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马克思主义 >> 评论
以“希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国后中国道路的启示
2017年11月01日 11:13 来源:《教学与研究》 作者:经理 字号

内容摘要:然而,当代文化的、政治的、国家的认同研究却表明新秩序将受困于民族利益,暗示了不存在多极化力量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作为多民族国家,新中国的成就表明:不同民族间改变世界诉求的相容性与精神中存在的普遍“空缺”密切相关,这种“空缺”来自于对不利生存现状的否定,与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望(想象),转化为联系各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即“民族独立”、“个人幸福”与“民族复兴”。因此,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道路的启示在于:我国要积极构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完善以发展为主题的希望话语体系,广泛凝聚世界各国力量,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从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出发,各种原有的政治矛盾服从于民族生存,“公平贸易”的话语体系让位于革命的话语体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主权独立的新国家。

关键词:民族;发展中国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发达国家;话语;命运共同体;生存;力量

作者简介:

  摘  要: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诉求。然而,当代文化的、政治的、国家的认同研究却表明新秩序将受困于民族利益,暗示了不存在多极化力量主导的世界新秩序。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启示我们:新中国的形象正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命运的缩影。作为多民族国家,新中国的成就表明:不同民族间改变世界诉求的相容性与精神中存在的普遍“空缺”密切相关,这种“空缺”来自于对不利生存现状的否定,与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望(想象),转化为联系各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即“民族独立”、“个人幸福”与“民族复兴”。其中,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大学生对“梦想”话语的认同及践行,完成了对他人的导引,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汇聚成强大的行动力量,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道路的启示在于:我国要积极构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完善以发展为主题的希望话语体系,广泛凝聚世界各国力量,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希望;共同意愿;中国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世纪伊始,国际经济形势复苏缓慢,全球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此起彼伏,中国周边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革新,还关系到全球经济产业链的总体布局。当前,发达国家为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所困,发展中国家则身陷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的泥潭之中。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筑牢互利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为本世纪中国亟待破解的政治难题。针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我国政府推出了“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等新型经济发展战略,表明了推动全球经济化向纵深发展的决心。不过,在拓展区域间经济合作渠道的同时,我国对外政策明显侧重于制定技术层面的经济方案,忽视了以新型意识形态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必要性。因此,建立新型国际政治的关键在于:要着眼于各国人民的普遍意愿,汲取建国以来希望政治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国家形象、话语体系与实践主体等方面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希望”政治的理论内涵

  随着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原有产业结构,出现了生产力水平从失衡到再平衡现象。由于国际范围内产业分工链的重新布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结构发生了双向调整: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得益于资本输出与落后技术装备的转移,扩大了部分产业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资本输出破坏了发达国家的原有生产结构,迫使其必须改进现有生产技术,以吸引资本回流,推动本国生产力水平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便会发生改变,使原有的分配关系被彻底抛弃,让位于新的分配关系,引发生产的物质发展与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 出于攫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依靠制度重建使社会化生产服从于分配的需要。出于维护国内政治稳定,这种由新的分配关系引发的国家内部利益矛盾便被转移到国家外部,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就是建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牺牲他国利益使本国的政治矛盾得以缓解。

  在这个时期,不发达国家尚未或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建他国的意识形态体系通常被发达国家视为维护其不合理经济秩序的有效途径。这种话语体系或者表现为“国家——公民”身份,以同构化“劳动者”的身份强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或者表现为“宗教——信徒”身份,利用“天然的”共同文化强化生命的归属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事实上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坚信,合理化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可以实现财产规模的扩大,也使每个人从“此岸”世界看到了救赎的希望。这是因为,节欲正是积累的象征,劳动寓意征了肉体的责罚,趋同的生活方式则保证了共同的救赎。基督教神学的祛魅化正是人们将希望寄寓于现实世界的过程。于是,这种希望要求人们合理化自己的劳动时间,同时也要求他们将控制劳动对象的努力转化为管理社会化劳动的方式——科层制,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趋于理性化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扩张也将会在不同民族中间引发相同的结果。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不仅可以将“野蛮”民族纳入“现代文明”的轨道 ,还说明了以资本主义拯救世界的必要性。尽管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式企图消除不同民族的疏离感,但是,它不可能在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形成真正的文化联系。从根源上看,上述逻辑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塑全球空间的政治诉求。

  当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显现之后,民族内部的矛盾让位于民族利益。特殊民族利益的普遍化与每个民族利益普遍实现的矛盾愈加凸显。这就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拯救”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在经济“掠夺”的事实中渐趋瓦解。而在此过程中,各种积累的政治矛盾也随着民族利益的伸张,填补了原有意识形态的真空,阻碍了新型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民族间的精神联系需要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被支配、自支配到相互渗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发达国家流动资本对本国生产方式造成的消极影响。相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希望以重申本民族利益获得等同于发达国家社会生产能力。而这就必须否定资本的利润导向,坚持以技术为主导的社会化生产。显然,这就与发达国家追求的对外经济战略发生了冲突,即否定其作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补充的意图。

  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文化联系需要相似的经历“表述”。从全球发展史来看,殖民主义经济模式并没有使不发达国家拥有相同的工业结构,而是藉由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完成了增值资本的需要。这就造成了不发达国家同时出现了分别以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尽管这些国家都先后出现了规模化工业生产的事实,但是,劳动力投入量与收入的不对等,不可能使这些劳动者认同发达国家传播的话语体系及其塑造的形象,诸如:美国梦。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形象的传播也未能弱化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价值判断。这是因为,这种形象不可能完全解决贫富分化、产能过剩(落后的技术产品)、生态等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痼疾,只能唤起人们追溯共同的生命起源,以消除彼此的异质感。对此,安德森就认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随着各个民族生存状态及其空间结构的改变,对民族文化的追忆已成为各民族主张其自身存在合法性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经济联系将受困于文化的差异性。由于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寻求可供借鉴的典型案例已成为上述民族亟待破解的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情况表现尤为明显。这就表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仅是否定了“同质化”发展模式,却没有否定“鉴融化”模式的可能性。所谓“鉴融化”模式,是指围绕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各个国家在选择解决策略方面与参照国的趋同倾向。其中,参照国与本国国情相似度越高,解决策略便越具有相似性。

  从文化角度而言,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主导这种秩序的国家对外形象及其话语体系的建设。其中,设置形象的目的在于具象化国家发展可被“触及的”前景,而话语体系的传播则充当了国家内部个体对这种“想象的”结果(尚未实现的目标)认同及其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便在于它与该民族共同拥有的国家记忆存在显著联系。这种记忆事实上构成了避免民族重蹈覆辙的警示。倘若文化是民族改变生存世界的实践符号记忆的观点能够成立,这就表明文化传统并非不可改变。这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中断表明了民族生存境遇的改变引发了文化与现状间的张力,暗示着文化创造活动的开始。这种活动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民族实践活动的理解而展开。

  那么,这种民族外部的实践记忆(话语)如何转化为民族内部活动的文化要素呢?这只能借助于“希望”。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给予了我们以相关启示:首先,希望表现了人与其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 。这就表明要使希望的话语表达植根于人们的共同经历,并从对这种经历的拒斥中,唤起人们改变生存现状的意愿。其次,文本(宣言)使隐蔽的想象转化为所能感受到的“现实”,使人们企盼指向未来的实践路径 。在想象的世界中,由于人们始终将避免趋势恶化作为肯定自身存在的前提,这就激发了人们改变不利生存现状的实践欲望,唤起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再次,人们在“先行”的主体实践中确认了自身实践的方式(形象)。由于蕴含普遍意愿的言说者就是它的实践承担者,这就促使其他实践主体,从承担者的实践结果中看到了“先行”的结果;最后,话语使每个人占有了这种“形象”,并促成了共同意愿的形成,得以使集体的政治实践活动成为可能 。由于普遍意愿的形成不是以任何民族的或文化的主体,作为创造新世界的前提,而是取决于对这种以观念形式表达的意愿认同与否。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规避了主体自身的异质性,也消除了主体间合作的异质性,使得塑造世界的“主体”永远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只有经过上述四种转化,希望才能藉由人们的价值关切及其实践活动,转化为具有物质性的存在物,才能赋予原有文化以新的结构。简言之,其要义在于:依靠团结共同应对全新问题。

  因此,希望的政治就是要以普遍意愿奠定合作的前提,以政治实践主体的存有保障实践活动的结果,形成对其他实践主体的示范与促成效应。在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合作的观念体系之所以是可能的,便在于:它不仅回应了民族国家保持独立的要求,也承认了民族改变其生存世界的实践诉求,更确认了民族革新自身的生存能力。当然,谈及这种新型的国际合作化道路,它并非没有先行的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道路事实上印证了希望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巨大改变作用。

  二、建国后“希望”政治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历经“奠基——转型——再转型”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无论从规模、速度和质量上都要优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相同阶段,较之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既非出于否定资本主义的本质,也非憧憬于社会化大生产承诺的物质景象,而是依存于生存境遇的转变,在民族独立、个人幸福与民族复兴等理想间实现了转换。这些话语内容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也调动了他们的创造积极性,有效地凝聚了人民力量,更推动了整个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转,从而使中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1.民族独立之梦

  由于物质生产与人口规模的再平衡能力较强,近代中国并没有出于对外战争或海外贸易的需要,在完成手工工场兼并之后,依靠生产工具的发明或生产技术的改进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主动选择工业化的道路,克服生产力不足问题。而是在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之后,被动地融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体系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这就形成了以下局面:一方面,维持封建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话语体系正在因生产组织的变化而影响力日益减弱,另一方面,这种由外部注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清除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诉求,而是采取了融合于原有封建统治政治框架的方法,企图为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攫取更多的发展空间。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从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出发,各种原有的政治矛盾服从于民族生存,“公平贸易”的话语体系让位于革命的话语体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主权独立的新国家。这实际上成为了中华民族相互依存的精神纽带。

  建国后,这种理想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与建设时期发挥着无形的导引作用。中国民众之所以敢于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工业化的中国的原因在于,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差异表明只有尽快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才能巩固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私人占有与共同占有的所有制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它们都与独立民族国家存在与否密切相关,解决的办法就是诉诸于各个领域的革命(决裂),从而彻底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耦合于这种理想,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确立并没有依靠自上而下强制推广合作化的苏联模式,而是采取了从民众试点典型中定型,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模式。比如,在与张玉美的谈话中,毛泽东讲道:“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这种推广模式表面上是注意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向他人示范了合作化生产的巨大优越性,事实上却是以象征的方式暗示了工业化中国的存在。所谓工业化的中国,就是要中断建立在农业中国基础上各种上层建筑,就是要使国家的面貌与民族的实践联系起来,使现代化的成果打上中国人的烙印,并以劳动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确证,即同样拥有发展工业化的能力。

  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以建构产业工人的形象予以完成的,比如王进喜、王崇伦等人。这些劳动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一方面,他们都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赞成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中国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这些人依靠自己的劳动使劳动对象发生了巨大改变,确证了普通劳动者不“普通”的力量。这种公共形象的建构寓意了工业化中国的脚步正在加快到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它也吸引了其他人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有效地实现了劳动者力量的整合。特别是在我国于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这种合作化劳动所彰显的力量取得了自身表现的顶峰,它使中国具备了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与捍卫自身劳动成果的能力,完成了中华民族独立的梦想。然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政治矛盾的转向却中断了新理想的开启——生活方式的变革。在社会秩序趋于混乱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它使人们因难于见到个人生活世界的明显改变,而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处境。而这种需要的“空缺”表现为:对科学的推崇唤起了人们运用理性思考生活的热情,然而,集体劳动需要却限制了每个人运用理性规划生活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个人与集体两者间的张力,为改革开放时期形成新的理想埋下了伏笔。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贾伟)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