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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评当代“回到康有为”及“回归康德”的观点
2020年07月27日 13: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学明 姜国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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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德先生、赛先生与康先生

  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二位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响亮的口号和最鲜明的旗帜。当然,即使德先生、赛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五四时期新人认同的主流共识,对它们的具体理解和主张也仍然会带有着很多内部的分歧和迷惘。新文化运动参与者阳翰笙在其《革命回忆录》当中回顾当时在北京所见闻的思想态势说:“在思想上也分为几派。一是胡适派。……二是梁漱溟派。梁漱溟有一本书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精神文明要战胜物质文明,提倡东方文化,认为印度文化了不得。他的目的是欲以东方文明来抵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康门尼斯特’(共产主义)。……但是真正代表时代潮流的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分歧的解决,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首要地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要归于历史潮流。“五四”作为一场历史运动有其时空范围限制,但它所高扬起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长久地贯穿在中国现当代史的生动实践当中,中国人的历史实践又反过来辨明了李大钊的康门尼斯特(共产主义)派理解,是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真正具有“现实性和力量”、具有“此岸性”的理解。百年来的历史潮流呈现出,康门尼斯特这一派真正是把“五四”一代国人的救国救民、强国觉民的梦想变为现实并不断推进,康门尼斯特扎根中国大地,真正贯彻着和推进着“五四”关于德先生、赛先生的要求,落实到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革命当中。我们可以断言,康门尼斯特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继承者。

  二、从民主发展为共产主义的“革命算数学”进路

  马克思主义除了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还主张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除了历史的实际进程,共产主义本身也确实扣合着“五四”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深层精神内核,它是沿着民主和科学的内在逻辑前进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五四的先驱就着自己的知识背景,沿着自己的前进方式,用公和扩充的理念约略扣合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普遍化进路,从而他们承接了民主的话语,但有着自身背景所导致的呼应但不对等的内涵。

  当然就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进程而言,还得最终由资产阶级作为普遍性的代表“取得普遍统治”,而“五四”先驱已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先发国家显示给其他不发达地区的“未来的景象”,特别是看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并不“当做同类的‘人’”的相互关系。所以从普遍性的逻辑原则出发,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新人们其主流是倾向抽象的“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已经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意图萌芽。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思想进路还只是类似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费尔巴哈“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那样的层次。所以,除了依托关于“公”和“社会”之类普遍性观念,要使得先进分子从这种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思路中脱颖而出,还需要配以革命的“算数学”——我们这里生造一个名词,相对于辩证法作为“革命的代数学”而言——即算出普遍性的全体和特殊性的偏狭之间的那个实际存在的巨大“差额”。

  革命的“算数学”简单而又深刻地为带有五四时代特征和特色含义的“民主”概念中的“民”找到了质的规定性,是“人”的普遍概念同实际享有人之地位者之间的“差额”,即那些还不被“当做同类的‘人’”的人,即“庶民”: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也就要求是一种“劳工主义”,从逻辑上昭示了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的内容。

  三、从科学发展为共产主义的“革命代数学”视野

  “五四”先驱们对“科学”的高扬也是建立在关于“科学”的含混、泛化的理解之上的。“五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科学的泛化以建构某种超越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 ,“力图定科学于一尊,并使之权威化、普遍化”。这种评判并非虚言。

  可以认为,在“五四”先驱那里支持科学的公约数只是在于科学的适用范围的扩张和权威地位的高扬。而在“科学”的共名之下,究竟什么才是科学本质规定性和实际方法,人们存在着诸多分歧意见。在我们看来,将对科学的普遍性的追求落实到对人类社会一切领域对象的总体性构成结构和总体性内在规律的追求,而不是落实到对自然科学的还原式的追求,这一类型的科学观的潜在逻辑会对通向共产主义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粗略地起到了辩证法的“革命的代数学”功能。以李大钊为例,他误解了唯物史观,但却抓住了作为总体性的普遍性之原则和方法对于唯物史观的根本意义。李大钊认同马克思“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李大钊也用当时中国的话语重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思想,经历了思想发育的重演律。

  四、“回到康有为”思潮无法动摇前进方向

  所谓“回到康有为”的目标所指和当代“康党”的根本追求,实际上就是推崇康有为晚年提倡孔教为国教和维持君主制的顶层设计,一改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主张被视为保守乃至复辟倒退的定位,反而是试图以此为蓝本来指导重构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制度安排,一些论者采用“政治儒学”和“制度儒学”等表述,是名副其实的,也是旗帜鲜明的。“康党”的这一思路,以彼康(有为)的组织和凝聚功力来同此康(门尼斯特)攀比,以彼康之短攻此康之长,殊为不智。马克思主义的此岸康先生向来明白,其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同农民形成一种合唱,否则“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其超出康有为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把合唱、合作、联合等词句转化为现实的行动。而在康有为那里,其基本路径就是朝着“仁”的目的悬设而用合、统、平等、通同公之类的词句来代替实际行动,从概念走向概念。

  可以说,康有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自身认识水平前提下,设计出了尽可能扩充、尽可能普遍化的制度方案。康有为的阐发者中也有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做的是解释错误,而不是坚持错误”,可取康之方向而不取康之道路,例如只可在共和之内去探寻那“无身体的、普遍化的‘新君主’”。此一论述,正合康门尼斯特之要旨,正如葛兰西英雄所见略同的比喻所说,“现代君主”,“就是政党——它作为最初的细胞,包含着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康门尼斯特派评价康有为是“过渡时期”,这并不是对其半截子状态的定格描述,而是康门尼斯特派具有“历史的代数学”即辩证法的总体视野,能看出康有为作为历史前进中的一个环节。

  五、“回归康德”思潮无法担当历史事业

  对于通过“回归康德”的方法来使得中国“告别革命”的观点,我们打算从内在的思想逻辑方面来加以分析,从逻辑来参透历史。“回归康德”并最终得出“告别革命”的结论,要害就在于只接受关于“人”的抽象的普遍性,而排除了历史的辩证的总体性,丧失了“革命的代数学”。

  但是,革命对康德主义来说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康德关于一切历史进程的叙事都只能停留在人们的不断提高自身理性、不断进行渐进式改变的改良主义窠臼之中。在康德看来,国家(不完善的)宪制发生变化有时也许是必需的,但这种变化只能由统治者自身通过改革来完成,而不能由人民通过革命来完成。对于大众来说,启蒙只能是徐徐图之的,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摆脱专制者的独裁统治,摆脱贪欲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相反会产生出新的偏见,会像旧的偏见一样把缺乏思想的大众牵着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时,也呈现了另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实现社会新的创制。”马克思恩格斯是系统勾勒了一个同康德恰好尖锐对立的社会变化路线图,推翻统治阶级对立于统治者自身改革,实现人的普遍变化对立于思想方式的改革,实践运动对立于道德的实践原则,革命对立于进化,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共产主义同革命是相同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亦即科学共产主义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伟大社会革命当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五四运动既涵括自由主义西化派,也包含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历史不但已经证明与两者均对立的“回到康有为”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可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而且也已证明在中国只有后者即马克思主义派,而不是前者即自由主义西化派,才能真正光大和推进五四精神。“回归康德”的思潮以及当今中国的各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则力图割裂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反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启蒙的共产主义指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从民主与科学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逻辑——评当代“回到康有为”及“回归康德”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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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学明 姜国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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