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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构境的历史线索
2019年11月19日 10: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作者:张一兵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定在;定在方式;社会定在;历史唯物主义;

内容摘要:在海德格尔存在论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此在概念,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实为一定的存在——定在。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定在;定在方式;社会定在;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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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在海德格尔存在论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此在概念,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实为一定的存在——定在。青年马克思在早期文献中,多用定在、社会定在和定在方式等概念,而在1845—1847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如同不再使用异化、类本质等概念一样,马克思刻意回避使用了社会定在等带有思辨哲学色彩的话语。然而,他却用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社会生活情境来表征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质性。一直到1848年之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济学手稿中重新恢复使用社会定在、定在方式等概念。可以说,并不是抽象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定在规制人的全部观念,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科学原则。

  关 键 词:马克思; 黑格尔; 定在; 定在方式; 社会定在; 历史唯物主义;

  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典藏与研究”(18JJD710003)阶段性成果;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社会存在概念被视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关键词,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献中,我们却发现他极少使用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这个概念,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和他后来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中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时候,在德文原文中,他通常使用了一个更加精准的科学概念:社会的、历史的关系性定在(Dasein),以及定在方式(Daseinsweise)。可以说,这是来自黑格尔哲学逻辑中的一个被否定的有限环节,却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构架突现的关键,然而,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恰恰是以它的不在场方式出场,并且,它又是海德格尔后来存在论变革中对个人主体的历史性界定的开端——此在。文本试图去复原Dasein概念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前期思想构境1中的历史线索,以期引起进一步的学术关注。

  一、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有限定在规定

  在德文中,Dasein可直译为“这个是”,通常指一个在特定时空中已经成为现实的存在,或者是某种现成的既有存在状态和先在条件。2通过文本检索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最早在面对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定在概念,缘起于黑格尔的思想构境。

  Dasein在黑格尔的哲学逻辑构境中,有着两个构境层:首先是对Dasein的一般哲学规定,在这里,黑格尔没有依循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Dasein的泛化杂多使用,3而是将其限定在“一种规定性的存在”,或者“在那里存在着的东西,或某物”。4在有些地方,黑格尔也将其更精准地表述为“bestimmtes Sein”(一定的存在)和“ist da”(存在于此)。有时候,这个bestimmt就等于Dasein。这一等值构序以后在马克思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境中,我们还会直接看到Dasein概念缺席时bestimmt的特定构序作用。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直接摘录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这一表述, “Das Aufheben des Werdens —— das Dasein ” (变易的扬弃——这个定在 ),“Dasein ist bestimmtes Sein” (定在是一定的存在)。并且,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对Dasein做了存疑式的理解:“具体的、规定的存在(?)”5其次,第二个构境层中,Dasein出现在绝对观念对象化和异化为一定的现实历史存在,并扬弃异化的历史定在复归自身的进程中。在黑格尔那里,当绝对理念通过外化沉沦于自然物性定在(对象化和异化的第一阶段),并逐渐在社会历史进程中通过对象化个人的“激情”感性定在(异化的第二阶段,这正是海德格尔“此在”的启思点)实现自己的“理性的狡计”。在这里,异化是人的意识对象化为他劳动的产品,客观精神异化为市民社会活动中“看不见的”规律。在这个更高的社会历史场境中,人的主体性存在物化于社会财产(第二自然的定在)的生产与占有,表征了必然王国中新一轮更深刻的经济所有关系定在异化的出现。显然,黑格尔定在概念的这个第二个语境对于后来的马克思是更重要的构序方向。

  可以看到,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关于定在概念的第二构境层,是在阐释古典经济学构境中市民社会经济关系时设定Dasein的现实指归的。黑格尔在此书共计300余次使用Dasein概念,并3次使用了Daseinsweise(定在方式)。一是黑格尔用社会关系存在来确定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定在概念,这一定位在后来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定在概念中成为主要构序线索;二是黑格尔指认市民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深陷既定的经济关系之中,Dasein为特定物质利益关系中的经济人之自在锚定。这很像卢梭曾经所说,人拥有物则为物所粘黏。黑格尔说:个人在市场交换中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System allseitiger Abhängigkeit)。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们的获得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有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关联(diesem Zusammenhang)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6

  这个“普遍性制约”,来自市民社会中原子化个人在资产阶级市场交换中生成的特定的中介性的经济关联(Zusammenhang)7定在中拥有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你有什么样的经济关联定在,你就有什么样的“这个是”。转换到后来马克思的经济学构境中,即是说,你一无所有,就必然是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定在,你的“这个是”只能是在商品交换关系场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而如果你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你就会获得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关系定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马克思那里使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定在概念也是在黑格尔这里的构境中使用的,因为,工人和资本家都不再是主体,而是经济关系的特定人格化。这是一个很深的批判性构境。

  三是市民社会中定在的非自主的他性特征。有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定义自我意识一样,自我意识总是在他性意识的反指镜像关系中反向确认自己,在市民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中自发的定在都是与在交换市场中的价值实现相关的,所以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出现的“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reelles Dasein),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Sein für andere),而他人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的条件”。8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存在都是非自为的,而只有在交换关系构序的他性定在(“看不见的手”)中被反指。在谈及市民社会的经济契约关系的他性定在属性时,黑格尔说,在契约关系中,定在(Dasein)作为特定存在,实质上是为他的存在;所有权,从它作为外在物的定在这方面看,对于其他外在物以及在它们的联系范围内来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但是,作为意志的定在,所有权这种为他的存在,则只是为他人的意志的存在。这种意志对意志的关系,就是自由赖以获得定在的特有的和真正的土壤。这种中介——有了它,我就不再仅仅通过某物和我的主观意志拥有所有权,而且同样可以通过他人的意志,从而在共同意志的范围内拥有所有权——构成契约的领域。9

  不难体会到,在这里,Dasein如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被否定的具体实在的消极位置相近,在市民社会的市场交换关系中,契约一类经济关系定在是个人在第二自然中出现的消极本质。黑格尔的这种对社会关系定在的否定性描述,我们不久之后会在《神圣家族》中看直接看到。

  1839年,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针对黑格尔的逻辑抽象一般和无限性,从一个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认出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一定的、特殊的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在一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时代里,人类正如在任何其他时代里一样,是处在一定的思维阶段上,在这个时代里,是有一种一定的哲学存在的;黑格尔哲学与这种哲学相联系,甚至与这种哲学相结合;因此它本身就应当具有一种一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性质。所以,每一种哲学,作为一种一定的时间上的现象,都是从一个前提开始。10

  费尔巴哈认为,很多哲学家都以为自己的哲学是没有前提的,可事实上一切哲学都只能从一定的时代出发。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观点,其构序意向更接近黑格尔定在概念的第一个方面。不同的是,这个bestimmt在唯物主义构境中却反转为肯定性的意向。此构境意向也链接马克思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那个“一定的”语境。

  我们都知道,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开端是他跟随青年黑格尔派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资产阶级哲学理念,即从黑格尔哲学中特意裁剪出来的自我意识哲学。青年马克思通过一篇古代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原子论的比较研究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唯物主义之差异性的研究论文中,青年马克思将德谟克利特原子说中垂直下降的“定在”状态视作一种不自由不独立的被决定状态,而经过马克思过度诠释过的是伊壁鸠鲁超越了“定在”状态的偏斜下落原子论:超越定在,实现自由、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穿透这个逻辑隐喻,这实际上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象征性写照。

  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德谟克利特原子说里那种在虚空中沿着直线下降运动的原子视作丧失了自由个性的点:“每一个物体,就它处在下落运动中来看,不外是一个运动着的点,并且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点,一个在某种定在(Dasein)中——即在它自己所划出的直线中——丧失了个别性的点。”11正是在这一语境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运用了黑格尔哲学构序中的Dasein概念,并将其放在一种否定的构境意向上,来指涉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之中的有限物质存在,他甚至说,定在的“存在(Existenz)就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构序逻辑。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原子论偏斜运动中的原子才体现了精神个性与自由。他说,“同原子相对立的相对的存在(Existenz),即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在(Dasein),就是直线。这一运动的直接否定是另一种运动,因此,即使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也是脱离直线的偏斜”。12这也就是说,伊壁鸠鲁的原子下降时偶然发生的偏斜运动是对直线定在的否定和积极超越。后来晚年阿尔都塞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构境中对“偏斜”的理解,恰恰悖反于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构序意向。13在此处青年马克思隐喻的构境中,凝固不变的直线运动象征着现实中的旧式普鲁士专制现实的定在,而否定和超越直线的偏斜运动则是要求变革的青年黑格尔派主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呼声。这里,表面上抽象的偏斜运动的原子,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中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化憧憬。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此处关于定在概念的构序逻辑,看起来是处在黑格尔第一构境层中的抽象定在规定,却隐喻着第二构境层中对现实历史定在的否定。这是一个复杂的话语构式。但是,显然此时马克思并没有达及黑格尔对定在的关系定位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否定性构境层。准确地说,青年马克思还没有进入资产阶级的经济世界。

  我们都知道,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春夏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实现了自己从唯心主义向哲学唯物主义的第一次转变。也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手稿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集中使用。从原文中看,他一共计130余次使用了Dasein,3次使用Daseinsweise(定在方式),1次使用Daseinsform(定在形式),并且,十分独特地3次使用了socialen Dasein(社会定在)。马克思还使用了Daseinsmoment(定在瞬间)、Gattungsdasein(类定在)、Staatsdasein(国家定在)等概念。

  可以看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仍然与黑格尔的定在规定相关。首先,定在概念作为现实的具体存在。显然,马克思已经是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使用定在概念,他会使用“物质的定在”(materielles Dasein)、“现实的定在”(wirkliches Dasein)、“自然的定在”(natürliches Dasein)和“经验的定在”(empirisches Dasein)这样的明确表述,直接反对黑格尔对定在概念的主观构序。并且,青年马克思也在自觉地克服费尔巴哈“过多地关注自然”的错误,定在开始与人的社会生活特质联系起来。在批评黑格尔贬低个人主体的特殊人格不过是物性的自然定在的观点时,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

  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socialen Qualitäten)的定在和活动方式(Daseins und Wirkungsweisen)。因此不言而喻,个人既然是国家各种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14

  这是马克思此文本中比较著名的一段表述。人格不是肉体一类的自然物质实在,而具有社会特质的活动和定在方式,甚至他还使用了“生产出定在的外在性”(Aüsserlich keit des Daseins produciren)这样的表述。15能看出,这里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虽然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错误的否定之上,但却仍然接近黑格尔关于定在规定的第一层面理解,即具体的特定存在。

  其次,马克思对定在方式概念的使用。从上面的讨论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定在概念已经重点挪移到人的活动方式上来了,所以,定在方式或定在形式也会成为他表征社会生活时的重要概念。比如,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它的现实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16而黑格尔却唯心主义地将主谓关系颠倒了,所以既然出发点是被当作主体、当作现实本质的“观念”或“实体”,那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国家的目的”和“国家的各种权力”被神秘化了,因为它们被说成是“实体”(Substanz)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而且脱离了自己的现实的定在(wirklichen Dasein)。17

  这里的“神秘化”,即是批评黑格尔将国家的本质唯心主义的观念化了,权力成了观念实体的定在方式,而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定在,在马克思看来,权力当然是现实统治者支配和奴役人民的定在方式。

  其三,马克思对不同于自然定在的社会定在概念的使用。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在定在概念使用中的重要进展。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到,“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定在(socialen Daseins)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一种脱离通则的例外”,18而那里的“农民等级的‘家庭生活’不仅是家庭原则,而且也是它的整个社会定在的基础”。19我们注意到,这里马克思使用了social,而不是gesellschaftlich。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时,马克思发现,这里,市民社会的成员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sociales Wesen),“他在市民社会中的其他一切规定,对于人,对于个体,都表现为非本质的,都表现为外在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对他生存于整体中是必需的,就是说,都表现为把他同整体连接起来的纽带”。20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人都被分裂为独立的原子,通过市场的商品交换他们才重新被链接起来,在这里,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恰恰是非本质的外在的政治异化关系。

  二、青年马克思经济异化构境中的定在概念

  在我所关注到的历史文献中,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是赫斯在1843年写下的《货币的本质》一文中首先使用了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一词的。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依从黑格尔关于定在的双层构序逻辑,他跳过定在概念抽象的第一构境层,直接在历史性定在的第二构境层中,将资产阶级经济世界描述为颠倒了人的类交往关系的利己主义的小贩世界,在这种特殊的中介性社会关系定在之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隔绝的,没有了作为类本质的直接的交往关系,他们只能通过特定的市场交换联结起来。与黑格尔不同,赫斯认为在这个金钱世界中,孤立的人与人的交往,只能通过非人的货币才能实现。金钱世界正在“把一切直接的交往、一切直接的生活消灭掉”,因为人的一切现在都必须通过中介性的金钱的物性定在,这个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类关系异化的货币,正是那个颠倒了的离我们而去的类本质生活。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es Mittelalters)”中,人把“属于他的类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放弃、摒弃、舍弃了,而在天国,即在理论上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上帝”,而在今天的金钱王国尘世中,“则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货币”。 21这个资产阶级王国中的经济关系定在——货币就是金钱世界中的上帝,也是在这种特殊的批判构境中,赫斯指认资产阶级金钱世界为社会动物世界,他认为,这个社会动物世界只是“有意识的、精神的或者说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的生成史”。 22显然,赫斯这里的社会定在正是把人变成社会动物的金钱异化,同时,黑格尔式的社会定在的关系颠倒构境在这里也被大大强化了。

  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不久就在1843年秋天完成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延续了上述赫斯在《货币的本质》中的构序逻辑。23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指认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恰恰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就是货币(Geld)。24货币是现实交易世界(Schacherwelt)中人们的上帝,这完全是赫斯的观点。也是在这里,青年马克思说:“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定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das dem Menschen entfremdete Wesen seiner Arbeit und seines Daseins);这种异己的本质(dies fremde Wesen)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25请一定注意,青年马克思虽然延续了赫斯的批判构序,但他对定在一词的使用构境意向却完全不同于赫斯。在赫斯那里,要被超越的社会定在等于金钱世界中的人的类关系异化,这种社会定在决定了人的社会动物性,而青年马克思这里对定在概念的使用,则将人的定在与劳动的本质一并看作是被异化的对象。我的判断有二:一是在这个时候,青年马克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所以,他无法理解赫斯的经济关系异化观点;二是青年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与上述黑格尔哲学中的定在构序逻辑中的第一构境层相合,即特定的、有限定的存在。可是,这里的定在概念似乎不再是被否定的对象。可以发现,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定在概念的构序主线。

  我们知道,在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于1844年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作为这次经济学的实录,青年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1844年前后在巴黎写下的《巴黎笔记》和其中最重要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很快,我们就看到了青年马克思在定在概念思想构序上的改变。可以肯定地说,Dasein一词并没有成为青年马克思哲学话语构境中的关键词,定在概念往往只是在一定的具体存在的构序层面上出现。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越来越倾向于肯定的构序意向。

  首先,可以看到,作为被异化对象的定在概念出现在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最后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中。我已经指认过,青年马克思是在阅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突然开始认同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的。26青年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一个媒介(关系)看似成为人与人交换的环节,但人们却在这个媒介中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货币看似匍匐于人的脚下,但却成为人的“现实的上帝(Wirklicher Gott)”!27我们记得,这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引述过的赫斯的观点,但那时,马克思并不知道赫斯的金钱之神是如何被颠倒的交往关系建构而成的。这个关系式构序入口是关键性的。进一步,青年马克思指认资产阶级社会中以货币异化为基础的信用业是一个看起来恢复了人与人真实信任关系的骗局。这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的金融信用业中,“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然而,这种信任关系仅仅是一个假象,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这里所变卖的东西甚至“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定在、合群的定在(das gesellige Dasein)、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8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赫斯曾经使用过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一词,这里的das gesellige Dasein,是后来马克思使用的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的前身。但在这里,Dasein还没有发生重要的话语构序作用。不难看出,一是这里青年马克思所使用的定在概念本身,并不是在黑格尔异化的历史性定在的第二构境层中,而是被异化的对象,这里的“道德的的定在、合群的定在”,意思是人的一定道德关系和一定的群体式的关系存在也被拿来骗人,这是比商品、货币更严重、更深层的异化。这里的定在概念似乎已经变成了肯定的规定性。这种特殊的唯物主义的定在构序方向会慢慢变得明晰起来。二是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构序也越来越向关系性存在转换。青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信用只是对富人的信任,体现了对货币拥有者的道德认同。“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定在(Dasein eines Capitals und der Zinsen)”。这样,看起来用于交换的媒介似乎从事物的形态回到人的交往关系形态,而实际上,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人,而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和利息的一定关系存在对人的更深支配。很显然,此处青年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是混乱的,因为在此他又回到了黑格尔第一构境层中那种否定性的有限的一定存在。这种混乱与青年马克思此时整体思想构境中的逻辑含混是一致的。

  同时,在《穆勒笔记》中,青年马克思还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享受(Gattungsgenuβ)29——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定在(wirkliches, bewuβtes und wahres Dasein)是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0这里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定在”,显然是应该存在的类关系活动,而不是异化的现实,在此,定在只是一个一般意义正面使用的概念。这个肯定性的作为“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的真正的定在,反倒是与异化现实对立的。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27次使用Dasein概念。

  其次,在《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非批判的规定性,它通常只是表征主体的一定的现实存在。第一,从基本立场上看,马克思已经在跳出唯心主义对现实性的贬斥,并且异质于赫斯,这是马克思自己对定在概念的唯物主义构序方向。在《1844年手稿》的第二笔记本中,青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使人不正常地畸变为“劳动者”,即在商业竞争中与资本同在的异化了的商品人。“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定在(Dasein)、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Ware)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1 31显然,青年马克思这里的定在概念是在与生命概念同步使用的。相近的构境域,还有青年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自然定在的说明:自然界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变成为完全属于人的一定的自然界,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然定在。马克思写道: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定在(menschlichen Daseins)的基础(Grundlage),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定在(natürliches Dasein)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定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32

  显而易见,青年马克思此处使用的定在概念是客观的物质现实存在,但它并没有贬斥的构境意向。同时,也是在这个异质于黑格尔定在概念的非批判的肯定构境意向上,马克思以反讽的口吻说,“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定在(Dasein des Menschen)——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33 应该注意的是,青年马克思此处对定在概念的使用,无意中涉及一个重要的构序意向,即人的定在是人们生产商品的不同生产率。在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它将进一步确定为以特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定在概念。

  第二,社会定在概念的出场。同样是在《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在经过第二笔记本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他的思想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一种变化,即开始将革命的基础置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之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正是历史的结果,“因此,历史(Geschichte)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定在(empirischen Dasein)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34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就是它的经验定在,这个观点的构序意向,显然是与第一笔记第二部分的人本主义逻辑相异质的。这正是从现实出发的第二种逻辑的缘起,但是,此时青年马克思在话语构式总体上并没有根本上摆脱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这就出现了在同一文本写作中同时存在相互异质的双重逻辑的复调话语构境。35此时,青年马克思仍然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定在即社会的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的复归(Rückkehr)。”36私有财产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现阶段的宗教、国家观念正是这种异化的反映。消除类的异化即是向人的劳动类本质的复归,这是人类的真正的社会定在。这个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也是马克思这时对他基本肯定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确证。如前所述,这个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的概念,首先出现在赫斯的文本中。而受到赫斯文的影响,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再使用原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使用的sociales Dasein,而转而使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在本文中,他只使用过3次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37

  第三,理论定在与对象性的定在。一是在《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哲学构境中已经获得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1843)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得到明显加强,不过,可以看出,此时他的学术构序倾向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即将意识现象紧紧归基于更加微观的社会生活。他认为,人的“普遍意识”,也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就是在异化劳动的状态下,这种“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定在(theoretisches Dasein)”。1 38这也就是说,一定的理论定在必然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物的抽象,这一观点正在慢慢接近科学的认识。

  第四,定在方式概念的出场。可以发现,青年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了作为定在形式构序意义上的定在方式概念。比如他在谈及土地不是资本,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并且,仅仅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中被认识的”。39在另外一个地方,青年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定在方式(Form und Daseinsweise)”。40可以看出,此时的Daseinsweise概念还是在通常的形式构序意向上使用的,并没有特殊的学术构境。在此文本中计6次使用Daseinsweise这一概念。

  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青年马克思越是接近经济学讨论的工业生产现实,他就越是意识到,在资产阶级所创造的雇佣劳动生产中, “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观点。在其深刻的思想构境层中,它直达后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断”。41同时,他还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wirkliche geschichtliche Verhältnis)”。42 他甚至谈到,这种历史性的关系就呈现为,“工业的历史(Geschichte der Industrie)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定在(das gegenständliche Dasein),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menschlichen Wesenskräfte)的书”。43甚至,青年马克思还谈到“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定在方式(Productionsweise, Daseinsweise)”。44倘若工业的历史是人的本质的“书”,那么人的本质就是被历史地翻开的一定存在(Dasein)。这个同样是肯定性的对象性的定在,将是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创立中的重要构境质点。在整个《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一共79次使用Dasein概念,其中包括Daseinsweise,Daseinsform,Naturdasein,Nichtdasein等词组。

  其三,在不久之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基本上也表现在上述两个构序方面:一是在既定的存在意义上的一般使用,比如“批判性的评注2”中,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产品价值规定的尺度,他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45显而易见,此时马克思还是用人本主义哲学来解读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开始用经济学中的劳动时间来说明人类活动的直接定在,这是深刻的思想。与此同时,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错误中,他指出,分明是我们从现实的具体的苹果、梨、草莓和扁桃中提升出“果实”这个抽象的一般概念,然而在黑格尔那里,果实“这些物的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它们的可以用感官感触得到的现实的定在,(Dasein)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并强加于它们的本质,即我的观念的本质”。46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倒置。这里的“实际的定在”是肯定性地指认客观的物质具体存在。二是进一步深化了《1844年手稿》中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社会定在概念,并且开始明确将定在与社会关系的规定联结起来,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构序进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平等占有”观念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经济对象是为人的存在(Gegenstand als Sein für den Menschen),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gegenständliches Sein),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Dasein des Menschen für den andern Menschen),是他同他人的人的联系(menschliche Beziehung zum andern Menschen),是人同人的社会行为(gesellschaftliche Verhalten)。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来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47

  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前述《1844年手稿》中所指认的人化自然,而是整个人类劳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结果,这是“为人的存在”的意思。这一点将很深地关联于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历史性的“我们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当然不仅仅是被改造过的自然。并且,这种为人的存在又是通过对象性的形式实现的,具体地说,就是人之外的商品(货币),商品(货币)生产首先不是为自己所需要,而是以交换为目的,因而又是“人为他人的定在”。这是上述我们已经指认出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中关联性定在的构序,当然,马克思这时还没有进入更复杂的Zusammenhang语境。应该特别指出,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对定在概念的构序进展,就是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为他人的对象性的一定存在之本质就是关系:“他对他人的人的联系,是人对人的社会行为。”我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定在,已经不再仅仅是《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那种人的本真的类本质,而是开始接近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经济关系,固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彻底否定异化逻辑。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共33次使用Dasein概念。

  三、历史唯物主义构序空场中的bestimmt和Weise

  我已经说明过,在1845年3月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一文中,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已经开始解构。48他已经不再直接使用异化概念,而是用了打引号和斜体的“劳动”(“Arbeit”)概念来取代“劳动异化”,很明显,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相关的类本质、主体等概念也大大减少了出场的次数。有趣的情况是,我们发现,一同消失的还有作为哲学概念的Dasein。在此文本中,Dasein概念的使用频次是0。在我看来,这个“消失”恰恰是一个重要的构境空场,是什么填补了这一空场正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也是后面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突现时需要关注的问题。从文本中我们可以体知到,马克思这时已经开始意识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实际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他将资产阶级社会所依存的“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的时期”,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verschiedne Entwicklungsphasen)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49有如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农业生产阶段、工业生产阶段和后工业生产阶段,都可以在经济学的构境中加以不同的质性研究。这是因为,李斯特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一种维护本国私有者利益的“国家经济学”来对抗古典经济学的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他批评从魁奈开始并由斯密和萨伊所坚持的普遍自由贸易观点的虚假性,他抓住了经济发展的一定的特殊性,即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也就不可能在国与国之间真正发生“放任的”的自由贸易与交换。因为,如果在落后的德国与发达的英国之间进行经济运作,真正获利的只会是英国(资产者),所以经济研究只能是一定的具体国家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关注“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50从这个基点出发,“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生产力”,51“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不同的道路”。52而自由贸易式的世界主义,只有在多数国家在工业、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相近程度时才可能真正实现。李斯特的这种观点,让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这个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他已经触碰到不同时期中一定的(bestimmt)社会存在。并且,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经济学、哲学所讨论的“人”,在实质上都还只是市民社会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在此,个人正是由一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历史建构的,而不同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形成特定的具体个人生存的规定性。这就在接近一种对社会历史存在和人的生存进行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分析的全新构序点。处在思想转变前夜的马克思,如同突然不再使用异化、类本质和主体性等哲学概念一样,他刻意没有使用Dasein概念。在Dasein没有出场的逻辑空位上,bestimmt无形中成了逻辑构序中的占位者。

  也由此,在不久之后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世界的思想实验中,马克思才从哲学角度深刻地反思了这一点,他第一次在哲学构境中提出,从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了解出发,任何社会现象和人类生活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53所以,个人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的实践,观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的社会观念。以往,我们在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读中,只是注意了实践概念,却忽视了抽象的实践同样可能是隐性唯心史观的,而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新世界观萌芽的关键构序点,就是将主体性的物质实践活动放置到bestimmt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与境中来了。必须指出,这个bestimmt和form正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构境的关键。我注意到,Dasein概念在这一重要文本中仍然没有直接出场,使用频次继续为0。它的逻辑空场中只有bestimmt。并且,我们还能体知到,马克思的构序意向中还在生成一个新的构境点,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定在形式,如果在哲学术语构序中,它会建构出Daseinsweise(定在方式)这样的关键词。可是,马克思同样规避了它的在场。

  我们都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界划了一个边界,即界划了自己与那些专业的哲学骑士们的界限:哲学家们“不愿多讲分工,不愿多讲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而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他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的世界”。54这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并不知道,他们震天响的批判词句属于“一定关系(Verkehr)和一定活动方式(Weise)”,而这种特殊历史时间中一定性(bestimmt)恰恰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关系的特定方式决定的。这是在大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上的界划,所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立场是从bestimmt Weise的开始构序的,我们可以体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一定的构境是与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方式链接地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中总计961次使用Weise一词或词组。

  在我看来,从方法论革命的构序中,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规定性,就是马克思逐步开始聚焦的这个“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正面表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时,都没有使用定在概念,或者说,刻意避免使用哲学构境中的定在概念。而在是定在概念缺席的构序空场上,恰恰出现了这个“一定的”特殊关系性构境。并且,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更核心的缺席概念是Daseinsweise。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小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写道:“由此可见,一定的(bestimmten)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industrielle Stufe)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Produktivkraft)”。55很显然,这里的构境背景是李斯特的双重观点,即“一定的工业阶段”和“共同活动的方式就是生产力”。这是说,历史性生产力发展水平将决定一定的生产方式的本质,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则会建构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质性。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还指认过“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bestimmten Industrielle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bestimmten Staatsform)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bestimmten Form des religiösen Bewuβtseins)相联系”。56其实,这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表述。这里我们可以留心注意,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这其实就是并没有直接出场的社会定在方式。在后来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这种一定的社会生产的方式就是重新出场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最大的不同,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郑重强调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然而,必须指出马克思这一表述的历史局限为,他此时还没有看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也不知道人类社会历史上还存在一个没有阶级的原始部族阶段,在那里,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更没有国家形式。所以,看起来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表述是深刻的,但在历史学的构境中却是不准确的。马克思写道:“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bestimmte Weise)来进行。”57请一定注意,这是马克思那个社会定在方式的构序空场处,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重要说明,这个历史不是时间先后的线性持续,而是以这个一定方式发生的生活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如何共同构成一定的生产活动的方式(结构),而这个特定的有序结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构成这个历史语境的根本!

  可以看到,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第一次集中使用了多个“一定的(bestimmt)”这个关键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计129次使用bestimmt一词。含“bestimmt”的词378次,其中包括动词bestimmen及其变位形式bestimmt,名词Bestimmung, Selbstbestimmungen, Begriffsbestimmung, Bestimmtheit, Unbestimmtheit等。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也近二十次使用了bestimmt一词,但这种使用都没有突现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学术构境。我认为,正是这个“一定的”有时空限定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过去的一切形而上学界划开来,也使他的新视域真正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舒尔茨的社会唯物主义。58在此,黑格尔的历史具体性和处于被否弃的“定在(Dasein)”说在特定的逻辑空位上被马克思设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正面肯定的最重要的本质质点和唯一出发点。我将其概括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定在,它恰恰不是传统解释构架中表达的抽象社会存在!自然现象、人类主体一切社会生活和全部精神活动都在这一新的历史性质点上被重新确认。而且,这个历史性的特殊语境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如果用马克思这里的规定,它恰恰是以一定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构成的生产活动和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这个同样没有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出场的社会定在方式(Daseinsweise)是更加关键的。

  需要特别指认的是,首先,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讨论的一定性关系规定和社会生活的特定场境,都只是在客体向度的构境中出现的,它既没有延续黑格尔关于定在的第二构境层,即异化与境的否定性意义,也没有与具体时空中的主体向度构境中的个人存在相关(海德格尔的“此在”)。其次,还应该说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正面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时候,都刻意没有使用Dasein和Daseinsweise两词。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中,一共24次使用了Dasein概念,但他们并没有在第一卷第一章手稿正面表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直接使用这个概念,而是十分谨慎地使用了通常意义上的Sein和Existenz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一共48次使用Sein,49次使用Existenz。Dasein概念大多出现在第二卷对德国哲学家的否定性批判中。从文献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使用过Daseinsweise一语。比如在本书第二卷的“圣麦克斯”中,当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唯心主义观念时说道,“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概念规定(näheren Begriffsbestimmungen)的观念”。59这里描述人的关系性存在的定在方式概念,显然是在面对批判对象施蒂纳的特定构境中使用的。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此处的匠心。他想表达的观点是,人的关系性存在的定在方式决定了一切意识和概念的一定质性规定(bestimmung)。或者说,社会历史中的定在是以一定的关系结构和方式发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6次使用Daseinsweise概念,可是Daseinsweise概念大多出现在第二卷对德国哲学家的批判中。

  在我看来,出现定在与定在方式概念不在场的构序空场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一方面,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达新世界观时明显是在故意避免使用旧的哲学概念,定在和定在方式的缺席与异化、类本质、主体、人化自然等人本主义术语的不在场是完全一致的,这恐怕也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错失历史唯物主义的定在概念这个重要的一定的历史构境的原因。另一方面,与上述马克思的其他汉译文本一样,Dasein和Daseinsweise概念都被错译作“存在”和“存在方式”,这造成了马克思的定在概念在德文构境中的逻辑不在场和汉译语境中直接消失的双重不在场。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时候,着眼点已经从一般的社会生活存在深入到决定了“社会定在”的真正结构化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结合方式,即构序“怎样生产”的一定质性的生产方式之中了。所以,社会定在概念的直接在场已经不是一个关键性构序前提了。

  定在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重新在场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启用了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的概念。60之后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再一次重新启用了定在、定在方式等诸多概念,这与他重新启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科学的异化概念是一致的。这当然已经是一个更复杂的后话。61

  注释

  1.构境(situating)是我在2007年提出的核心哲学范式,它的最初出场是在寄居于《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的方法描述。在我这里,构境概念被表述为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塑形、关系构式、创序驱动和功能性的筑模之上的人的不同生存层级,以及与这些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生活构境。很显然,在当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内省和焦虑中,人们因为担心存在变成石化的在者、概念变成死亡的逻各斯本质,于是做作地在存在和概念的文字上打叉(海德格尔的“删除”和德里达的“涂抹”),而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的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

  2.文献显示,“Dasein”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德国。一般认为,“Dasein”这个词是由启蒙大师Ch.沃尔夫(1679—1754)和他的学生A.G.鲍姆加登(1714—1762)创造出来和首先使用的。他们把“Dasein”作为对拉丁文术语existentia(现成存在)的翻译来使用,且作为某一对象的现实或实现,而与其“应有”(Sosein)或其“能有”(Möglichsein)相对立。在古德语中,他们还把“Dasein”改写为“Hiersein”(“这里的存在”)。

  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使用过Dasein Gottes(神之定在)、Dasein der Erscheinungen(现象的定在)、 Dasein der Dinge(物的定在)、mein Dasein(我的定在)等。

  4.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8、202、206页。

  5.《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8页。

  7.Zusammenhange在德文中指复杂的关系,区别于联系(Beziehung)和关系(Verkehr)。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9页。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80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整段引述过这一表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10.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MEGA 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5,S.35.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页。MEGA I/1,S.36.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13.Louis Althusser,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ncontre,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Tome I,Paris:éditions STOCK/IMEC,1994,p.54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30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参见MEGA2,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2,S.2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和第2版在翻译这一文本的时候,原文中马克思130处使用Dasein的地方,译者依上下文语境的理解,将其中34处译成了“定在”,而其余大多译为“存在”。

  15.MEGA2,I/2,S.63.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1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参见MEGA2,I/2,S.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和第2版在翻译这一文本的时候,原文中Daseinsweisen,均译成了“存在方式”。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参见MEGA2,I/2,S.18.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36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参见MEGA2,I/2,S.118.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8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参见MEGA2,I/2,S.104.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01页。

  21.莫泽斯·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22.莫泽斯·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60页。

  23.这篇论文是赫斯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为《德法年鉴》撰写的,并且已经呈交编辑部准备发表,后来因杂志停刊,未能及时发表,一年多以后才在其他杂志上刊出。(H.Püttmann,hrsg.,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Bd.1,Darmstadt,1845,S.1-84)明显的事实是,作为《德法年鉴》编辑的青年马克思1844年初就读到了这篇重要的文稿,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赫斯的这一文本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9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94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Dasein一词从原译的“存在”改为“定在”。

  26.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1—20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页。此处原中译文中将wirklich译作“真正的”,我改为“现实的”。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1—22页。此处原中译文中将gesellige 译作“社会的”,此词在德文中没有社会之意,而是交际、合群的意思,故我改译为“合群的”;中译文将Dasein译作存在,我均改为定在。参见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Pariser,Gesamtausgabe(MEGA2),Ⅳ/2,Berlin:Dietz Verlag,1981,S.450.

  29.原文中“Genuβ”(享受)一词,在MEGA1中被误判为“Geist”(精神),后来MEGA2都校正为“Genuβ”。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改译。这个“Genuβ”(享受)也是赫斯的术语。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Gemeinwesen一词是马克思在此文使用较多的概念,一共出现7次。中译文将马克思此处的Gemeinwesen一词翻译成“社会联系”,我觉得是不准确的,Gemeinwesen一词的直接意思是集体、国家,但在这里的上下文语境看,其构境语义应该是“共同本质”。参见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31.Pariser,Gesamtausgabe (MEGA2),Ⅳ/2,S.452.我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苏联学者将Gemeinwesen一词翻译成“社会联系”,我们再从俄文转译中出现的误译。我的这一推测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中译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注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4页。此处原中译文将Dasein译作“存在”,我改译为“定在”。参见Karl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Gesamtausgabe(MEGA2),Ⅰ/2,S.376.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1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此处原中译文将Daseins译作“存在”,我改译为“定在”。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2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页。此处原中译文将Dasein译作“存在”,我改译为“定在”。

  35.关于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中存在着人本主义主导话语与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的双重逻辑的观点,是孙伯揆教授首先提出的。参见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3章。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8页。参见Karl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Gesamtausgabe(MEGA2),Ⅰ/2,S.69.

  37.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还有两处对社会定在概念的使用:一是他指认,“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定在(natür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中始终是同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6页。Karl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Gesamtausgabe(MEGA2),Ⅰ/2,S.378.二是马克思分析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共同存在(individuellen Gemeinwesen),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ideale Totalität)、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定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2页。Karl Marx,

  38.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Gesamtausgabe (MEGA2),Ⅰ/2,S.392.原中译文将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译作“社会存在”,应该译为“社会定在”。这一误译,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仍然没有得到校订。作者对译文有改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4页。Karl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Gesamtausgabe(MEGA2),Ⅰ/2,S.385.这里,Daseinsweise都被误译为存在形式,我都改译为定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仍然没有校译过来。作者对译文有改动。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4页。Karl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Gesamtausgabe(MEGA2),Ⅰ/2,S.400.作者对中译文有改动。

  41.指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6本笔记本第43页到第7本笔记本第5页的内容,相当于中译本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5—2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110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7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6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1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Karl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Gesamtausgabe (MEGA2),Ⅰ/2,S.420.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6—277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8页。作者对中译文有较大改动,原译文将Gegenstand、gegenständlich译成“实物”,应该译为对象和对象性的;被译成“关系”的Beziehung应为“联系”,而同样被译作“关系”的Verhalten应该为“行为”。

  48.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4章第2节。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9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50.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9页。

  5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9页。

  5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第23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Ⅳ/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98,S.2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0—46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4页。手稿原稿中“一定的生产方式”之前,删除了“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每个人]”一段文字。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162页。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5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5页加的边注。作者对引文有改动。

  58.关于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提出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的讨论,可参见拙作:《舒尔茨:物质生产力的量与质性结构——舒尔茨〈生产的运动〉解读》,《学术界》2018年第11期;《重识社会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200页。中译文将此处的Daseinsweise译作“生存方式”,我改译为“定在方式”。文中的Zusammenhang一词均改译为“关联”。文中最后一段中的Begriffsbestimmung被译为“逻辑规定”,我改译作“概念规定”。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I/5,S.236.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此处原中译文将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译作“社会存在”,我将其重新译为“社会定在”。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4,Berlin/DDR:Dietz Verlag,1959,S.480.

  61.对此问题的研究,另文详述。

作者简介

姓名:张一兵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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