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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红色资源为何格外亮眼
2017年10月31日 14:03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熊月之 字号

内容摘要:“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由于这样开放的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五方杂处,使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此外,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安排到在上海,而不是离湖南更近的武汉、广州,也正是看中了上海的特殊性。

关键词:上海;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出版;学说;文化;移民;宣传;民主革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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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由于这样开放的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五方杂处,使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据邓颖超回忆:“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得心应手

 

  在中国,红色常被用来象征革命。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地式的;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那么,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到底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高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来说,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拿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来看,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沪创办;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话文等思潮,在上海早已发轫或颇有声势。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在这方面的学说已有很多。同时,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出了不少白话文报刊和书籍。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晚清时期的上海亦相当普遍。特别是,《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相比之下,北京没有上海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没有这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这么多的妇女在工厂里工作,也没有这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当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上海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对此,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具体描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由于这样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 《热血日报》《红旗日报》,到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例如,《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反杜林论》(吴黎平)、《帝国主义论》(刘埜平),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不是只出版马恩列的著作。这一时期,还掀起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销路不错。

  正是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经过比较和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还可以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个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的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并超过后四名即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总和。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总人口的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如此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东,各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极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却在上海难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彻底。这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里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个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它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个府有一两个同乡组织,有时候是一个县就有一两个同乡组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都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早期发动民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发动,就要利用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了解外国的情况,所以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知识分子集聚的程度、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党的活动。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数量远不及上海。上海的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里,还活跃在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报刊,以及律师事务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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