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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中被忽视的域外因素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考察范围
2019年07月22日 09:45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 作者:王刚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内容摘要:“巴黎和会”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由认同转向“认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华盛顿会议”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抛弃资本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客体——工农群众日益形成并不断壮大.共产国际不仅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关联,而且还多渠道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三)帮助和促进建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前提,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坚强可靠的传播主体。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合法化学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而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问题,则鲜有学者关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因素, 既有域内因素, 也有域外因素, 但域外因素往往被学界忽视。这些域外因素, 如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巴黎和会”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由认同转向“认异”,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华盛顿会议”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抛弃资本主义,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客体——工农群众日益形成并不断壮大;共产国际不仅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关联, 而且还多渠道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同时由于共产国际改变了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传播; 巴黎和会; 华盛顿会议; 共产国际; 反法西斯战争;

  基    金: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16BKS034) 的阶段性成果;

 

  鸦片战争后,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围绕如何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 中国先进分子对近代中国出路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从西学科技 (器物) 到西学制度, 再到西学观念, 但成效甚微。1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同西方330多种“主义”一起来到中国, 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进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 学界主要从域内因素, 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但较少从域外因素, 如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等来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使域外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成为相对被忽视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拟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研究范围, 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尝试揭示这些相对被忽视的域外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一、“巴黎和会”:对资本主义由认同转向“认异”

  学界对巴黎和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2,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3, 顾维钧、梁启超、陆征祥等与巴黎和会4, 较少研究巴黎和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作为战胜的协约国一员, 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 这使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屡败屡战屈辱史中的中国人民感到异常振奋, 他们希望通过巴黎和会的公平裁决摆脱半殖民地的悲惨国际地位。如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 使中国“能与英法美诸强并驾齐驱”;5上海《时事新报》的文章也说:“值此强权消灭公理大伸之日, 大可仰首伸眉, 沥诉身受之苦, 所谓千载一时之遇, 殆在此欤。”6再加上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以“维护各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主要内容的“和平条款十四条”。一时间, 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以及一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热切的期待, “公理胜利, 强权失败”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如李大钊当时就“显得很乐观, 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好运”, 并“热情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 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 也能使中国否极泰来”。7而与此同时, 由于中俄交通的隔绝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封锁, 普通中国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内外政策或知之甚少或了解很不准确。总体而言, 虽然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感到深恶痛绝, 但他们仍然对资本主义特别是欧美的资本主义充满了憧憬, 甚至期待中国有朝一日也能像西方一样, 因而最初对俄国的革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以陈独秀为例, 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 闹了多少事, 流了多少血,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 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8, 并赞扬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光明正大, 可算得上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9;对于俄国革命, 却给予负面的评价, 他在《每周评论》第4号《国外大事述评》中写到, 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 残杀贵族及反对者”10

  然而, 原本寄希望挽回业已丧失的民族独立地位、进而实现民族平等的巴黎和会, 却上演了一幕幕分赃的丑剧。巴黎和会不仅完全否决了中国人民提出的合理要求, 如七项“希望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等, 而且还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 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普遍的沮丧和愤怒中。正如许德珩所言,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 那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11连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顾维钧都说:“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 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12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公开把威尔逊直呼为“威大炮”, 他指出, 在巴黎和会上, “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 什么公理, 什么永久和平, 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 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话……分赃会议, 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 隔着不止十万八千里”13。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中更是指出:“威尔逊君!……你自己的主张计画如今全是大炮空声, 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14甚至连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都认为,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行径使“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了”15

  在这样的域外因素影响下,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何处去”, 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并亟待解答的焦点问题, 而这恰好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良好的外在契机。对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失望和愤慨, 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一齐破了产”16。于是, 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由认同转向“认异”, 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放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转而重新审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曾在1919年1月给予十月革命负面评价, 但随着巴黎和会的进行, 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出卖, 三个月后,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 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转而认为, 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7。在《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一文中, 他更是对十月革命褒扬有加, 声称“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因为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18。瞿秋白也指出:“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 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 山东问题, 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 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 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9

  同时, 在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中, 中国工人阶级显示出了独特的作用和伟大的力量, “学生罢课半月, 政府不惟不理, 且对待日益严厉”, 而“工界罢工不及五日, 而曹、章、陆去”。20这就改变了以往知识分子对劳工群众的认识, 陈独秀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就指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 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 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1。正是看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脱下学生装, 穿上粗布衣, 到工人群众中去, 组织工会, 开办工人夜校, 传播马克思主义, 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22, 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的有组织的主体。

  二、华盛顿会议:由对资本主义“认异”转向抛弃

  经过巴黎和会, 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认异”, 他们初步认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与“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真实面目。这种认识在华盛顿会议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最终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抛弃资本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及进行国民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3

  学界对华盛顿会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会议的代表问题24, 山东问题25, 中国外交问题26, 马素、罗家伦、王宠惠、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问题27等, 很少有学者研究华盛顿会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华盛顿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重要的涉及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由于中国问题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尤其是中国代表团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六项要求”等, 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不同的是, 国人对华盛顿会议的认识比对巴黎和会的认识清醒得多。如陈嘉异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指出, 美国“屡屡干涉日本对吾之侵略政策”, 并非“以我为主体而真为我除暴辱”, 而是“以自身为其主体”, 从“日本之独揽东亚霸权与彼利益有碍”的角度考虑, 因此, 国人不可对此次会议“怀种种奢望”。28从这类评论中可以看出, 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 其主要内容为:“其一, 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 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 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 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 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 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 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 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29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方案”。作为东道主和会议发起者的美国试图通过这一方案缓解美日之间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冲突, 应对一战后在中国广泛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从表面上看, 这比过去直接通过发动战争瓜分掠夺中国要“文明”很多, 但它对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因为它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承认并力图继续推行对华不平等条约, 无视中国的主权独立问题和中国人民的废约要求。

  《九国公约》一出炉, 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中国人的失望和反对。因为华盛顿会议非但没有取消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 反而使这些特权进一步合法化, 使中国主权受到了进一步的侵犯。如罗家伦当时就指出, 华盛顿会议最可恶的就是“各国在中国所侵略之赃物, 在此次会议以前为非法的, 在会议以后为合法, 不但各国互相承认, 而且中国也承认”30。孙中山认为,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平会议之变相”, 是巴黎和会的补充和发展, 不过是把“日、英两国秘密对山东问题条约, 藉该会议决, 变为各国公认之约”31, 而大国合作原则其实是大国对中国的共同宰割。在《存亡大问题之警告书》一文中, 孙洪伊指出, 《九国公约》的实质是把中国变为“四国协定下之共同保护国”, 中国应当“绝对否认”。32毛泽东也指出,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33。针对华盛顿会议, 中共二大发表宣言指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 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 变为协同的侵略。”34华盛顿会议大大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 会议后, 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 中国各派军阀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如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 使中国社会“政治更发黑暗, 财政更发紊乱, 军队更发增多, 实业教育更发停滞, 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35

  通过华盛顿会议, 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不能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 “现在世界任何国家, 无容许弱小民族及国家申诉不平之余地。中国国民欲希望解除种种束缚, 惟有咬牙忍痛, 尽大牺牲, 杀出一条血路, 死中求生”36。这就是说, 中国人民要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 只能依靠自己。其实早在华盛顿会议前, 陈独秀就曾指出,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 对华盛顿会议有唤不醒的迷梦。他说, 帝国主义国家, 哪一个“不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 他们绝不可能“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他疾呼:“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37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由认同转向“认异”, 再由“认异”转向抛弃, 所以, 巴黎和会后, “许多民族见帝国主义列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话, 不特失望, 且渐觉悟, 尤其东方各民族, 都知道巴黎和会是不可靠的, 遂由倾向威尔逊主义的路途, 走至俄国多数派主义的营中”38。在中国先进分子眼中, 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变成了“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39。由此, 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域外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 即通过巴黎和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通过华盛顿会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客体———工农群众也日益形成并不断壮大, 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共产国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界对共产国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等, 较少关注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问题。

  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 其主要任务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等。关于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 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 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 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0毛泽东所说的“经过俄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主要是指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制定东方战略, 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关联

  马克思晚年把目光投向了东方, 他认为,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 (如俄国) 发生的革命将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他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 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1这进一步丰富了他19世纪中期提出的“世界革命理论”。

  列宁结合俄国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早在1916年1月,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就把世界分为“两个地带”三类国家, 即作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心地带的“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和作为边缘地带的相对不发达的“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 巴尔干国家, 尤其是俄国”, 以及处在更边缘地带的“中国, 波斯, 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42列宁分析了“两个地带”之间的紧密联系, 认为如果处于边缘地带的俄国爆发革命, 这不仅可能触动和激化中心地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 而且会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 进而引起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这样, 俄国革命将成为连接欧美和亚洲不同性质革命的枢纽。所以, 俄国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必须要得到欧洲革命的响应和援助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这一认识反映在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报告中, 列宁指出, 如果欧洲国家不发生革命, 如果俄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 那么, 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 “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 是全欧洲的革命”。4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十月革命后, 列宁一方面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另一方面也投入大量精力帮助和促进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共产国际最初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欧洲, 但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上, 列宁就提出了关于东方革命的总体构想, 这个总体构想具体体现在实现两个联盟上。第一个联盟, 即苏俄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 其组织形式是共产国际, 这一联盟实现的重要前提是建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视角出发, 共产国际认为, “从殖民地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截断这种资金来源, 欧洲工人阶级是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44。因此, 需要建立第二个联盟, 这就是“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 但“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 45这个联盟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寻找盟友和伙伴。通过建立这两个联盟, 进而推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

  但是, 随着匈牙利、芬兰、巴伐利亚、斯洛伐克等国家和地区苏维埃政权相继夭折, 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逐步进入低潮, 共产国际和各国革命组织不得不改变战略路线, 由进攻转向防御。1922年1月, 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角逐已经结束, 重心已经移向亚洲, 从而远东问题开始变得比过去迫切百万倍。”46共产国际四大期间, 东方战略逐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战略。由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并且从1919年起, 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形势逐步高涨, 所以, 在苏俄的“东方战略”中, 中国成为主角。共产国际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直接派人如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V.荷荷诺夫金、M.福罗姆别尔格等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介绍俄国革命经验, 并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二是积极在中国寻找可以直接借助的革命力量。当时中国的许多军事力量甚至军阀政府当局都曾进入过共产国际的视线, 从陈炯明、吴佩孚到孙中山。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共产国际在中国找到了革命的盟友。47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下, 国共进行了第一次合作, 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阵线。三是推动中国学生赴苏俄留学, 接受革命训练。共产国际认为, 应该让中国先进分子到“俄国受到理论教育”48, 由此, 苏俄政府在东方大学设立中国班, 后又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中国留苏学生, 向留苏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二) 多种手段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 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通过日本、法国等渠道传到了中国。十月革命后, 苏俄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 一些中国先进分子来到他们向往的新生的苏维埃俄国, 在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9;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苏俄的东方战略在中国的实施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 苏俄赴华使者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 向他们介绍和提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文章、书籍。由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两次对华宣言的发表, 中国各界人士对苏俄的使者及其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环境。A.A.缪勒尔曾与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 (即鲍尔曼) 在中国共同工作过, 他的回忆录中记载道, “鲍尔曼甚至在我到达之前, 就已经和北京、天津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在学习和讨论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过程中, 我与中国学生逐渐熟悉了, 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501917年, 二月革命后被派往中国的阿·波达波夫曾报告说:“我将小册子交给了李××, 他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它与我弄到手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他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上。”51据推断, 这句话中提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可能就是1920年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由李震瀛翻译发表的《我们要从哪里做起?》。维经斯基作为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在赴华后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都有密切交往。除此之外, 维经斯基还与各工人团体、中华工业协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有合作。在上海以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为中心设立了“中俄通信社” (也称俄华通讯局) , 主要向中国提供翻译成汉语的新闻报道。1920年8月, 维经斯基讲道:“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 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我们通讯社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 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报》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俄日历上的文章, 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也被全文刊用了。”52

  其次, 赴华的苏俄共产党员在中国创办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社, 宣传马列主义以及苏俄革命。苏俄赴华使者公开身份多为新闻记者, 如M.L.古尔曼、维经斯基等人, 其工作机关及通讯社就是俄文报纸《上海生活》的报社。53维经斯基的报告中还曾详细描述了他在上海从事的出版活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 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 (书籍除外) 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星期日, 即8月22日, 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是周报, 印刷2000份, 一分钱一份, 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54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些苏俄使者在华所做的相关报道和宣传, 对于中国人民进一步正确认知、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三) 帮助和促进建立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前提, 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坚强可靠的传播主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以组织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因此,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帮助和促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又一重要域外因素。

  1920年4月, 维经斯基初到北京, 就通过北大俄国籍教授介绍, 与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进行了会面, 又经李大钊介绍, 与在上海的陈独秀取得了联系。1920年6月, 即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 他在给符拉迪沃斯托克 (原名海参崴) 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的教授 (陈独秀) ”已成为中心人物, 正共同进行工作。“目前, 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 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报告还写道, 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 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 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 (制订日程和决议) , 而且要参加会议”。55由于俄国的报告中很少使用人名、地名、组织名称等专有名词, 报告中的很多名称无法真正确认, 但是在维经斯基的协调帮助下, 陈独秀开始协调当时共产主义者一事是可以确定的。1920年7月, 派遣维经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也来到了中国, 并且在北京召开了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正式会议。据威廉斯基的报告称, 会上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56进行了讨论。同年8月, 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写道:“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由五人组成 (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 , 下设三个部, 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57这个革命局就是后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由此可以看出, 维经斯基等苏俄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这些活动本身就包含了对马列主义以及苏俄革命的宣传, 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合法化

  学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 而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问题, 则鲜有学者关注。

  1922年10月, 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上台执政, 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1939年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9月, 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三国轴心协定》, 法西斯同盟形成。为了反对法西斯同盟, 1942年1月1日, 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4年间, 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独特的贡献, 而且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 民族危机下相对宽松的传播环境

  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对华侵略程度的加深, 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这使得团结抗日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 促成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 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下中苏关系的改善,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时期, 仅在延安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就达32种, 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军事、文艺等。58

  首先, 中苏关系的改善使苏联可以在中国合法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 国民党就把苏联视为“中共后台”和“赤色帝国主义”而加以坚决反对,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更是采取封杀查禁的政策。但是,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展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中苏关系也开始解冻, 两国并于1937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使昔日的敌国变成了友邦。为了获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国民党一方面禁止在报刊中刊登“侮辱友邦元首”和“诋毁友邦立国精神及既定国策”的文字59;另一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查禁, 这使苏联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合法化。据国民党“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处”密报, “苏联驻华大使馆最近陆续运到大批苏联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印行之有关共产党书籍, 如《列宁》、《列宁传》、《列宁主义》等, 除分交《新华日报》馆门市部及奸伪各外围书店销售外, 并由派报工人刘世福、徐长生等专门推销……该项书籍在渝渐见流行”60

  其次, 国共合作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合法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共同抗日的背景下, 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 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为友党, 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这使国民党相对放松了反共宣传以及对共产党言论、出版的封锁。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良机, 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兰州、太原、桂林、长沙、新疆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 这些报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思想的文章, 通过合法手段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 在世界反法西斯背景下, 共产国际也改变了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为了反对法西斯国家的进攻, 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进而制止帝国主义战争, 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 确定了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 同时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进行了调整。提出共产国际要对“处于完全不同条件下的所有65个共产国际的支部”的一切事务实行统一领导, 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 “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共产主义运动一般政治领导上面”;61提出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 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62, 甚至“就是苏联共产党底工作形式和方法, 也不可以机械模仿, 因袭抄写”6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尤其提出:各国共产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 仔细研究具体环境”;要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灵活地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 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64他还特别强调:“列宁曾经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 因此, 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研究的, 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字母, 而是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65, 只有这样, 才能“越来越自主”, 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66

  共产国际七大诸多政策的变化, 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7在瓦窑堡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提出, 要“活泼地运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681936年10月, 在《要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一文中, 张闻天指出:要“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去分析具体的环境, 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69。毛泽东也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 提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并要求人们要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70党中央更是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特别注意“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 要努力使马列主义“具体化, 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 而能否做到这一点, “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7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密集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 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中国化”思潮发展的必然。此外, 在当时党的文献中也频繁出现了“具体化”“民族化”等提法, 而且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的文章中, 这些词更是多次出现, 如在《毛泽东选集》中出现了4次、《张闻天选集》中出现了6次、《周恩来选集》中出现了10次, 72这些都对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起到促进作用73

  注释

  1 参见王刚《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的文化进路》, 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2 参见邓纯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不容质疑》, 载于201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任天豪《巴黎和会 (1919) 中的胡惟德与中国外交---两种既有权力位阶的体现者》, 载于《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3 参见俞辛焞《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熊玉文《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 载于《民国档案》2012年第4期。

  4 参见虞宝棠、丁佐发《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载于《历史档案》1991年第2期;刘福祥、实元《梁启超与巴黎和会》, 载于《历史教学》1983年第1期;石建国《陆征祥与巴黎和会》, 载于《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5 迂生《告梁启超》, 载于1919年1月5日《民国日报》。

  6 《警告政府》, 载于1919年2月11日《时事新报》。

  7 《一大前后》 (二)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8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3页。

  10 陈独秀《国外大事述评》, 载于1919年1月12日《每周评论》。

  11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载于《五四运动回忆录 (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l页。

  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8页。

  1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14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15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6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18 陈独秀《国外大事述评:各国劳农界的势力》, 载于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

  19 瞿秋白《赤都心史》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8页。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9页。

  2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22 参见王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专题教学论》,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2期。

  23 See Werner Levi, 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 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p.167.

  24 参见张金超《孙中山、南方政府与华盛顿会议---以代表问题为中心》, 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25 参见黄尊严《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载于《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吴正俊《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载于《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26 参见熊斌《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政争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在美各方力量博弈》, 载于《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3期;马建标《民族主义旗号下的多方政争: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 载于《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曾荣、左双文《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7 参见熊斌《华盛顿会议前后的马素》, 载于《民国档案》2009年第3期;冯夏根、胡旭华《留美学生罗家伦与华盛顿会议》, 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周晓辉《王宠惠与华盛顿会议》, 载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 载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28 陈嘉异《太平洋会议之观察与其先决问题---中国之新使命》, 载于《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号1921年第18卷。

  29 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载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0 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 载于《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

  31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0页。

  32 孙洪伊《存亡大问题之警告书》, 载于1921年12月27日《民国日报》。

  3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3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36 元冲《华会中各国真目的及中国问题被牺牲原因 (二续) 》, 载于1922年2月6日《民国日报》。

  3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416页。

  38 毛泽东《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载于《政治周报》1925年第2期。

  39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 载于《向导周报》1923年第31、32期合刊。

  4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年版第460页。

  42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4页。

  43 《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441页。

  4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6-717页。

  45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4页。

  46 [苏]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6页。

  47 参见程伟礼、戴雪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3页。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49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

  50 [美]莫里斯·迈纳斯《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51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52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53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54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55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56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57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58 参见王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载于《党史文汇》2004年第2期。

  59 参见《战时出版品禁载标准解释事项》, 转引自倪延年《中国新闻法制通史》 (第5卷史料卷上)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309页。

  60 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当局控制新华日报的档案材料汇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页。

  61 [苏]B.M.莱布索恩、K.K.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62 [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 (1929-1943) 》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

  63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出版社1950年版第198页。

  64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出版社1950年版第164、197页。

  65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出版社1950年版第197-198页。

  66 [苏]B.M.莱布索恩、K.K.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67 参见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318页。

  6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69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7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317页。

  7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72 参见王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语境动因》, 载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期。

  73 参见王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三大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载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115页。

作者简介

姓名:王刚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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