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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视域中的自由与时间
2019年08月31日 21:21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余达淮 聂楠 字号

内容摘要:在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交锋领域,自由与时间一直是一个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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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交锋领域,自由与时间一直是一个聚焦点。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也是构建客观伦理关系的过程。资本自身在伦理层面上有着不可否弃的二重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恶”的表现,但却掩蔽不了资本“善”的伦理效应。马克思体认了以自由时间为基底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路径,并在路径阐释中,对于自由和时间在资本伦理中的理论向度有所关涉。自由与时间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的基本范畴,对于资本的“自由游弋”和“时间限度”加以伦理的规约,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进路。

  关键词:自由时间;资本伦理;道德哲学;资本的二重性

  作者简介:余达淮,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聂 楠,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始终把聚焦的问题放在历史条件中,不超越历史条件,摒弃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坚持的理论基点。马克思关于自由与时间的论述也是始终基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这一基础上,自由与时间不可避免地与资本发生关联;又由于资本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伦理也是调控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二者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发生学上都是相互生成的。在资本的样态日趋多元的当代,自由与时间的伦理效应与资本运动的逻辑交织在一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图景中,自由时间的实现,必然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伦理是指在资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调整资本运行中产生的资本与自然、资本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规范的总称。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将时间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形式中去解读和阐发,无论是从历史之维还是从现实之维来审视,资本作为社会存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都和伦理关系有着毋庸置疑的联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同蹙同展说明,资本不可能脱离人而独立运行;资本的伦理关系也和社会其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资本伦理关系在资本逻辑中的呈现,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过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也是构建客观伦理关系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作为核心的资本,其价值底蕴和伦理内涵更加彰显。

  “自由”一词我们并不陌生,正如经典电影《勇敢的心》中为苏格兰独立而牺牲的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在临刑前高喊“Freedom!”一样,现代人似乎也经常把“我要自由!”挂在嘴边。这一历久弥新的概念作为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旗帜,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而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其中第4条规定“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联合国人权宣言》更把自由列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我们发现,人们向往的自由,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学术范式层面,都具有多重维度的含义。自由一直都是伦理学论域的核心语汇,叔本华在1841年写作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将自由列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他认为自由是消极的概念,只是一切障碍的消除,他将自由提升到我们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超验的领域”[1]。

  作为经济伦理前沿的资本伦理学,也应把自由范畴纳入其视域;资本伦理学应进一步思考,在对资本的伦理规制中自由如何自洽并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自由”的,它遵循着其增殖的本性,自由地活动在社会的各个环节、各个角落。资本的这种自由流动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劳动力随着生产力发展得到了解放,劳动力的“自由”程度相对于封建社会大大提高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的自由。由于资本的无休止的欲望和不断拓殖的本性,它渴望的自由也随之越来越多。于是,我们看到: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虚拟资本、金融资本,而以生产领域为主的实体经济却日渐衰败;资本样态变化引发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资本逻辑的空间拓展让越来越多的经济环节卷入其中。种种现实让我们思考,是否应该限制资本“自由”?如何限制?是否应该无所作为地等待马克思所说的“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2]的时间到来呢?虽然资本对于人的自由发展是具有历史功绩的,但是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本身及其发展对人存在更为隐秘更为强烈的奴役和压榨,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揭露。人类社会已告别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代,进入工业社会,虽然劳动力形式上的“自由”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少了,但是似乎不仅我们的劳动被资本奴役,交往关系异化,而且思想也被资本所左右,资本拜物教大行其道。资本的“自由”的泛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由”的窄化。

  如果从绝对的客观世界出发,抑或是从纯粹的抽象主体出发理解时间,时间都没有伦理意蕴。但是,这两种思路都忽略了时间和人的关联,也就是时间的社会历史性。时间的流逝如果不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关涉,它就是机械的无感的自在。马克思通过揭示时间的历史性与属人性,将时间界说为社会时间,从而使哲学中的时间从“天上”降落到“人间”。时间在这一维度上被赋予了丰厚的伦理意蕴,时间成为人的积极存在、发展空间和生命尺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时间的伦理性又是如何在资本的运动中表现呢?正如海德格尔将时间定义为探求存在意义的境域一样,时间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境域。伴随着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分工集聚了空间,折叠了时间,资本逐步摆脱了空间地域的限制,时间成为资本拓殖的手段。资本追逐财富的灵敏触觉客观上要求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资本生产的典型特征必然会催生技术的进步。技术和生产的结合又反过来节省了时间,资本的流通时间被最大限度地缩短,空间地域的扁平化使时间趋同,这使资本的全球化拓殖步步加深。马克思对于工作日的批判,正是其对于时间物化所导致的资本伦理负效应的深刻评判。在当今时代,马克思对于社会时间的阐发、批判并未过时,相反,愈显深刻。时间成为丈量资本拓殖的尺度,资本及其运作遍布全社会,成为物化劳动时间的控制逻辑。于是,社会不可避免地物化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也随之丧失了积极存在。当今社会中的人,大多把时间归结为外在于自身的东西。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劳动还是我们谋生的手段,所以劳动时间更多地被理解为控制和约束自己自由的手段,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的人越来越“经济化”。人们甘愿将生命时间的价值标准界定为一定时间内资本财富的多寡,这导致人的精神层面发展空间的丧失。“现代时间的强迫意识不只体现在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工作范围中,它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活领域。超级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人们对事件的体验越来越变成一种严重忧虑、不断加强的时间压力得到普及的社会。”[1]我们应思考:自由与时间的伦理意蕴在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中是否应给予新的理论解释?

  二、自由与时间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中的展开

  资本伦理植根于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发展到当代的集中体现。资本自身在伦理层面上有着不可否弃的二重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恶”的表现,但却掩盖不了资本“善”的伦理效应。“资本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不仅是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事实性判断,也是具有理论支撑的一种逻辑判断。”[2]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普遍化,商品成为普遍的存在。在这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起点中,我们发现商品生产具有为他性、服务性和为己性、牟利性的特点。凡是存在着需要处理和调整利益关系的地方,就会有道德要求,也会有相应的伦理[3]。商品生产就此具有了伦理的二重性,而商品作为生产性范畴的资本、商品生产作为资本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伦理二重性不可避免地缠绕进资本中。资本伦理一方面生成了规则,培育了社会秩序,使主体不断地追求自由与创新,向往社会平等与公正,另一方面,资本牟利的本性会利用人,统驭人,偷窃人的时间,执掌人的自由。

  在康德那里,对对象的认识借助于形式,是基于时间、空间等概念范畴的形式能力。基于这种能力,人具有能动性。黑格尔不太满意康德对时间解释的纯粹化、形式化,认为精神表现在时间中,时间不被扬弃,精神就永远把握不住纯粹概念。他认为“时间是作为自身尚未完成的精神的命运和必然性而出现的”[4]。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时间的存在,不反对时间具有客观性、抽象性,但是他对时间的理解却并不仅限于此。人借助于什么引起自然界的变化呢?毋庸置疑,是借助于生产实践活动。现实的、具体的人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肇始,不断开展实践活动。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在界定了社会时间后,也对时间的形式——过去、现在、未来做了区分。过去被固化于劳动产品之中,得以保存固化,劳动时间属于过去的时间;现在被描述为正在进行时的劳动;未来则被描绘为实践的结果。实践活动需要抽象的载体。第一步,在生产劳动中,孤立抽象的物被纳入生产关系中,从而成为属人的存在物。第二步,活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予这些物以商品的形式。“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被赋予形式。”[1]第三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衡量价值的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可以发现,并非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时间的内容在于纯粹精神的主体。如果没有劳动实践的主体,也就无所谓时间。所以,人作为类本质的积极存在,联结着社会时间,同时也蕴含着人的自由。时间作为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由此便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在努力克服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对自由的限定”[2]。以时间展开的自由,不是认识论维度的自由,而是本体论维度的自由。自由的关注点包括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在一定行为中的道德性。自由的伦理价值彰显于自由的本体论维度。“人们首先是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生存在世界上,然后才根据其生存意向去认识什么的。”[3]伦理所牵涉到的人与人的关系,属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图谱中的一环,资本的关系样态使其和伦理在社会关系的路径上狭路相逢,资本伦理借助于人与人的关系在自由和时间上得到了廓清。

  资本的伦理属性如何对应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时间和本体论自由呢?资本的产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货币占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劳动者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4]。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将本属于自己的时间挂牌出卖,在他通过雇佣劳动将劳动力变为商品时,他就丧失了对于自己劳动时间的支配权。资本家获得了工人劳动时间的支配权,成为工人劳动时间的主人。由此,我们发现时间的主体异化了。资本家可以在“工作日”这一“合法”的外衣下,让本属于工人的劳动时间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裹挟。所以,马克思对“工作日”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马克思将“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强制性和基础性,因为工人必须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才是资本家真正需要让价值增殖的时间,因为其意图是要产生更多的货币。必要劳动时间的让渡对于工人来说是自愿将自己的时间转移给资本家,而剩余劳动时间的所有权则在遮蔽中异化为资本家所有,工人却又囿于其必须以劳动赚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而无能为力或无从发现。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其本质,并给予了彻底批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社会存在中,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透察到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统一构造了现代社会时间的场域。商品的堆积来源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在本体论的层面得以显现。劳动时间量化了价值,“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的秘密”[5]。不同的商品在价值的维度上可以通约,可以比较。价值在劳动二重性中由抽象劳动生产,“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6]。自然时间被物化了,而自然时间的物化过程也是和资本的运行逻辑一致的。在自然时间被物化的基础上,拥有工人劳动时间所有权的、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载体的资本家开始进行量化这一时间的操作。借助于将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的历史时间得以出场。如果将剩余劳动时间理解为与必要劳动时间有泾渭分明的区隔,则不可避免地走入机械论的窠臼。让我们回到资本的本质社会关系属性中。在资本逻辑中,不变资本的价值会转移到产品中,而剩余价值的每一次追加进入可变资本中,剩余劳动时间也就变成原有基础上的不断迭代。剩余劳动时间被物化地表达,“用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来表示就是: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多于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原有资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1]。也就是说,虽然价值量是恒定的,但是决定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是在变化中不断被构建的,剩余劳动时间也是以往的剩余劳动时间的阶段性产物,剩余价值的生产弥漫于整个劳动时间中。社会时间不是脱离定在的抽象,而是伴随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动态生成的。凭借时间这一测量工具,人类实践活动得到记录。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历史性的,生产力作为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实践活动根植于特定的时间,实践的历史性造成社会时间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生产力现实的历史基础在社会时间的展开中得到了说明。在此意义上,时间的历史性和生产力发生了联结,作为整体的时间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运动变化,不断创造着资本。

  在厘清了资本运行中时间的表征后,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在资本逻辑中的伦理意蕴。资本逻辑促使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相当数量的时间才会游离出来,产生时间的盈余。这种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由此产生。但是,这只是少部分人的自由时间,工人在产生剩余劳动时间的同时也在为少部分人生产自由时间。拥有自由时间较多的少部分人创造了很多科学、艺术成果,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资本伦理中自由与时间的正效应也正是基于此的。但是,其负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其涉及的自由时间是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在现代时间的谋划中,只有像马克思一样,将目光投向工人的境遇,才能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才能打破时间的统治走向自由的本真。资本统治劳动,使劳动者处于劳动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状态,丧失了人的目的性存在,虽然拥有形式上的自由,但本质上是被奴役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游离出来的时间被资本家占有,工人自由时间被劳动时间不断蚕食,由此,工人丧失自由、备受奴役,而资本家将工人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为自己积累了财富和更多的资本,与工人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本靠吮吸工人的活劳动时间才能维持生命,并且资本“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3]由此,资本家便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而工人精神发展的空间因此丧失。死劳动吸吮活劳动成为资本生产的基础,而资本自身的运动还促使资本不断地吸吮活劳动。于是,工人丧失自己的生命时间,丧失自己的精神自由,进而丧失自我,这些抽掉了劳动时间主体性的劳动力就好比果戈理笔下的农奴在“乞乞科夫”们的压榨下成了真正丧失自己的灵魂的“死魂灵”。这样,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本家运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便可以支配科学、艺术和公共生活领域,而这对于工人来说却是海市蜃楼,工人精神发展的空间就此丧失。在今天,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资本主义控制手段更加多元,造就了超越地方时间的万能的、光速的“世界时间”。这个世界时间已经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而且也是有同质性的现实生活场域。世界时间在真正意义上消解和战胜了空间。它的“即时在场”特性,打破了传统存在论所依存的一切现实基础,当远程登录技术出现后,原来支撑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此在当下在场已经土崩瓦解[4]。

  这样,时间统治的出现和自由发展的实现都在资本逻辑的伦理效应中获得了阐释。资本、时间、自由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有了新的变化和内涵。在当前社会中,科技发展使生产分工和地域交往的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资本流通时间的减少使资本空间扩展到了全球。不难发现,在资本逻辑控制下,时间成为社会中全新的统治形式。进一步说,资本的存在形态也早已不能被简单划分为生产性、社会性、历史性范畴。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一个个不同的资本组合进入市场,这种“组合拳”使整个经济系统呈现出资本的结构化体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资本的增殖本性、自由与时间的根本属性不会改变。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资本逻辑下的自由与时间呢?

  三、自由与时间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中的研究指向

  自由与时间这对被众多学科论及的范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中有其持存的独特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在建构资本伦理中的自由与时间时,从来不是将二者割裂的,人们走向自由解放的历程,就是人们不断实现自由时间的过程。马克思在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描绘了价值理想的同时,把握了被资本钳制的现代社会的时代脉搏,因为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自由与时间才可以得到明晰的阐释。

  第一, 自由与时间的时代表征。初观自由,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现代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时间不够、自由不多,但是高喊着“我不自由”的人们却有选择工作、频繁跳槽的自由,甚至有不工作“啃老”的自由,他们真的不自由吗?毫无疑问,自由的时代表征,发生了改变。那么,自由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在社会生活层面又是如何具象化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的实然“发问”。再观时间,我们发现,周围人的话语中“快”字的出现频率颇高,工作要快,生活要快,我们似乎被这个词语钳制了。快的目的是什么?节约时间。快频率的生活、快节奏的社会节省了很多社会时间。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1]。毫无疑问,时间的社会历史属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逻辑的日益发展,这一属性的负面效应却日渐增多。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我们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却又在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资本流通时间的趋零并没有带来利润的最大化,反而使金融危机周期越来越短。时间是衡量资本拓殖的尺度。毋庸置疑,节省时间使资本更有可能加速运动,全面铺展。于是,为了成倍加速资本的流通,这一环节的时间被无限压缩,因为“流通时间本身不是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2]。流通时间的趋零,似乎使时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资本的流通不再耗费时间,资本的生产、流通、再生产等过程开始叠加运转,资本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信息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时间表征了资本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但是,如果脱离主体方面的中介和资本自身的运作过程,对于资本的伦理制约也就无从谈起。人的存在状态在对资本的伦理制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人对于实现真正自由的渴望和关于时间这一生命赖以存在的条件的伦理观念,会将资本置于伦理建构的平台上,将人真正的本质从资本统摄的力量中拯救出来。资本不是僵死不动的,在资本运行的逻辑进程中,安装制约阀门,使伦理关系介入资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现实中构建历史发展过程,才可以发挥资本伦理的规约作用。

  第二, 自由与时间的关系指向。马克思将时间与人的自由联系起来,并将自由时间作为关系的联结点。“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3]由此看出,自由时间以人的自主性活动为内容,以人的自我发展为目的,“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4]。在以人类解放为终身事业的革命家马克思那里,拥有自由时间成为人创造自我价值和实现生命意义的必然途径,自由时间这一重要范畴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但是,对于自由时间范畴,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自由时间是指未来社会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将自由时间与共产主义形态相联系。而有的学者却予以否定,认为将自由时间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独有,其理由不够充分,自由时间是与劳动时间相对应的范畴。还有学者认为,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因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指出:“直接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1]这些论证为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中界说自由与时间的联结点——自由时间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理论的空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可见,马克思将时间和自由的不可分离、共同发展作为其理论的发力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作为人的发展空间。反观现实,人们似乎并未真正体悟到自由与时间的关系。有了更多可支配时间时,我们往往让自己陷入被欲望主宰的虚幻自由、被物操纵的假想自由、被资本逻辑操纵的自由的幻象中,这又反过来步步蚕食我们的自由时间。

  第三,自由与时间的未来旨趣。自由与时间,这对千百年来历久弥新的范畴,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学科范式中不断被定义和解构,不断发展。时间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条件,自由勾勒了人类永恒祈望的归宿图景。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中,自由与时间应如何演绎?具体说来,自由问题,既被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重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问题,因而是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胶着点[3]。追求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不应该、更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回避这一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目前,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汗牛充栋,学者们在厘清概念、整理线索、辨明是非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实现理论对于实践的反哺,这是我们面临的时代之问。回应这一时代之问,离不开研究如何在资本逻辑下铺陈自由和时间问题的伦理效应图谱,谱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资本伦理新篇,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在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语境下对资本进行道德评判和伦理考量,这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的理论基石;以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为终极价值旨归,这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的指导思想。面对纷繁复杂的未来,需要拿出勇气、齐心协力,用智慧丰富我们的时间,实现原本属于我们的自由。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问题”(18FZX054)、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项“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能力研究”(18X06)阶段性成果。)

 

  [1]〔德〕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1]〔法〕吉尔·利波维茨基、〔加〕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谢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页。

  [2]王淑芹:《资本与道德关系疏证——兼论马克思的资本野蛮型与文明化理论》,〔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3]唐凯麟:《寻找失却了的意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底蕴》,〔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8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2]舒前毅:《论1837—1848年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演变与革命》,〔岳阳〕《云梦学刊》2019年第1期。

  [3]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马克思哲学体系核心概念探析》,〔北京〕《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第5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4]张一兵、远托邦:《远程登录杀死了在场》,〔上海〕《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第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页。

  [3]参见刘伯贤:《以赛亚·伯林自由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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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余达淮 聂楠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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