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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8年11月28日 10: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作者:张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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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乌托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科研院校的数十名学者济济一堂,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畅谈了对乌托邦思想的理解。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是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学术组织,自创办之初就充分体现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特色,促进了不同学科、研究机构以及不同国家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当今我国世界史发展的大好时机下,书院要进一步明确学术定位和研究特点,与现实紧密结合,而“乌托邦思想”这一主题正是“以小见大”的题目,具有极强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研究员回顾了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阐述,并重点对普列汉诺夫在20世纪初期撰写的相关著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追溯了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并强调指出,过去的20世纪既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纪,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纪”。近些年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乌托邦思想在理论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种政治观点的乌托邦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会议第一节的讨论以乌托邦思想的研究方法、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国良教授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莫尔乌托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并从三个角度对研究前景做了阐发:从人类思想史演进的角度,强调《乌托邦》代表着人类逐梦的近代化;在比较政治视野下,乌托邦包含着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方案;而乌托邦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源头,是经过建构的结果,该思想本身是伴随对封建王权、天主教会弊病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批判而出现的。

  南京大学王爱松教授分析了乌托邦一词的两重含义,并根据《1984》等文学作品,阐述了所谓乌托邦之死与“历史的终结”的复杂内涵,同时对理想的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亦做了区分。

  北京联合大学王利红教授从学者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论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发,强调知识与存在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的关系。她由此对乌托邦与现实秩序的辩证关系做了阐述,认为历史并非单线发展,乌托邦叙事寻求的是一种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邓超副研究员对事实与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逻辑推演,指出事实与观念存在区别,但在大跨度的时段中,两者关系会不断转变。就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水平而言,乌托邦作为有关社会治理的思想,其中的很多观念正处于转变为事实的过程中。

  会议第二节的发言主要围绕科技与乌托邦的关系展开。中国科学院大学袁江洋教授阐述了弗朗西斯·培根科学乌托邦的途径及其道德蕴含。他指出,面对后现代论者的挑战,要重视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历史关联性,并认为培根“知识即力量”并不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对立。

  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在“后人类的来临与人文史重构”的发言中指出,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人类生活将面临巨大的改变,所以必须做好对后人类问题的应对。其中的关键,是对人的自然与超自然的两面性进行深刻把握,在多重理解中重构人性。

  人工智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可谓十分巨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昌盛副研究员反思了建立在强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数据乌托邦观念,并指出智能与意识并非同一种事物,人的意识从产生到发展都具有自身独特性。

  中国科学院大学苏湛副教授梳理了从古至今科学思想与乌托邦的关系。他认为,科学技术在古代世界并未被重视;到莫尔与培根的时代,科学逐渐成为乌托邦的核心要素;19世纪则呈现出对科技进步的不同看法;而乌托邦则代表着科技被滥用等消极因素。在根本上,科学无法解决历史上的社会问题。

  在会议第三节,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理想社会图景。南开大学王以欣教授详细介绍了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福岛观念,指出福岛是少数英雄肉身永生的乐土。这种思想是对荷马史诗中关于来世观念的弥补,受到了来自东方冥世观念的影响。

  重庆大学张文涛研究员指出了“乌托邦”一词在意义上的含混性,认为从文本结构上较难分辨莫尔本人的真实想法。他通过将《乌托邦》与《理想国》进行对勘,强调“新岛乌托邦”很像《理想国》中的部分内容,而莫尔与柏拉图也存在从追随到批判的复杂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吕厚量副研究员在对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进行细密研读后指出,该书主要描述的是公正统治方式的理想模型,它与《理想国》存在竞争关系,体现了色诺芬的社会教化观念。这一观念下的社会教化具有终身性,并要由一位理想政治领袖付诸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副教授关注的是彼得拉克的《幸运与背运的救治》。她指出,15世纪的人们非常关注美德与幸运之间的联系。从人类理性出发,彼得拉克肯定了人性高于权势的价值观,强调了有节制的度过一生的积极意义,而且主张现实的美德才是真正的美德。

  北京师范大学董立河教授以多年研究海登·怀特思想的心得体会为基础,指出乌托邦思想包含着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这种思维不仅从未离开过历史学家,而且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具有超越性。

  会议第四节的主题为中外近现代史上的乌托邦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分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三次大的乌托邦思潮,分别为太平天国、康有为《大同书》以及孙中山改造社会的主张。这些思想的出现,或是由于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对现实的不满,或是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协调有关。因此,他认为思想史应与社会史结合讨论才能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

  除了上述大的社会思潮,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也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品格。中央民族大学张晨怡教授仔细分析了这一群体的思想渊源及其前后期代表人物,指出该群体以“礼”为核心,并描摹了该群体理想中的“复井田”、“复封建”等社会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研究员将视线转向近代俄国,重点阐述了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理论,认为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中对村社予以了积极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特别看重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他指出,俄国民粹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具有同源共生的关系。

  陕西理工大学闫向莉博士论述了乌托邦思想对尼赫鲁政治理想的引领作用。她认为尼赫鲁的政治理想基于对本国苦难的理解之上,经由本土教育、英式教育、社会主义理想综合而成,并直接影响了其“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李绍猛副教授聚焦于17世纪英国乌托邦思想家哈林顿,指出其所著《大洋国》反映了英国乌托邦思想的特点,即不只重视经济的平等,而且政治权利也要进行相对平等的分配。他将这一思想与中国古代无君思想做了对比,阐述了权利先于责任存在的可能性。

  会议第五节则着重从文学、体育、绘画、电影等多重视角审视乌托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佳副研究员意在从历史语境出发,挖掘以“三代”信仰为核心的中国神话话语如何为不同社会时期、文化制度提供了神圣性终极证明。

  南开大学耿传明教授强调了清末民初社会氛围的“乌托邦化”,并以20世纪初期的小说为例,阐明时人借由西方而来的观念,挞伐社会黑暗、家庭专制与婚姻不自由等现象,揭露社会不公,寄希望于建立制度伦理的美好愿望。

  东北师范大学王邵励教授考察了1896年希腊泛雅典娜体育场的重建过程,并详细展示了该体育场入口处从建造到拆毁的经历,旨在说明该体育场如何成为现代希腊人想象古代和表达现代的重要文化空间。

  中央美术学院安永欣对中国绘画史中“桃源图”题材的绘画作品做了细致解读。通过对桃源图中视觉符号与山水画基本元素的分析,她展现了中国文人画家如何借以表达自身的精神追求。

  电影同样缺少不了乌托邦元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晨助理研究员以韩国电影《辩护人》为中心,揭示出该影片隐去了很多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将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民主运动人士追求“民主法制社会”的过程,简化为民主与独裁的对抗,折射出当代韩国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力之困乏。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秘书长张文涛副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与会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着力展现乌托邦思想的多重面向,以及关注当代社会发展走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中国国际文化书院今后的学术活动能够继续得到各学科专家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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