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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从解放到振兴:列宁的乡村图景与辩证路径
2020年06月22日 15: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包大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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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乡村和农民问题,持续引发了关于列宁主义及其实践的争论和误解。作为开创社会主义乡村现代化实践道路的理论,列宁主义不仅在过去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农民阶级的革命,更鼓舞了改革开放对农业市场化的科学探索,理应在更加广大的第三世界和更为长远的未来,继续为中国和世界的乡村提供振兴的启示。

  解放的起点:乡村危机

  列宁能够引导俄国工人阶级抓住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契机,并组织起联合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是因为他对俄国人民身处的危机和潜在的革命条件有着真实而又不乏深刻的理解。

  在沙皇俄国的最后十余年,来自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压力迫使沙皇政府疲于应付各种形式的战争、反抗和内乱。为了延续统治,向村社制度开火成了满足资产阶级的最终方案。斯托雷平改革试图“根本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但是由于他无条件向沙皇和地主阶级投降,最终导致了作为资本主义历史阻碍的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被撼动,反而造成了程度空前的“农民贫困和破产”。

  早在1893年12月致彼·巴·马斯洛夫的信中,列宁已经分析了俄国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并指出“工人”并非限定于工业和城市的无产者或“小部分处于特殊地位的人”,而是涵盖了“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农民群众”。这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普遍商业化的前提是生产工具的改善,以及资本主义分工在农村的扩展。而所有改善农业生产的政策,到最终都演化为提供更多便于富农和地主剥削农业无产者的有利条件。

  总之,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的确陷入了对内和对外的总体性危机。这对农民阶级而言当然是灾难性的,中世纪般的专制国家机器和暴力登峰造极,而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也达到了顶峰。

  共时态的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集中在几个城市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许多农民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随着资本主义为俄国社会近代化提供了原始的动力,当俄国工人阶级愈发难以忍受同时进行的现代剥削和封建统治,由工人阶级主导的革命不仅成了一种阶级自觉,更成了农民摆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契机。

  在1903年的《告贫苦农民》中,列宁指出,工人运动的正义性在于“为全体劳动者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贫苦农民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将实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必须在农奴制或地主统治的生存困境中去理解“社会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要求什么,农村里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为人民争得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首先投身于“争取政治自由”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够广泛地公开地把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在列宁看来,一旦阶级社会的枷锁被无产阶级解除,俄国乡村将迎来真正的稳定和统一,这会带来农业经济持续的恢复和发展,进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

  俄国资产阶级事实上也十分重视经济解放的价值,不过只是试图从这种解放中攫取进一步剥削土地和劳动力的力量。在1921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醒共产党员必须认识到:“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恢复和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超越小农经济,为俄国工人和农民实现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农业。因此,列宁所期待的政治解放的对象包括了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苏维埃政治和治理的探索更要以小生产的扬弃为前提。在列宁主义的乡村图景中,不仅能看到农民的阶级枷锁的解除,更能触摸到俄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的台阶。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逐渐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俄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全党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更高层次政治经济解放的客观困难,必须充分调动可控的市场因素来“纠正”曾经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和政党理论的一次大胆创新。列宁在现实生产力限度中——而非在理论文本中,提示了现实中不断解放所需要的策略。

  最后,在列宁晚年逐渐形成的政治/经济解放的共时态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化解了工农联盟的潜在危机,为工业化乃至电气化提供了充分的阶级、劳动力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在为了所有人民之自由的政治解放中,农民自觉地超越了个人的片面利益。在为了所有人民之富足的经济解放中,农民阶级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劳动自由和分配平等的同时,又在工人化、合作化的生产实践中凝聚成了共同推进生产力的社会力量。

  重塑农民的乡村振兴及其当代启示

  当我们回顾列宁所提出的通过革命实现振兴、边解放边发展的乡村愿景,并结合当代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内外挑战,或许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启示

  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治中工人和农民的辩证关系。工人阶级只是由于其历史属性而担负了领导解放人类的重任。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过去一切革命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解放对象的普遍性。列宁告诫教条主义者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改善经济状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

  列宁还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和策略的辩证统一。1918年爆发的农民阶级乃至部分工人的不满,倒逼列宁重新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列宁没有将事关革命成败的改革寄期望于遥远的理想,而是回溯到了农民对吃饱穿暖的内在诉求。总而言之,“不使农民空手而归,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对代替余粮征集制的粮食税政策,也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

  (二)从外在规制到内在生成的社会化

  列宁在1921年7月肯定了在乡村引入粮食储备金、火险和其他保险的建议,但是这只是引导乡村走向社会化、农民走向工人化的阶段性策略。新经济政策和粮食税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走向更为彻底的政治经济解放的早期步骤,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终点。列宁之所以不立即承诺在农村的高度“社会化”,仅仅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匮乏。事实上,各个时期的列宁都没有试图掩盖农民内部新兴的——小有产者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要实现农业生产的普遍社会化,真正地在乡村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领导,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视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任务。

  (三)民主集中的乡村治理,教育为先的乡村意识形态引导

  历史证明,如果社会主义理念没有深入地扎根于农民的心中,成为乡村的新传统和新风尚,就一定会在公有制的表象下不断滋生官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列宁对农民阶级成为“新民”抱着充分的信心和极大的热情。列宁认为,农民阶级必须而且能够从意识观念上摒弃旧社会的一切陈见,需要觉悟的工人阶级承担起启迪农民的社会责任,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在于列宁极为重视的“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他甚至将这一工作作为了俄共(布)必须完成的两个划时代任务之一。列宁认为只有让农民具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水平,才能够让他们真正实现高效的合作化生产,才能够保障乡村政治解放的果实——让农民具备对抗官僚主义恶习的参政议政能力。

  (四)在历史中而非在结构中消除工农业、城乡之间的矛盾

  列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视阈下较为平等地看待工农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并且实事求是地利用可控的市场因素来调动来自旧社会的农民投入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当列宁重视工业生产,并非是因为选择了工业的立场来反对农业,而是因为在帝国主义阶段,只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好大工业,才能够为乡村提供足够的工业产品,才能由此交换足以养活城市的农产品,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当列宁重视农业,也不是倒退回了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而是因为没有农民较为富足的生活和平等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的执政基础将不可避免被削弱,革命政权将岌岌可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切地说,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支队伍从1917年列宁的旗帜下走来,由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星星之火。这支队伍的进步性和战斗力就在于“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的极其重要、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来依靠”,随着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完善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拓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月刊》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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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包大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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