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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果真“江郎才尽”?
2014年04月14日 09: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4日第583期 作者:陈嘉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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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冯友兰曾断言,“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未能发展出knowing that 一类求真的知识论,但很早就生长出“知行合一”的knowing how类型的道德知识论。笔者将从对哲学的理解入手,试求融合中西的视野,解读知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与方法。

  对一个问题的争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需要提出理由。比如征收房产税,直接的理由涉及控制房价,深层的理由则关乎公平正义。后者恰是一个哲学的价值论问题。这表明“哲学”与人们的寻常生活相关。然而,对“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却又没有共同的答案。几乎每个大哲学家对此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而哲学的每一次转向也正源于其研究对象的转变,如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语言转向”等。

  虽然哲学研究的对象变化多样,但有个根本点是不变的,即寻求事物最终的根据。

  哲学的这种理据作用,可以举“事实”(是)与“价值”(应当)的关系来说明。现实社会显示的是各种事实,如社会上有多少富人,他们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他们所占有的财富的比例又是多少,等等。这样的数据虽然能反映贫富差距的不公平,但其本身却不会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办,即从“事实”如何中,得不出“应当”怎么做的结论。人们总是依据某种“公平正义”的原则来判断类似的事实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应当借助一定手段对其加以调节。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依据的不是单纯的事实本身,而是某种主观的理念;这种主观的设计一旦被接受,就会成为“客观的”依据。

  与可见的“事实”不同,“价值”是不可见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形象而又精确地刻画了两者之间的区别。除了用“形而上”概念来刻画哲学所探究的事物之“道”的性质以外,中国古代给了哲学一个很贴切的名称——“理学”。哲学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正在于它对事物之“理”的追问超越了可见的“形而下”之物的界限。这种追问使得哲学在本质上是“说理”之学,追问万物根本之理,即它们的终极根据。

  由于这种理据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如人性的善恶、“心”是否即是“理”等,属于无法观察、不可验证的命题。因此哲学命题大都属于“信念”而非“知识”的范畴。此两者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包含有“真”的因素,而信念则主要依靠主观的论证,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认其为真”。人是否生而自由,显然不是一个真假问题,亦即不是一个与事实相关的问题,而只是一个信念,但仍需要给出理由来加以论证。这类信念虽然是超验的,但构成社会的认识与价值根据,也正体现了哲学探寻事物根据的意义之所在。

  20世纪上半叶,哲学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经历了迷惘的时期。“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哲学的治疗”(维特根斯坦)的呼声此起彼伏,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逻辑经验主义。它要以“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为剃刀,来拒斥被视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但吊诡的是,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哲学,它的“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也是无法由经验来证实的。毕竟科学不是一切,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例如“应当”之类的价值命题,需要由哲学来提供。因此科学取代不了哲学。哲学的迷茫与困惑应当去除,并且也正在被去除。甚至原本只见语言不见人的英美分析哲学,也早已转向欧洲大陆的康德哲学乃至黑格尔哲学那里寻求灵感。曾经一度被拒斥的“形而上学”重又进入了哲学家的话语。不过,哲学依然显得“贫困”,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并不多见。斯特劳森在谈及自己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时说,“形而上学有着漫长的辉煌历史,因而不大可能在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任何新的真理”。哲学果真“江郎才尽”,抑或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无奈之语?

  作者:(作者:厦门大学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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