超越的过程中,阿甘本是以默认法律状态和例外状态的绝对对立为前提的。即便是在施米特那里,法律规范和权威决断之间也是绝对不可化约的。因为根据阿甘本的理论,例外状态正是规范被悬停的阶段。但是这种悬停本身恰恰是为了在法中合法地制造出一个法律缺位的地带,并将其纳入规范内部。而这种行为的最大隐忧并不在于例外状态本身,而在于主权行使者将例外状态之下的所有政策常规化,通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手段实现对社会的强化控制。阿甘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来源于德国从魏玛时期到纳粹时期频繁甚至持续地制造紧急状态、悬置魏玛宪法的历史事实。和绝大多数同时期的欧洲思想家一样,阿甘本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和反思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当阿甘本沿着福柯的政治治理分析路径进行权力机制批判的时候,策略之一就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制造范畴之间的对立。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与政治现实并不总是同一的。换句话说,国家(人民或主权者)去行使制宪权力的时候,必须首先对例外状态的边界做出界定。这不仅包括对例外状态的情形和类别做出规定,而且包括对例外状态的结束做出规定。更确切地说,制宪权力(法律状态)和例外状态并不如阿甘本所说的那样截然对立,而是呈现为一种系统整合的模型。

  阿甘本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设定不但隐藏了例外状态的法律认定来源,更暗含了以下几个预设。首先,在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截然二分中,阿甘本将真实的国家社会历史凝固化并理想化。在他那里,无论是法律状态还是例外状态,都以一种静态的、整体的面貌出现。而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都充满了各种意外事件,这些都有可能引发例外状态。其次,阿甘本在将国家历史理想化的同时,也将制宪权力的行使情境日常化了。在他那里,所谓法律体系,只能在国家或者社会的非例外状态下发生作用;当进入到例外状态的时候,法律是悬停的。第三,政治生命在阿甘本那里也被平滑化了。必须承认,政治生命和赤裸生命的对立是阿甘本整个生命政治理论的基础。但现实地说,赤裸生命和政治生命都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单一体,它们的区分关乎具体情境下对权利的界定。

  由此可见,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今天面临的困境不在于他强调的问题有没有意义,而在于在理论的根基处上述三个部分都被置于一个相对单一和静态的对立设定当中。有学者在肯定阿甘本学说的理论贡献时曾提到,他揭示了霍布斯创立现代政治哲学传统以后所掩盖的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脉络,即主权决断例外状态的政治传统。这一点非常精准。但问题在于,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是完全摒弃社会契约传统而将其全权交付政治决断的观点是否也有失偏颇呢?

  二、自由是否存在边界

  与其说阿甘本对现代医学的不信任,倒不如说他更深层的恐惧正是来自于对现代医学技术的坚信和伦理上的战栗——一种不以生命经验的统一性作为选择前提的技术有可能将生命抽象成一种纯生物性的活体。而这是阿甘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其实,的确不必怀疑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做出的选择。因为在他之前,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和法国哲学家孔特-斯蓬维尔都曾公开表达类似的意见。

  当个体的自由被以这样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态度谈论时,一个无法也不应被忽视的前提就是今天的共同体及其风险机制。从突发性公共危机视角来看,在全球经济联系如此密切的条件下,疫情作为例外的不确定性事件,其发生必定会在极短的周期内对整个文明和全部公共以及私人生活状态产生影响。而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扩散周期的缩短会加剧社会机体在短时间内抵御意外状态的能力的降低。在这样一个高频率的互动系统中,很难孤立地去谈个体自由的问题。因为在流行病的现实面前,不但各个国家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即便是在国家内部,政府(政治权力)和公众也并不位于对立的两极,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来共同面对和抗击风险。在这一点的预设上,阿甘本就已经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事实上,在这场由流行病所造成的例外状态中,政府不但和民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且是实施风险抵御的具体执行者。阿甘本的问题在于他将医学政治化的举措解读为权力的扩张,从而一厢情愿地将疫情虚拟化,将真实的例外状态曲解为常态的遮蔽,抽象地在伦理层面上讨论友爱和所谓的“邻人”的社会性交往自由。但事实上,只有尊重现代医学的科学判断,才能观照处于真实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当阿甘本把假想的“邻人”状态绝对化,甚至凌驾于现实之上时,他关于自由的讨论也就必然具有了抽象的意味。

  回到自由问题本身,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个体自由(所谓的“邻人”状态)的合法性首先需要认定边界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当阿甘本形而上学地把人当作有社会性需要的主体时,却没有在现实性上对个体的社会性存在效果作出分量相同的考量。也就是说,阿甘本所谓的自由只是片面地强调主体行为上的自主性,而没有对这种自主选择的效果进行反思。

  三、后疫情时代正常化的重新编码及反思

  阿甘本对例外状态常态化的恐惧在于,在他看来,这种基于线上交流和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的共同体是一个“断绝了友谊与爱情”的恶托邦。这里人人自危,既防备别人,又深恐被别人防备,“涂油者”的阴影徘徊不去,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

  在这幅末世情景的描绘当中有两点值得讨论。第一个问题是,自由是否一定意味着物理空间上的自由占有,身体性接触的减少是否意味着社会联系被切断?从存在论哲学的角度而言,自由所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非对物理空间的占有。抽离一切条件只谈社交流动的自由实际上是对自由的窄化。

  第二个要追问的问题是,阿甘本对新常态的恐惧是否暗含了对技术的恐惧?人类正经历着一个以一种新的方式布展与世界的联系的历史过程。然而在阿甘本那里,这样新的线上交流不足以替代原来的面对面交流。从这里来看,他的技术拒绝主义还是比较明显的。

  可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和之前的世界不一样了。事实上,在疫情之前,数字监控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而在疫情之后,更可能实现全程性、全覆盖性和无缝性的数字监控。除此之外,数据分析的能力也会更强。这就是阿甘本和西方很多哲学家都感到恐惧的原因。基于技术本身的特质和由高强度联系的脆弱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疫情时代已然成为一个需要被重新界定的时代。

  然而,在这个时刻阅读阿甘本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所关注的生命政治问题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所特有的。无论是监控也好,还是自由的界限也好,这些问题都不会始于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会终结于它,而是已经结构性地嵌入整个社会进程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一个契机,它强化了本已存在的趋势,包括数据生产、监控和网格化、身体控制,以及技术与无人化。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当代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阿甘本的重点也正在于拷问技术加速条件之下生命政治的趋势和隐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原标题:《例外状态与自由的边界——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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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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