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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开创性地规范党内生活
2017年04月24日 15:2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遵 字号

内容摘要:古田会议是为纠正红四军党内种种“不规矩”的现象、党内生活不规范而召开的,会上订立的一些政治规矩成为后来党内生活规范制度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从湖雷会议到古田会议期间,红四军之所以产生种种争论且愈演愈烈,重要原因是红四军党内“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组织上有缺陷”、“党内批评精神缺乏”等,这些均是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政治规矩失范的表现。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关于组织原则、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政治规矩为克服这些“不规矩”的思想和行为,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会上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关于组织原则、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政治规矩。

关键词:红四军;决议;古田会议;政治;执行;机关;党内生活;入党;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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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会议是为纠正红四军党内种种“不规矩”的现象、党内生活不规范而召开的,会上订立的一些政治规矩成为后来党内生活规范制度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视野中追溯这些政治规矩产生的背景、分析其内涵,可为当下开展党内生活提供一定的启示。

  古田会议前存在的种种政治规矩失范现象

  自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闽西以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及其他“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有区别,但两人都出于公心,即使个人观点与组织决议有别,仍能服从大局,维护团结。这一局面到1929年5月发生了改变。当时红四军决定恢复井冈山时期设立的军委,任命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任职后,在军中散布不当言论,尤其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夸大为红四军的派系之别,致使红四军思想混乱。于是,“从6月初(实为5月底——笔者注)的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从湖雷会议到古田会议期间,红四军之所以产生种种争论且愈演愈烈,重要原因是红四军党内“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组织上有缺陷”、“党内批评精神缺乏”等,这些均是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政治规矩失范的表现。

  一是极端民主化。红四军成分复杂,大部分“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在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发表意见”,再加上六大党章明确规定,未经决议前党内的一切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红四军逐渐“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二是存在一些非组织观点。非组织观点表现为不服从组织决议、组织程序不规范、开展非组织活动等,这些都大量存在于红四军中。不服从组织决议在红四军中较为普遍,“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萧克回忆说,“红二十九团去湘南的失败”,也即“八月失败”,与少数不服从多数等非组织观点大有关系。

  三是小团体主义。红四军“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限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自己的。因为有这些“历史上的界限”,所以刘安恭关于党内存在分派的言论才能在部队中传播,并“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关于组织原则、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政治规矩

  为克服这些“不规矩”的思想和行为,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会上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关于组织原则、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政治规矩。

  (一)“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从实质上讲,“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属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是从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层面认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共产党借鉴苏共的建党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并在六大上将民主集中制明确为党的组织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后,在政治生活中如何落实这种原则便成了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毛泽东等人在带领红四军革命实践中,逐渐开始从决策层面认识和落实民主集中制,而其中又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为此,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具体要做到四点: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在正确路线指导下,遇事先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中枢。二是上级机关要充分了解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的情况,这样才能拿出正确的办法。三是在活动分子会、支部或纵队的党员大会上通过作报告的形式,迅速地将上级机关的决议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四是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要详尽讨论上级机关的指示,并认真贯彻执行。简单说来,上级机关、领导机构等在决策时要充分了解与反映下级机关诉求,以形成统一意志,决议形成后,党员群众和下级机关要与上级决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坚决执行决议,也就是要走民主-集中的程序,将民主集中制从组织层面推进到了决策和执行机制的层面。

  (二)“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下级执行上级决议的政治规定可以追溯到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其中规定:“下级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之后中国共产党也曾多次强调下级机关必须服从并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这些规定几乎都是单向度地强调下级对上级决议的服从和执行,很少关注下级层面的诉求及上级组织决议对下级组织诉求的反映,以至于制定出来的决议与实际情况有距离,贯彻执行也因此不得力。古田会议纠正了这些问题,要求开会讨论时,到会的人要尽量发表意见,充分争议,弄清是非,不能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直至得到明晰结论。即决议形成前,要充分讨论,形成决议要慎重,不能太随便。决议形成后,对决议有异议的少数必要时可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讨论,但即刻必须坚决执行决议,拥护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即“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古田会议决议保证上级决议刚性执行的同时,也注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情况的调研,以便制定出来的决议能符合实际、更具科学性,从而能有效地加以执行,这为严格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的规定赋予了很强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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