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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 ——兼评国际左翼的帝国主义理论
2016年12月30日 09:33 来源:《教学与研究》 作者:陈人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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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帝国主义”是当前国际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它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或新阶段。毋庸置疑, “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属于高频率使用的流行词汇,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其内涵又一向具有丰富、变动的特点,然而越是如此,概念也就变得越不确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冷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研究中,也体现在今天泛滥如觞的种种 “新帝国主义”论中。因此,挖掘 “帝国主义”多元表述背后存在的问题,继而把握住变动中的概念的本质,不仅对于理解整个帝国主义理论史非常必要,更是理解今天的新帝国主义问题所迫切需要的。

  一、当代帝国主义研究中的混沌问题

  在国际左翼学术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一个观点:所谓新的帝国主义与二战前的古典帝国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即新帝国主义不再追求表现为领土兼并和殖民征服的直接政治统治,而是注重经济控制的作用,但围绕 “新帝国主义”依然有诸多争论和分歧,其中暴露出的最主要问题是,“新帝国主义”的指向并不很明确。

  首先,国际左翼在 “何为新帝国主义”上认识并不统一。有的学者把新帝国主义看作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强调二战后或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还有的专指新世纪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径。

  其次,即便是同一个作者,对新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它时而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时而又是一套 (政治或经济的、或二者兼有的)权力机制,时而被当做一种行为模式,时而又被说成一种政策。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许多国际左翼学者并没有很好地说明新帝国主义与当代战争、军国主义的具体关系。进入新千年以来的所谓美国反恐战争正是促成 “新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产生,并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左翼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张性,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旧帝国主义战争的简单复归?既然殖民征服已不再是新帝国主义的特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军事行动体现的暴力征服究竟是帝国主义的附带结果还是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系到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自洽和现实说服力。然而许多作者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恰恰是语焉不详的,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中尤为常见。

  例如,美国 《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 “帝国主义”是用来揭露和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术语,因此,他把 “新帝国主义”叫做 “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在其他左翼经济学者的论述中, “新帝国主义”也常常作为 “全球跨国垄断资本权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或者 “美国金融霸权”等诸如此类与经济霸权相联系的概念的同义语出现。在这些学者看来,新帝国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他们对战争等超经济暴力形式的独特意义基本缺乏足够的或独立的分析;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霸权和战争行为又往往构成他们关于 “新美帝国主义”命题的重要内容和论证归宿,这就形成了一定的逻辑矛盾,同时也造成在 “新美帝国主义”概念的指向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与美国军事霸权的话语往往不同程度地混杂在一起。福斯特也经常将 “帝国主义政策”与 “垄断资本扩张”、“军国主义”等术语混用,但是,很明显,这些概念并不能直接等同。概念运用和议题的混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不少左翼在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以及 “新帝国主义”理论所蕴含的问题核心上缺乏明晰的意识。

  综上来看,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研究方法 (借用阿格列塔的话)具有浓厚的经济还原论色彩,在此分析框架中,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来源于第二国际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因为后者把帝国主义的根源完全归结为资本积累特性。然而,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前提的。与 “新帝国主义”的议题相比,一战前后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无论是 “帝国主义”所指对象,还是帝国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都很明确,那就是,如何看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剧的西方列强对外抢占殖民地和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 (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此外,即便是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在从经济方面来解释帝国主义的根源和本质上,也并非无懈可击。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论以资本主义再生产不能自我实现的消费不足论为前提,但这一点已遭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诸多有力质疑,因而日益被削弱了。考茨基从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出发来解释帝国主义,也早就受到列宁的驳斥。列宁正确地指出他立论的错误:帝国主义不只发生在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工业国之间。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竞争间矛盾的产物,但是,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导致的冲突,并不必然要以战争的极端形式来解决,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来说更是毋庸置疑的。希法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中,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资本输出的不同形式恰恰表明,并不是对一切外部区域的投资都能产生扩张领土的动机,只有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区和 “无人认领区”,才引起了以暴力来实现投资利益的需要。同样,列宁在强调对外 (政治经济)扩张是垄断资本的根本要求时,又区分了垄断资本在美洲等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地区和亚非拉等资本主义不发展地区的不同统治方式,因而也无意中区分了殖民地的两种形式:经济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经济殖民地,即非暴力统治的经济附庸,正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统治的主要类型,这反而说明了经济上的控制和垄断并不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控制和垄断。以上表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完全从那一时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寻找帝国主义的根据,是不够充分的。

  就此需要再次明确,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到资本积累过程中去寻找的,不是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帝国主义的根源,不过,他们通过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必然产物的论述路径,将原先表现为殖民征服与列强争霸战争的帝国主义议题,转换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议题。例如,当列宁把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时,他实际上是以 “垄断资本主义必定导致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为前提假设的。但问题就在于,沿用列宁帝国主义论断的当代理论家们却摈弃了这个前提,承认在当代殖民主义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并非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在他们那里,一方面, “帝国主义”成了一个包罗资本主义万象的含混术语;另一方面,继续借用古典理论指向领土垄断的分析思路来解释当代 “非领土垄断的军事冲突”的实质,这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矛盾,反而在理论上更加削弱资本积累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这二者间的逻辑联系,使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更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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