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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红色文艺培育社会正能量的功能 ——以红色歌谣在苏区政治动员中的运用为例
2019年08月12日 14:57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9年第4期 作者:周利生 王钰鑫 字号
关键词:红色歌谣;政治动员;苏区;

内容摘要: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红色歌谣在苏区政治动员、文化革命、价值引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为重要的是,歌谣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红色歌谣为主要载体进行政治动员,充分发挥歌谣传唱的价值认同和社会整合功能,极大地增强了苏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本身的理论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一)群众路线是红色歌谣传唱的根本途径“征集并编制”红色歌谣,是推动红色歌谣广为传唱的重要环节。二)红色歌谣传唱的基本形式在征集并编制红色歌谣后,苏区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推动歌谣的广为传唱:一是在苏区革命刊物上刊载红色歌谣。红色歌谣之所以受到苏区军民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红色歌谣本身就出自革命民众或者与革命民众接触甚多的中共基层干部之手。

关键词:红色歌谣;政治动员;苏区;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党的十九大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强调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不断提升社会正能量, 同时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使之成为个体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充分重视文化工作, 尤其是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化。在提升社会正能量的过程中, 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 借鉴丰富经验。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红色歌谣在苏区政治动员、文化革命、价值引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其历史行程, 挖掘其成功经验, 揭示其基本规律, 对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培育新时代的革命精神和动员社会正能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 键 词:红色歌谣; 政治动员; 苏区;

  作者简介:周利生,王钰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    金: 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招标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研究”[18VSJ010]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强调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不断提升社会正能量, 同时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使之成为个体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正如习近平指出:精神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 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歌曲、歌谣等文艺作品中, 用栩栩如生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假恶丑, 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1] (p.134)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充分重视文化工作, 尤其是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化。在提升社会正能量的过程中, 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 借鉴丰富经验。红色代表着火热、激情、斗志、革命, “红旗”“红军”“红色政权”“红色区域”“红色工会”“红色职工运动”“红五月运动”等, 某种意义上是苏维埃革命、共产主义理想和精神紧密相连的象征。“红色歌谣万万千, 一人唱过万人传”。苏维埃斗争时期, 红色歌谣的广泛传唱, 有助于民众进一步坚定革命信念, 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红色歌谣在苏区政治动员、文化革命、价值引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其历史行程, 挖掘其成功经验, 揭示其基本规律, 对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培育新时代的革命精神和动员社会正能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从内容—形式、价值—功能和途径—方式三个层面出发, 阐释红色文艺在动员社会正能量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一、创新红色文艺的内容与形式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歌谣是文艺的重要形式, 与人类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类似生产劳动中的号子, 能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效力, 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从形式上看, 红色歌谣在韵律上是苏区民众所熟悉的民间小调, 内容上则有鲜明的革命色彩。《青年实话》编辑出版的《革命歌谣选集》编后语写道:“我们用不着像酒鬼迷醉酒杯那样, 迷恋着玫瑰色的美丽诗词, 我们需要用一切旧的技巧, 那些为大众所能通晓的一切技巧, 做我们阶级斗争的武器, 它的形式是旧的, 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 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2] (p.39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的文艺创作仍应当在“旧形式”中不断装填新内容, 实现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性转化, 不断提升社会正能量。总体上看, 苏维埃时期的红色歌谣在传播新内容过程中, 凸显了三方面内容, 提升了社会动员的效果。

  (一) 通过维护民众利益动员民众

  红色歌谣通过控诉、鞭笞旧社会的黑暗来提升民众的阶级觉悟, 激发阶级感情, 建构阶级认同, 唤起阶级行动, 启发民众走向革命之路。

  例如, 闽西苏区的《作田人家实在穷》唱道:“作田人家实在穷, 镰刀挂起米楻空。房里老鼠要搬家, 灶膛里面睡猫公。”[3] (p.5)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传唱的《苦水流成河》将财主、山霸比喻成“虎蛇”:“财主狠, 山霸恶”, “忍饥挨饿, 衣烂屋破, 累死累活, 受尽折磨”, “天昏昏, 日月无光;地暗暗, 处处虎蛇”。[4] (p.44) 此类歌谣描述劳动阶级生活状况, 揭露压迫者的残酷, 揭示穷苦人民悲惨生活的根本原因, 诉说民众求翻身、求解放的愿望, 从而拉近革命与民众的距离, 促使民众自觉投身于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洪流。在抨击旧社会黑暗痛苦的同时, 红色歌谣指明了只有参加革命, 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 建立苏维埃政权, 劳苦大众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如川陕苏区的《快快建立苏维埃》唱道:“要吃米, 把秧栽, 要过河, 把船摆。穷人要想得自在, 快快建立苏维埃。”[5] (p.38) 曾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长的胡德兰回忆说, 红色歌谣“对群众的鼓舞、教育很大”, “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有些青年受到教育, 当场报名参加红军。中央苏区上下掀起母送子、妻送郎、妹送哥、父子兄弟争相当红军的热潮”。[2] (p.547) 此外, 红色歌谣通过对红军与敌军两种处境的对比性演唱, 可以发挥瓦解敌军、乃至劝其投诚参加革命的积极作用。鄂豫皖苏区1932年3月至5月间的苏家埠战役, 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大胜仗之一。战斗进行之中, 前线阵地响起了以地方小调演唱的歌谣《白军兄弟好可怜》:“白军兄弟好可怜, 官长拿你不当人, 张口骂来动手打, 饿死他乡无人问, 哎呀呀, 好可怜, 你何必为他来卖命?”歌谣配以战斗攻势, 消解了敌军士气, 动摇了敌军斗志, “革命歌谣威力大。这以后, 敌人携械投诚者, 日渐增多”。[6] (p.244)

  (二) 通过通俗易懂的内容传播方针政策

  红色歌谣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和苏维埃政权有关政策的通俗化阐释, 帮助知识文化水平低的普通民众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将比较晦涩的革命理论和难以理解的革命政策以浅显的歌谣形式表述出来, 有助于知识程度低的普通百姓理解掌握, 中共中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来推动发挥红色歌谣的政治动员作用。

  例如, 192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决议案, 提出:“发行并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 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 最好编成歌谣韵语。”[7] (p.421) 1928年10月, 《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强调, 为了“争取与积聚广大群众势力, 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 在“农村及苏维埃区域”开展理论宣传时, 必须“把党的政策口号, 编成咏语山歌”。[7] (pp.613、618、619)

  划分阶级成分本是件复杂的工作, 《划分阶级成分歌》则对无产阶级、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以及土豪劣绅等不同阶级成分的划分标准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无产阶级, 空着两只手, 什么都没有。专替人做工, 才能糊住口。”“贫农阶级, 自有一点田, 不够吃和穿。还卖劳动力, 生活很艰难。”“中农阶级, 他不剥削人, 人不剥削他。他受谁压迫?地主与军阀。”“富农阶级, 自己种有田, 还有田出租。放点高利贷, 或把长工雇。”“地主阶级, 田地霸占多, 自己不耕作。收租又放债, 农民受盘剥。”“土豪劣绅, 身份比人‘高’, 政权他篡夺, 压迫工农们, 作威又作福。”[5] (pp.174-175) 由此, 红色歌谣使苏区民众在轻松活泼的文娱生活中理解了抽象的阶级分畛。还有如《十大政纲歌》将苏维埃的十大政策告知老百姓, 1《红军三大任务歌》则介绍了红军的主要任务, 2等等这些架起了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基层革命民众之间的桥梁, 从而提升了基层革命民众对苏维埃革命的本质认识。

  (三) 通过宣扬马克思主义激发民众感情

  红色歌谣通过歌颂革命导师、礼赞十月革命, 帮助苏区军民从情感层面上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 要在中国遐陬僻壤的农村进行广泛传播, 一个重要前提是破除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而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红色歌谣可以帮助民众建立此类情感。

  例如, 流行于中央苏区的《纪念马克思曲》唱道:“马克思给我们创造了, 共产主义的武器;世界工人联合一起, 打破现社会制度, 让那些垂死统治阶级, 在革命面前发抖, 胜利的前进向前进, 中国的工农红军, 革命的大旗——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志们纪念马克思, 学习马克思主义, 举起马克思列宁旗帜, 大踏步奋勇前进。”[8] (p.172) 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根据自身经历创作歌谣《游历三年整》, 歌词写道:“游历三年整, 找到了革命”, “马克思主张, 拯救我农民。领路是列宁, 革命为人民”。[4] (p.108) 这样的红色歌谣使马克思的形象变得很亲切, 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使得这一外来的革命理论变得不再生疏。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国家政权的成功尝试,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体现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许多理想。礼赞十月革命, 自然成为启发民众建立革命信仰的好办法。中央苏区的《十月革命歌》唱道:“苏俄同志, 艰辛奋斗, 革命数十年。工农专政, 劳农政府, 如今日实现。十月革命, 所得教训, 大家牢牢记。中华革命, 十月之路, 我们来开辟。”[8] (p.199) 等等这些歌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革命导师的光辉人生和他们所创造的革命理论, 赞颂十月革命取得的成就, 从而有助于民众信仰马克思主义, 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二、发挥红色文艺的价值与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革命活动初期, 就曾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外围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中开展唱歌、朗诵等“社会娱乐”活动。[9] (p.136) 其时, 工人协会成为“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 (指成立工人协会——引者注) 的地方, 同盟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10] (p.228) 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曲》所起到的鼓舞人心、凝聚士气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给予了积极评价:“被赶走的封建主重新强加于亚尔萨斯农民的时候, 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在斯特拉斯堡写出了‘马赛曲’, 配上了谱, 而且首先由亚尔萨斯人唱起来。”[11] (p.508) 不仅如此, 恩格斯还注意到1848年欧洲革命时“人们高喊:‘共和国万岁!’, 高唱《马赛曲》”[12] (p.71) 的情景。列宁领导的1905年革命, 同样有革命民众“高唱革命歌曲上街游行”[13] (p.120) 的热血沸腾。

  因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 仍应重视红色歌谣的作用, 这尤其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提升价值认同

  通过红色歌谣的感染, 引导民众投身革命洪流, 这是民主革命发轫之际就被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政治动员方式。例如, 1921年5月, 早期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发动长辛店工人运动时, “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 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 唱着革命歌曲”, 从而“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14] (pp.17-18) 据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 1922年1月1日, 中共上海组织全体成员在上海市内散发载有“鼓吹共产主义的歌”的贺年帖六万余份。[14] (p.48) 1923年11月,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指出:“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14] (p.206) 彭湃在领导海丰农民运动时, “为了发动农民”, “用海丰方言编了很多歌谣, 教农民学唱”。[15] (p.364) 恽代英早年曾深入湖北黄冈农村宣传发动农民, 认识到在向农民讲述革命道理时, “如能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自然更好”。[16] (p.759) 大革命失败后, 陈云曾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农委负责人领导苏维埃运动时, 得出了发动农民、动员农民的经验之一便是, “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 要注意农民能接受的程度, 多用壁报、图画、歌曲来宣传”。[17] (p.7)

  在上述例子中, 红色歌谣均引导工人、农民主动参加革命, 为发展工人运动, 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最为重要的是, 歌谣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以红色歌谣为主要载体进行政治动员, 充分发挥歌谣传唱的价值认同和社会整合功能, 极大地增强了苏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本身的理论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社会正能量要充分发挥歌曲歌谣等各种文艺形式在促进价值认同上的作用。

  (二) 改造落后文化

  “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就不能有群众的组织与群众的行动。”3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处于闭塞落后的农村, 农民群众长期深受封建思想浸淫, 封建迷信和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突如其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并不能很快地影响到农民群众, 因此一度出现“红军每到一地, 群众冷冷清清”[18] (p.78) 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成功地唤醒民众的斗争意识、振奋民众的反抗精神, 就成为推进革命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 湖南省委提出了秋收暴动的计划, 中共中央常委为此开会“专门讨论湘南工作问题”, 认为湖南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 同时提出要注意运用包括歌谣在内的多种政治宣传方式, 以达到“引用具体的事实煽动全体革命民众”的目的。[19] (p.164)

  据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1927年10月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湖南秋收暴动过程中, 为了揭露“土豪劣绅所做的都是不对”和宣传“现在暴动的意义, 共产党的主张”, “由宣传部出每日煽动的小传单及歌谣、标语等”。[20] (p.545) 对于红色歌谣在政治动员的重视, 贯穿于苏区党政军各类工作之中。比如, 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认为, “歌谣插画更胜过长篇大论的文章”。[21] (p.523) 为了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党的九大明确将“革命歌”列为士兵政治训练的材料。[21] (p.825) 从1930年开始, 围绕保卫苏区、击破敌人“围剿”等任务, 苏维埃根据地广泛开展“红五月”运动。中共中央常委会在《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中特别强调, 为了使“口号具体化和通俗化”, 要“准备多量”的红色歌谣来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 以群众喜爱、欢迎的载体来推动政治动员。[22] (p.201)

  在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 党和政府通过分析“旧文化”, 在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民众和经济基础造成落后文化的主客观形势中, 在没有条件完全改变旧经济基础的不利条件下, 通过歌谣这一简单的形式, 在主观领域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 尤其是政治水平;在客观领域, 使民众认识到落后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旧文化”, 如封建主义人依附于人的等级制文化和资本主义人依赖于物的金钱、资本文化具有反动性, 从而不断树立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主流地位。

  (三) 领导革命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红色歌谣在政治动员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对各地苏维埃斗争具有指导意义。1929年8月, 中共湖南省委在部署湘鄂赣边境工作时指出, “以工农革命的事实和豪绅阶级的罪恶……编成戏曲歌谣来表演, 使群众对革命发生愉快的兴趣”, “使群众对革命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23] (p.89) 1932年6月, 鄂东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工作决议“责成鄂东南文化部”, “将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反革命政纲, 联系他们破坏革命的事实, 做成歌谣、剧本、书籍, 做为广泛的群众宣传教育材料”。[24] (p.291) 事实上, 红色歌谣正是以言简意赅、琅琅上口的形式, 为文化贫瘠的乡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也为普罗大众领悟革命理论创造了条件。1929年5月, 中共鄂西特委在情况报告中提到:“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 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 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字方面的宣传, 多有仿用十二月、十二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六字句等有韵文。在许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都可以听见农民把这些歌调提起喉咙高唱。”[25] (p.300) 1929年9月,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代表何玉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从经验中歌谣的宣传效力最大, 因为各种文字宣传识字者最少, 意义又深, 又少味, 农民最喜欢唱歌。现在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尽唱革命歌, 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41932年11月, 负责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证实:“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 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5

  在上述例子中,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歌谣在革命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既能使党中央的革命理论、党中央要做的事传达到民众当中, 也能激发民众对革命工作的理解, 提升革命理论和工作的认同度, 更好地展开革命工作。历史经验表明, 我们党高度重视把体系化、学理化的革命理论以浅显的歌谣形式表述出来进行宣传普及, 从而满足了不同层次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对于苏区进行成功、有效的政治动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启示我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思想上高度重视,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其摆在重要位置, 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同时, 要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加强统筹协调,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各种文艺形式中, 这既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作品的质量和水平, 也有助于不断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格。

  三、传播红色文艺途径和方式

  (一) 群众路线是红色歌谣传唱的根本途径

  “征集并编制”红色歌谣, 是推动红色歌谣广为传唱的重要环节。早在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 必须“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 “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就是“宣传和鼓动”的重要内容。[14] (pp.478、481) 国共合作破裂后, 革命斗争的环境日趋艰难, 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重要。1928年12月, 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形势下, 必须采取“适合社会条件”的“宣传煽动”方式, 其中, “小歌小曲尤应多编辑”。[26] (p.61) 1929年12月,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 就是扩大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 “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革命情绪斗争的歌谣”成为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21] (pp.818、822-823) 1930年11月, 闽西苏维埃政府将“搜集各种歌谣剧本”作为文化部重要工作之一。[2] (p.145) 其时, 苏区文艺工作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职责范围。1933年4月, 徐特立以代理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发出的训令第一号, 明确将“编辑供给”“革命的歌谣”作为各级教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27] (p.94) 瞿秋白1934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出任教育人民委员后, 依然“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2] (p.449) 瞿秋白非常清楚, “通俗易唱的歌曲对群众教育作用大, 没有人写谱, 就按民歌曲谱填写歌词, 它好听、好唱, 群众熟悉, 马上能流传”。6

  为了收集更多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 各类苏区刊物纷纷发布启事, 面向红军官兵、革命民众征集红色歌谣。例如, 1932年4月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第16期发出消息:“凡将各地青年群众中流行的记录下来, 或自己编撰的山歌……特别欢迎。”1933年8月3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布《征求山歌小调启事》:“现在《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 又计划出版革命山歌小调集, 收集各地流行的革命的山歌、小调, 印行美丽的单行本, 请各地及红军中的同志, 有自作的或老的山歌小调, 无论抄写的或记忆的歌子, 寄投《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 一律欢迎。希望同志们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程, 一经采用, 当酌情寄报或现金。”为了加强管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 1934年6月20日, 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第49期刊登了《〈红星报〉征求宣传白军士兵的革命歌谣小调》启事:“在瓦解白军严重任务前面, 要求我们大量改善对白军士兵的宣传煽动工作, 利用歌谣小调, 就是宣传白军士兵效力最大的方式之一, 因特征求白军中流行的歌谣小调, 革命前方后方军政机关的同志利用白军士兵中流行的歌谱编成有内容有煽动性, 并通俗的歌调供给本报, 一经登载, 即致薄酬。”

  上述例子带来的启示是, 在新时代传播红色文艺应当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在内容层面, 深入到基层群众中, 了解、收集多数民众和不同群体的歌谣喜好与作品, 创作贴地气的大众性歌曲, 或者改编已经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二是在形式层面, 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等能够迅速传播歌曲的媒介, 收集不同媒介中流行的歌曲形式, 通过创作和改编进行广泛传播;三是在主体层面,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多元化相适应, 在不同主体和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中间, 通过“征集并编制”歌谣, 发挥不同主体的能动性, 塑造不同群体中红色文化的引领性、“偶像”性人物。

  (二) 红色歌谣传唱的基本形式

  在征集并编制红色歌谣后, 苏区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推动歌谣的广为传唱:

  一是在苏区革命刊物上刊载红色歌谣。例如, 《青年实话》开辟“歌曲”“工农大众文艺”等专栏, 刊载《共产主义进行曲》《纪念列宁》《十劝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打到帝国主义歌》等歌曲;《红色中华》出版“赤焰”文艺副刊, 刊载《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歌曲;《列宁青年》开辟“山歌”专栏, 刊载《拥护红军》等歌曲。

  二是编辑出版了专门的红色歌谣集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军区政治部1932年6月刊印的《红军歌曲》, 就是当时的“红歌”集, 竹纸石印, 纸捻装订。该集子连封面共38页, 收录有《国际歌》《红军歌》《红军进行曲》《红军行军歌》《红军纪律歌》等苏区流行的24首歌曲, 还印有《唱歌须知》等唱歌常识介绍。7此外, 1932年初,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政治部编辑《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81933午8月, 《青年实话》编委会编辑出版《革命歌集》;9101934年1月, 《青年实话》编委会编辑出版《革命歌谣选集》, (4) 等等。苏维埃根据地极端困难、条件简陋, 印刷技术和设备相当落后, 革命刊物大多使用油印、铅印或石印, 清晰度不高, 印刷用纸比较粗糙, 但是, 经过纸质材料的刊载, 红色歌谣形式上转化为有形材料, 保证了传唱内容的准确性, 也有助于扩大传唱人群和范围。

  红色歌谣之所以受到苏区军民的欢迎, 一个重要原因是, 很多红色歌谣本身就出自革命民众或者与革命民众接触甚多的中共基层干部之手。前述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代表何玉琳呈递中央的报告中就有以下记载:“所编的歌甚多, 大都是由农民自己或区委、支部等下级同志编成, 他们来得很自然, 或者中间意义词句稍有错误, 经上级同志修改过。”11也正因此, 《青年实话》编委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歌集》出版后“一下子就销完六千份”, 不久即“再版一万五千份”。12

  三是红军宣传队教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 教唱红色歌谣成为改造王佐部队的一种方式, “通过教歌, 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 又通过他们去宣传别人, 从此打开了接近士兵的大门”。[28] (p.102)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军每个连队都有宣传队伍, 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教妇女和小伙子们唱歌子”。[29] (p.38) 许世友将军回忆苏区斗争时期说到, 每连都成立一个宣传队, “用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演唱的歌曲, 很受群众的欢迎”。[30] (p.16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潘振武回忆红一军团宣传队时写道:红军中“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 “特别是教歌子, 我们教战士, 战士再去教驻地群众, 一传十, 十传百, 党的政策和鼓动号召, 通过歌唱, 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2] (p.512)

  四是苏区广泛建立的群众组织俱乐部的传唱。早在中共成立之初, 就曾经建立俱乐部来活跃产业工人的文化生活, 并以此达到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13苏维埃革命时期, 俱乐部在“发扬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31] (p.36) 方面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1931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强调:“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 “在每一个俱乐部下应该有唱歌组”, “在每一组织内应该尽量吸收群众”。[22] (pp.256-273) 之后,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推动下, 俱乐部在苏区各地迅速建立起来。14“俱乐部的作用是要在娱乐中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政治认识”, [2] (p.140) 即通过“收集民间的本地的歌曲山歌, 编制山歌或练习中国乐器 (锣鼓、板笙笛、胡琴等) 编成音乐队”这种“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 来达到“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目的。[31] (pp.34、36、37)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描述道:“各乡建设有俱乐部”, “有各式各样的乐器, 全乡男女老幼每晚相聚一堂, 欢呼高歌, 真是十分热闹”, “是做教育群众最好的地方”。15可以说, 红军宣传队的教唱和俱乐部的传播, 使红色歌谣的流传更具组织性和普及性, 群众性歌谣活动得以更广泛深入地开展。

  运用丰富多样的形式来传唱红色歌谣, 使其最大限度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进而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人民群众、引导主流价值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这是苏区政治动员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上述手段带来的启示是, 要充分发挥文艺作品, 尤其是红色文艺的作用, 在产品、服务、活动以及传播途径上下功夫, 使文艺作品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同时, 要善于运用各种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样式, 使不同类型文化产品都成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生动载体, 主流文艺作品与社会舆论主流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站在新时代回望历史,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红色歌谣这一艺术形式的效用, 使之影响了群众的心理情绪和行为选择, 从而使革命理念深入人心, 在苏维埃根据地广泛凝聚革命共识。1928年夏, 在井冈山龙源口战斗中俘虏了很多国民党士兵, 毛泽东特意要何长工编支新歌来教育敌军士兵。何长工用旧调编了六段歌词, 向俘虏兵演唱后, “取得很好的效果”, “许多俘虏兵痛哭流涕控诉反动派, 要求参加红军, 掉转枪口打反动派。”[2] (pp.463-466) 在鄂东北, “最大普遍传布在黄安、麻城、光山、黄陂的是《十二月穷人歌》、《枪会革命歌》、《兵变歌》, 随时随地都听见这革命的歌声, 甚至白色区域里的妇女、小孩也自然无顾忌的歌[唱]出来”16;在赣西南, “无论男女老幼, 都能明白国际歌, 少先歌, 十骂反革命, 十骂国民党, 十骂蒋介石, 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无论三岁小孩, 八十老人, 都痛恨地主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 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32] (p.35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尚奎在建国后深情地写道:“红色歌谣是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心声, 是革命时代大风暴的产物, 是革命人民感情的真实记录。这些歌谣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斗争中, 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7这些案例表明, 红色歌谣以民间叙事为抒情方式, 以传统民歌为表现手法, 促成了革命旋律的高扬, 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 从而有助于厚植革命所需的群众基础、凝聚推进苏维埃运动的强大力量。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 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抓住当代中国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机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充分发挥歌曲歌谣等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群众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推动歌曲歌谣等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社会主流价值融合与协同, 并善于运用各种形式和载体推动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切实为中国人民提供正确而生动的精神指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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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汪木兰, 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32]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册)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作者简介

姓名:周利生 王钰鑫 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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