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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表现
2019年10月28日 09:20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9年第20192期 作者:徐斌 巩永丹 字号
关键词:共同体/历史逻辑/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摘要:一、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历史就是在共同体中不断生成、展开和发展的历史,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催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图景。以马克思的“依赖关系”历史理论考察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其基本轮廓呈现为“本源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序列,与此相对应.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表现“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利益的相关性、人类价值的共生性等视角表达了一种促进人类共生共荣的共同体意识,是人类摆脱自然的奴役、资本的压迫和精神的枷锁的重要路径,是人类走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幻共同体,迈向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共同体/历史逻辑/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徐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巩永丹,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9年第20192期 第62-68页

  内容提要:共同体是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人类历史就是在共同体中不断生成、展开和向前发展的历史。随着生产方式的历史谱系由“无剥削的共同所有”向“剥削基础上的所有”,再向“更高阶段无剥削的共同所有”的演变和跃迁,共同体呈现出从本源形式的“自然共同体”到抽象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变序列,这构成了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一过程也是人性从“未异化的局部发展状态”向“异化的普遍发展状态”,再向“剥去异化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的生成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要求,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也是“真正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和实践。

  关 键 词:共同体/历史逻辑/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标题注释: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治思维的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5BKS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共同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一种崭新范式。日本学者望月清司从“社会联系”视角考察了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指出马克思按照“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的致思逻辑展现世界史的基本轮廓。①但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是与人的解放过程相互作用的,望月清司忽略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状况与共同体自我否定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视野中的人类历史就是共同体变革与人的发展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方面,共同体经过重叠演化并不断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另一方面,人的生存样态也从偶然的个人、抽象的个人向具体的个人跃升。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的互动趋势内蕴着人类共同的命运。当此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重思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分析共同体的历史序列以及共同体视阈中的人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

  人类历史就是在共同体中不断生成、展开和发展的历史,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催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图景。“共同体”是与“个体”相对应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个体”与“共同体”是考察历史的重要范畴,它们分别是与“个人”和“社会”相对应但又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在提及“现实的个人”这个历史的前提时往往使用“个体”概念,而在提及未来社会时往往使用“共同体”概念。马克思确证,“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②。而“共同体”亦可称为“联合体”,是指由个体有机结合所构成的具有高度自由和高度共性的集合体。个体和共同体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共同体是个体及其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

  共同体是人猿揖别的衍生物,也是哺育人类的母体。马克思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分散、漂泊在森林里,生活闲散孤独,居无定所,既没有农业和工业,也没有住所和言语,他们生活自由,保持着最原始、最本真的样态。“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③在这种状态中,对大地的“领有”是共同体产生的前提,由家庭及其扩大成为部落的部落共同体,是最本源的共同体形式。游牧或者迁徙是这一时期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④随着部落的迁徙,游牧生活必然引起部落之间领地的侵犯或保护,对大地的“领有”也逐渐演变为对土地的“占有”,人类开始定居下来,逐渐开启了以土地为共同体基础的农耕生活。“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⑤本源的、游牧的或部落的共同体没有私有财产、异化以及劳动分工,是封闭的、孤立的原始联合形式。这一时期,由于还没有形成社会分工,或社会分工十分简单,没有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人的交往发生在狭小的范围中,人的发展处于原始状态,表现为人在本质上是受动的和受限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依附于更大的整体,表现为不独立性和依赖性。

  共同体是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方式。人类的互动和交往以实践为前提,其交往活动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由此就生成了共同体。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⑥。共同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样也是在人的交往实践中产生的。交往实践的变化也推动共同体的变化。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性的存在物,在实践活动中,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着主体对象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人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遂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实践活动是共同体得以产生的实践基础。社会实践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它是专属人的活动,“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⑦。可见,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生产劳动。共同体的本质体现为存在于其中的人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了人性和人的生存发展境遇。共同体是人的活动的创造和结果,共同体演变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共同体演变也体现为人的活动生成。共同体是世世代代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和结果。

  共同体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人以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维系自身存在的方式。共同体演变“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⑧。在早期的共同体形式中,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社会的纽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交换开始时,原始共同体随之衰亡”⑨,取而代之的是受制于所有制形式的新的共同体。当所有制形式确立以后,共同体在本质上既具有了普遍性,也具有了特殊性。基于所有制而形成的生产关系集中代表了共同体的普遍本质和普遍利益,“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构成了共同体的特殊本质,代表特殊利益。普遍本质与特殊本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推动共同体不断演变和发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正是从“人”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视角来映射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永远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一切存在物的本质⑩,共同体则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形式。所以,“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1)。

  二、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及其逻辑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2)。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体,个体之间的交往构成共同体,共同体使个体的本质得以确证,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个体,也就没有人类。马克思终生都在探究个体和共同体演变所构成的历史规律及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称,共同体“自然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消解于资本主义社会,登峰造极于共产主义社会”(13)。如果以人的发展状况来检视人类史的三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历史谱系呈现出从“无剥削的共同所有”到“剥削基础上的所有”,再到“更高阶段无剥削的共同所有”的演变规律,共同体则呈现出从特殊的本源形式的“自然共同体”到异化的抽象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再到“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真正共同体”的演变序列,这一过程也是人性从“未异化的局部发展状态”向“异化的普遍发展状态”,再向“剥去异化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的生成过程。

  (一)特殊的本源形式的“自然共同体”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基于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考察,马克思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划分为三种共同体形式,它们反映了古代世界人们在生产生活以及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规定性。

  亚细亚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14)。马克思认为,土地提供本源共同体居住的场所和劳动资料,是共同体的基础。个体“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15)。这种共同体形式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也能够将一部分剩余产品“让渡”给更高的共同体,具体表现为贡赋、颂扬君主及祭祀等形式。这种“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16)。这种自然共同体是个人存在的基础,个人是共同体的附属物。人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原始性,是一种低下的、受动的、不自由、不充分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统一体(专制君主)是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是世袭的占有者,而个人却失去了财产,成为彻底的无所有者。马克思通过探索亚细亚共同体所有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纠葛,认识到共同体成员因与共同体的结合而成为主体,这种共同体并没有异化为类似于国家的权力机构,更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

  古典古代的共同体是公社财产和私有财产相分离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共同体不再以土地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居住地为基础。城市成为部落共同体的主要领土,也成为其军事组织的基础。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土地被分割为两类,一部分土地(公有地)由公社支配,另一小部分土地(领地)由个人支配,公有地是国有财产,单个人的私有财产依靠共同劳动来实现,“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17)。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存在,根本上得益于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的平等以及他们的劳动。个人被置于这种共同体中,虽然拥有私有财产,但其剩余时间都由公社支配,依旧受制于公社共同体。个人依旧从属于共同体,表现为一种人的依赖关系,他们只能作为某种具有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发生关系。这种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形式内在包含着分化瓦解的可能性:私有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加→共同体所有地不足→征服扩大公有地→对新获得的公有地的分配不均→阶层分化→奴隶制和农奴制→共同体的原始形式瓦解。马克思探秘古典古代的共同体形式,并没有发现城市与农村分工的可能性,也没有发现私人土地所有和市民私人所有在谱系上的连续性。不可否认,即使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马克思依旧无法否认古代地中海世界与近代市民社会之间那一宽阔而又秘不可测的深渊。(18)

  以独立的家庭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马克思对此给予强烈的关注。因为在这种共同体中,公社不再以国家或国家的组织形式而存在,独立的家庭构成一个经济整体,公有地仅仅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公社只存在于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19)。马克思认为,日耳曼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20),它不是以国家的身份来运转,而是以个人所有者的身份来运转和确证,这实际上是把公社确立为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表现为一种不同于联合体的联合。与前两个阶段的共同体形式相比,这种形式最大的特点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不再受共同体强制力量的束缚,而成为共同体“公有地”的主人。并且,“所有制的最初形式……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21),社会分工必然内蕴着瓦解共同体的矛盾。

  以上三种共同体在所有制形式上表现为“公共所有制”、国家与私人并列的“双重所有制”以及“公社所有制成为私人所有制的补充”三种形态,它们对人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1)由于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从属于一定的等级,个人的发展屈从于共同体的利益;(2)人的发展表现为自我牺牲,人的本质深深刻印着共同体所设定的规定性,人的存在和发展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是一种片面而被动的发展。这三种自然共同体也具有共同的基础:(1)对土地的占有不是劳动的结果,而是劳动的前提;(2)个人对土地的关系以公社为中介来实现。由此可见,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受制于共同体的自然性质(气候、土壤),也取决于如何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土地。在所有这些共同体中,其前提和基础从一开始就内蕴着局限,“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22)。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分工的细化和个体独立性的增强,这种共同体将逐渐消解。共同体的解体一方面是人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孕育着新的社会制度形式。“市民社会”作为共同体解体的产物,它出现的基础是“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马克思强调,真正的私有制随着动产的出现而开始,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逐渐“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纯粹私有制”(23)。由此,显性的原始共同体被以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为代表的虚幻的共同体取代了。

  (二)异化的抽象形式的“虚幻共同体”

  在古代共同体中,人的发展表现为原始的丰富,个人依赖于共同体,人是偶然的、自然的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国家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国家变成了与人民力量相异化的力量。在近代市民社会或现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借用共同体的名义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制度化,以冒充的形式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从而侵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共同体变成了“虚幻的共同体”。这种异化的共同体以隐秘的形式奴役人、压迫人,造成了利己主义和人的畸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道:“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24)个人隶属于阶级是历史地形成的,以中世纪为例,从封建领主的领地中逃亡的农奴逐渐成为“半个市民”,这些市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联合起来反抗贵族,形成地域性的市民团体,并逐渐产生出市民阶级;随着各城市间联系的加强,市民阶级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资产阶级;随着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加剧,一部分人沦为无产者。个人隶属于阶级是迫于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认为它使人得到了发展,那“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25)。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假性,揭示了人的解放是共同体的价值意蕴。他强调人在虚幻的共同体中过着天国和尘世的“双重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26)人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尘世存在物”,是作为一种不真实的、异化的现象存在。同样,人在政治国家中,是一种“类存在物”,是在想象的主权中被虚构的成员。政治解放就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的本质同人自身相异化,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沦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变成工具和机器。

  “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是虚幻共同体的典型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货币和资本联合所形成的共同体,它在表面上表现为由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实际上却是异化的抽象的“物的共同体”,它使货币和资本凌驾于个人之上,并对个人发号施令。“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27)在虚幻的共同体中,货币被当作万能之物,成为人们普遍关系的“牵线人”,成为世界的神,“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28)。“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29),它把人的本质颠倒为异己的力量,“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30)。货币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具有了独立性,使人成为市场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是在本质上又将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形成了“人对人是狼”的状态。同时,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资本家把资本与劳动力相交换,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组织工人聚集生产,工人力量在资本家那里实现了联合,构成了“资本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在各个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积累起来”(31),实现了资本的联合。这种联合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体,而是由资本造成的被动的、抽象的“资本联合体”,在那里,工人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恰恰受到奴役和剥削。“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32),“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33)。

  马克思认为,相较于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和资本为代表的抽象的共同体是历史的进步,它使人由偶然状态向独立的个体转变,也使“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个体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异化的共同体在表面上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但在本质上是私有制的产物。资本剥削给这种抽象的共同体披上厚厚的异化的外衣,虚无缥缈,令人难以把握,但时而也会掀掉外衣露出惨淡的真相,预示着资本家和工人截然相反的命运。这种“冒充的共同体”内蕴着巨大的不平等和不正义,也不合乎人的尊严,更不利于人的发展。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就要以“自由人联合体”替代假冒的共同体。

  (三)“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以马克思的“依赖关系”历史理论考察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其基本轮廓呈现为“本源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序列,与此相对应,人的状态也呈现出“未异化的局部发展的依赖关系”—“异化的普遍发展的依赖关系”—“剥去异化且全面社会化了的依赖关系”的历史转变。在第三阶段,异化的人的依赖关系将彻底被扬弃,社会将彻底扯掉资产阶级人格独立性的虚假面纱,赋予个体真正的自由个性和独立性。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性的真正复归。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要么使人处在阶级对立的尖锐斗争中,要么把人囿于社会分化的牢笼之中,实质上它是最不人道的社会,唯有进行社会革命,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实现人性复归的必由之路。“自由人联合体”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个体不再是“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35),也不再是“地域性的个人”(36)和“阶级的个人”(37),而是社会中的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38)。可以说,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人的复归和人的自我实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人民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况中,过着卑微的非人生活,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根本否定,它使人从自然、社会和精神枷锁的奴役中获得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从而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39)。它超越了市民社会的局限,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组成自觉的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表达了一种人人互惠的正义价值。马克思认为,古代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都不可能实现真正平等和社会完全正义,特别是在虚幻的共同体中,看似平等的契约关系只是形式平等和形式正义,个体的人身自由在不断减少,他们被迫接受残酷的剥削。劳动者“‘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40)。这种强制性奴役否认了个体的自由权利,“否认自由的结果就是不正义”(41)。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质内容就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和人的异化状态,以达到实质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把真正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真正平等以及人的发展和人的自我实现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这样的社会使社会成员共享平等的机会,使每个人的发展达到和谐的程度,并具备实现每个人的各项能力的条件。同时,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样的社会使人的活动及能力、人的关系及个性得到完整的呈现,使每个人的发展成为可能,使每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同体默示了个人能力与收入权利的内在联系,表达了一种人人互惠的正义规范。

  真正的共同体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趋势。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史前时期”的共同体和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扬弃,使人摆脱了资本逻辑强加于人的种种束缚,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2)。历史之谜就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体现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的内在冲突和脱节,这种情况在虚幻的共同体中尤其明显,表现为社会发展进步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价值的贬损。所以,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才是人的解放的必然之途。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个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也是人类由“现实的个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表现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43)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关切依旧是人类前进的方向和引领。人类必将以“类”的形式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必将建立起超越虚幻的共同体的人类社会,“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对马克思来说,“自由人联合体”是他为人类设计的共同理想。就当今世界而言,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4)。在当代中国,我们致力于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和主张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也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应对全球治理、解决全球危机、构建全球正义提供了新的方案。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人类曾遭遇多次血腥的劫难,摆脱战争枷锁、缔造和平家园、谋求共同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呼声和殷切诉求。同时,人类社会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集中体现为新科技革命正推动全球全方位多层次地向前迈进;互联网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对人类命运进行又一次重塑;人类生存的交互性、相关性空前加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掠夺造成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全球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风险日益增多,挑战层出不穷,发展鸿沟逐渐凸显,“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命运的危机和人的幸福危机”(45)。那种弱肉强食的虚幻的共同体已经不符合人类的共存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心愿。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时代精神的彰显,是迈向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利益的相关性、人类价值的共生性等视角表达了一种促进人类共生共荣的共同体意识,是人类摆脱自然的奴役、资本的压迫和精神的枷锁的重要路径,是人类走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幻共同体,迈向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必经之路。唯有以共在、共生、共荣的自由人联合体为理论引领,才能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虚幻的共同体,是对以往共同体模式特别是“货币—资本共同体”的颠覆,它更符合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代替虚幻共同体的未来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没有战争和冲突,没有压迫和斗争,没有不平等和不公正,每个人都获得了发展自我的条件,每个社会成员各尽所能,以劳动为第一需要,这样的共同体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6)。从根本上讲,真正的共同体内蕴着共生、共存、共产、共享、共荣的价值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理念是内在一致的,体现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要求,浸润着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构想的思想文化底蕴,彰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传统共同体模式的局限,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破除了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打破了我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幻想,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人民的生活由贫困进入小康,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对落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通过贸易、合作、援助等方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新贡献。放眼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视阈逐渐超越了本国局限而面向世界历史发展,我们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和世界历史精神,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充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历史使命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治理,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历史责任。

  注释:

  ①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页。

  ⑨[美]梅吉尔:《马克思哲学中的共同体》,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

  (1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15-116页。

  (13)Nicholas Vrousali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A.Cohen:Back to Socialist Basics,Bloomsbury,2015,p.100.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7页。

  (18)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366-36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0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8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9页。

  (41)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43)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44)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45)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作者简介

姓名:徐斌 巩永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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