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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论马克思主义对共享的根本解答
2020年12月18日 09:26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作者:项久雨 潘一坡 字号
2020年12月18日 09:26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作者:项久雨 潘一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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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通过表层意义上“共享的自由=交换的自由”这一等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我”作为主体自由的交换这一意识形态幻象中关于生产环节剩余价值问题的置换和颠倒得以实现,共同塑造了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共享的神话”。终结“共享的神话”,意味着展开对真实共享的探索。共享从神话到现实,体现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不从某个抽象的原则或特定的价值理念出发来认识与把握共享,而是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主体层面关注“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在经济结构层面关注实现共享的基础性条件,在制度上层建筑层面关注实现共享的制度性安排,在观念上层建筑层面破除“共享的神话”,从而找到通向共享的真正道路。

  资本逻辑的深层批判: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享的神话”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共享有着结构性的限制,“共享的神话”却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为一种自然性的、非历史性的、永恒性的存在。私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严格划定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阶级归属,严格划定了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结构性边界,共享与这一经济结构的运行机理与内在逻辑是根本互斥的。在私有制的结构中,资本构成了“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具有无限增殖的内在冲动,造成了对劳动的抽象统治,人的存在不是为“我”而是为“资本”,共享的结构性空间为资本所限制。而为了掩盖这一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意识形态家”们则编制出一系列诸如劳资协调的“共享的神话”。这些“共享的神话”往往通过概念、命题与话语表达出来。例如,在恩格斯看来,“国民财富”这一用语具有非国民性、无意义性,“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共享的神话”内含着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巨大张力,它试图为现存制度作合法性的论证,但这一尝试注定是徒劳的。

  与私有制的经济结构相对应,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支配关系,横亘在资本家(有产者)与劳动者(无产者)之间的是一道道由“物”与“资本”构筑起的制度性壁垒。身处在对立两极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只不过前者在异化中得到了自我确证,后者则因异化而走向了非人的处境,生成了一种被剥夺感。可见,这样的社会关系是极为扭曲的。一方面,“异化”逻辑构成了这一社会关系的主导性逻辑,社会交往的片面性、自利性与单调性,使其无法真正为人与人之间的共享提供共同的实践基础。在资本逻辑的内在驱动下,“物”的世界的增殖成为整个社会的终极追求,“人”的世界却走向了贬值的深渊,而共享必然要求建立在对“人”的真正关注之上,对“物”的过度追求则必将走向“共享的神话”所圈定的陷阱之中。资本主义历史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跃迁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世界,但与此同时,物与物的关系宰制着人与人的关系,劳动者被廉价化、商品化,而不是被视作共享的主体。另一方面,“私享”逻辑宰制着这一社会关系,资本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他们不存在共享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行动。“异化”逻辑与“私享”逻辑具有同构性,二者对社会关系的束缚是根本的、长期的、不可破除的。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才是常态,共享也因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阻滞而无法真正成为现实。

  共享成为神话的最大问题在于,以交换层面的共享掩盖了生产层面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根本矛盾,由此这种共享一定是有限制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共享一定会从神话走向现实,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享的神话”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与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享的神话”,实际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理论展开。反驳前一个“神话”指的是驳斥反动派、旧势力对于共产主义的污蔑,澄清共产主义“共享”必然到来的规律性;反驳后一个“神话”则是为了揭穿资本主义借“共享”进行的自我粉饰。对于这两种“神话”的批判,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洞察。

  共享主体的深刻变革:从“现实的个人”到“命运共同体”

  社会主义主导的共享机制强调“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致力于实现一种真实的、合乎历史逻辑的共享状态,这与资本主义成为神话的共享存在着本质差异。

  从事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现实的个人,是社会主义共享的创造者与享有者。现实的个人植入了“社会—历史”维度,其中涵盖“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超越了抽象的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考共享的现实前提。现实的个人有着丰富的需要、丰富的实践、丰富的社会生活,这些都应当纳入共享的整体考量范畴。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实的个人所展开的实践可以证明自身的本质力量,摆脱了异化劳动的局限,“共享的神话”所赖以依存的制度性安排得到了扭转,实现共享的主体性条件得到了确立与巩固。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得到彻底的矫正,颠倒的社会关系得以颠倒回来,新的社会关系为共享的实现创造了结构性条件,从根本上“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全体个人”与“每一个个人”的内在紧张关系得到化解,“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将共享的主体上升到社会历史存在方式下以社会关系为联结的命运共同体,既规避了私有制条件下“多数人”无法参与共享的根本缺陷,又避免了对于共享的浪漫主义式想象。

  从共同体的属性来看,资本主义的共享范式乃是停留在交换层面的虚假利益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共享范式则是建立在生产层面上的真实共同体。前者乃是抽象层面的意识形态神话,后者乃是具体的、现实的制度性安排,前者到后者乃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过程。在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架构“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在“物”的层面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在“人”的层面上,“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实现了内在统一与有机结合。虽然共产主义的实现依旧遥远,但建立在社会主义共享的制度性安排之上,“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也可以得到实现。在现时代,共享的社会主义范式虽然在实现程度上仍然是不充分的,但由于共同体与共享机制的真实性,其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而在“世界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共享的效能也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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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项久雨 潘一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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