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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文明冲突论”评析
2019年12月31日 16:47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2019年第11期 作者:谢长安 字号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崛起为世界强国,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逐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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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明是人类社会演化进程中,体现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结果的多要素集合。文明因人类社会演化方向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崛起为世界强国,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逐渐产生。文明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后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当前陷入的严重困境是整个西方文明可行性面临危机的表现。美国政客抛出“对华文明冲突论”的真实目的是试图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组建“统一战线”以遏制中国,并向中国转嫁危机,进而摆脱困境。

  关键词:文明;“对华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历史走向研究”(项目号:16BKS081)的阶段性成果

  

  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在一个智库召开的论坛上语出惊人,称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明与种族的较量”。“对华文明冲突论”震惊国际社会。《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华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2019年5月21日。另据美国保守媒体《华盛顿观察家》及“美国之音”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内部正在制定应对与中国的“文明的冲突”,“对华文明冲突论”似乎正在成为美各派对华强硬势力的共同抓手。席来旺:《要文明对话,不要文明“冷战”》,《环球时报》2019年5月8日。

  “文明冲突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尽管亨廷顿最早提出“文明冲突论”,但他所希望的恰是避免文明冲突的悲剧发生。在他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正在走向衰落,应保持西方的团结,加强美国国家认同。亨廷顿甚至告诫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288页。由此可见,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当今美国政客所鼓吹的“对华文明冲突论”,在部分继承亨廷顿思想的同时,也强化了亨廷顿力图避免的冲突的一面,把亨廷顿用学术语言包装着的种族问题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且矛头指向中国。也许有不少人会认为,斯金纳等政客的观点在美国并不占主流,不值得关注。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和政客是资本的人格化,政客的话语表达的是资本的意志。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垄断资本操控媒体,普通大众不仅无法了解到真实的中国,而且长期被灌输敌视中国的错误观念。边芹:《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21页。此外,联想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公开发表的大量种族歧视言论和副总统迈克·彭斯严厉抨击中国的多次演讲等事件,争论“对华文明冲突论”在美国社会是否占据主流地位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需要回应的是:美国政客抛出“对华文明冲突论”的目的,或者说,“对华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什么?

  一、文明的冲突: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1.文明:体现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结果的多要素集合

  英国文人塞缪尔·约翰逊将文明视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个新诞生的名词,受到当时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被赋予了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的含义。文扬:《让“文明平等互鉴”超越“文明的冲突”——由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说起》,《人民论坛》2019年第15期。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演化”常被译为“进化”,但这种翻译带有误导性。达尔文最初并没有使用“进化”一词,而是用了“带有改变的传代”这种说法。时至今日,人们已经理解生物演化没有任何方向,也谈不上进步的意义。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人类社会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但人类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能够以智慧化的方式改造自然环境,获取物质生活资料。

  人类不仅有智慧性,还有社会性。所谓社会性,是指人类从事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在社会这个基本组织结构中进行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人类以一定方式结合到一起,也体现在人类需要通过一整套规范体系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维系和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是由于人类具有智慧性和社会性,进而得以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的高级生物。在这一长期演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经多个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文明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人类进入了毫无纷争的和谐社会,“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既然文明时代并非一个没有斗争的“好”时代,那么文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依然要从人类的智慧性和社会性谈起。人类的智慧性使其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各种发明创造、满足生活的物质产品、认识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等;人类的社会性使其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保护社会组织的公序良俗和法律制度、关怀自我的人文精神等。这些体现人类智慧性和社会性、提高人类适应自然能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所有要素的集合可以称为文明。因此,文明的要素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借用尼尔·弗格森的说法,“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英〕尼尔·弗格森著,曾贤明、唐颖华译:《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构成文明的各种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进而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不同文明。“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页。

  当下,一些人对文明的最大认识误区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即文明具有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误区,主要原因是一些人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朝着确定的“进步”方向前进的过程,且历史上发生过一些文明衰落和灭亡的事件,似乎也可以支持“文明优越论”。确实,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经不同的阶段,但发展阶段的先后并不代表文明具有落后和先进之分,不能将后一发展阶段上出现的文明成果视为先进的,而前一发展阶段的视为落后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在一定条件下适应和改造自然的结果,适应和改造自然是一个包含多方向的选择过程,只是最终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给人造成演化沿着一个确定的“进步”方向前进的假象,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向。此外,文明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大规模的战争、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分工与交往程度等。因此,不能用先进和落后来评判文明的差异,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不同方向所造成的;消亡的文明并非意味着其是低劣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4页。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崛起为世界强国,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后,一些西方人便根据本国社会的情况,制定一整套看似科学合理的标准,以此评判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状况,进而占据文明制高点和道德高地,掌握话语权,建立和维护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与秩序,甚至向全球推广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明的冲突。

  2.文明的冲突: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后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所称之的发端于西欧的近代西方文明,是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文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所发生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后各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上,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上演了长达千余年的政教对立和冲突。欧洲在政治上的不稳定状况显然不利于该地区的长远发展。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实现稳定和持久的发展,很重要的在于能否解决好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进而维护相对的平等,否则整个社会必然会围绕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发生残酷的斗争。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将血腥的暴力斗争转化为不需要暴力的竞争,这是摆在当时欧洲人面前的重大难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逐步得到解决。

  第一,中世纪欧洲政治的破碎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但有利于新事物的革命和社会跳跃性进步。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不同的势均力敌的各方不断角逐留下的“真空”给了新兴阶级较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由放贷者、商人和银行家等组成的新兴阶级(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这类新兴阶级所从事的职业均与货币金融密切相关,这并非偶然。一方面,当时的皇室贵族们在生活上的大量开支需要金钱支持;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及其带来的巨大消耗需要融资。新兴阶级后来还控制了整个欧洲的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建立了一整套商业、贸易和金融网络。与货币金融相关的新兴阶级所从事的活动,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货币化进程,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促使西方社会从原来争夺政治权力和利益而发生的残酷斗争,转而追求货币和资本,由于“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过去数千年因血统不平等而带来的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范勇鹏:《西方危机的根源:制度、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当代世界》2018年第1期。

  第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这个重要概念,其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尽管学术界关于民族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民族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王朝国家是国王及其家族统治人民的工具,很难解决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国家认同问题,更不可能有效地团结社会上的各个阶级。与之不同的是,民族国家这一组织形式可以以较高的效率将社会中的大部分阶级以及不同民族有效地组织和整合起来,削弱乃至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教权势力,资产阶级也正是借助民族国家这个形式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经济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5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为近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这是一段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而资本的本性是不断扩张、获取利润、实现增值。因此,西方文明不是一个自足的文明,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和扩张性。

  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资本的全球性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更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的矛盾日益尖锐。历史地看,西方文明的崛起确实过于迅猛,取得的胜利过于巨大,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也不能说明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

  首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后,依然是西方国家从事开辟市场、建立殖民地等活动。相比其他国家,西方民族国家自诞生起就具有军商合一的特点,在对外扩张上拥有巨大优势。乔万尼·阿瑞吉曾指出,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之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的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表面上看是武器和制度的先进,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军商合一体制所具有的强大的融资能力和组织能力,即物质资源可以被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其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被卷入西方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体系中,即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秩序中。西方由此掌握了国际规则制定权、大宗商品定价权、国际营销渠道、国际金融等,进而造成全球发展失衡,大量财富由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因此,西方的发达和富裕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发达的基础上的。

  第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是财富转移的过程,也包括为资本积累扫清障碍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扩张。“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由此,西方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世俗主义、市场经济等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当地的传统秩序崩解,带来了各种负面问题,文明的冲突便是这些负面问题的形象表达,它说到底还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引发各种问题的原因。

  因此,所谓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等说法,不仅忽视了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忽视了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简言之,“文明冲突论”颠倒了事情的起因和结果。

  不可否认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对物质世界征服最成功的文明,但由此带来的是人类独大、逆天行事的悲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矛盾全面爆发,绝大多数普通大众沦为资本奴仆,丧失了自由的灵魂。“资本主义正是以政治、经济上稳定和繁荣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掩盖了文化及人生价值上的‘实质上的不合理性’。”李小兵:《从“文明的冲突”看“西方的没落”——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背景与社会基础》,《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

  二、“对华文明冲突论”的实质:美国遏制中国并向中国转嫁危机的烟幕弹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西方文明的核心国,美国社会继承了西方文明的哲学基础,将人性自私、拜金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演绎到了极致,“贪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显而易见……在美国,人们也不知道还可以过一种不是资本主义的生活。”〔德〕W桑巴特著,赖海榕译:《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由此,美国在经历发展高峰后不可避免地滑向危机、陷入困境。2008年肇始于美国、席卷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也是西方文明可行性的危机。“当今西方文明的演化缺乏方向,充满困惑和混乱的信号。”〔美〕克莱·G·瑞恩著,程农译:《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历史经验表明,对外转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和惯用伎俩。在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时,美国政客抛出“对华文明冲突论”,其真实意图不言自明。

  1.危机和困境:美国政客抛出“对华文明冲突论”的重要背景

  2008年的金融海啸,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其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迄今依然没有消除。美国国内面临的主要困境有:

  第一,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其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兴起后,美国大量中低端产业对外转移,无数就业岗位消失,金融部门过度膨胀,制造业部门严重萎缩,国内贫富差距一路攀升,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尤为严重的是,在美国经济精英内部,亦即收入金字塔顶端的这个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造成了经济精英内部的严重分裂。寿慧生、张超:《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其二,美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复苏,但一直都没有出现繁荣景象,而是进入相对停滞时期。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年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的糟糕程度,均创下二战以来历次衰退后经济复兴后的新纪录。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第二,政治极化严重,民主政治走向衰落。其一,美国政治阵营按照民主和共和两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现象,政党间的斗争十分严重,两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同时各自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同一性越来越高。其二,美国政治已经逐渐演化为寡头政治和贵族政治,资金雄厚的专业政治说客们影响华盛顿的权力运作。在过去十年间,受商界支配的华盛顿政治说客人数,是工会背后政治说客数量的30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治说客数量总和的16倍。〔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文泽尔译:《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第三,阶级隔离严重,社会流动近乎停滞。其一,今天的整个美国社会存在十分严重的阶级隔离现象,如邻里社区的阶级隔离、教育领域的阶级隔离、婚姻方面的阶级隔离。在邻里关系方面,不同的家庭按照经济收入的不等,居住在互不往来的社区;在教育方面,富裕家庭的孩子与穷人家庭的孩子就读于质量完全不同的学校,即使在同一所学校,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也会被区别开来;在婚姻方面,跨阶级婚姻的趋势开始逆转,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教育背景相当的伴侣组建家庭。〔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译:《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2~47页。其二,伴随阶级隔离的便是阶层固化。美国已被归类为“低流动性国家”。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美国贫穷阶级出身的孩子如果想要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需要花费125年到150年的时间。〔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文泽尔译:《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

  在国际上,美国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

  第一,苏联解体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肆意扩张,直接发动或参与多场战争,推行“颜色革命”,既透支了国力,又损害了国际形象。首先是战争开销巨大,加大了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其次是对外战争和海外驻军使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强大的军工利益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强化,这个利益集团拥有过大的政治权力,直接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最后是对外输出民主不仅没有为他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导致区域性混乱加剧。特别地,美国多届政府在中东制造的动乱,不仅导致无数难民涌入欧洲,更致使大量恐怖活动在西方蔓延。

  第二,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炮制“华盛顿共识”加快发展中国家向市场化转型,推行以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极大地便利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及其在全球获取巨额财富。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却在无形之中释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发展潜力,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市场被不断蚕食,大量非西方国家正在寻求和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以降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依赖。

  2.遏制中国并向中国转嫁危机:美国政客抛出“对华文明冲突论”的真实目的

  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美国建国之初的社会制度可以概括为经济和社会上的自由竞争与政治上的民主选举制衡。这种制度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在经济和社会上,崇尚资本独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在政治上则是民主制衡,资本独裁和政治民主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加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理念,势必导致资本集中和垄断,最终资本寡头成为国家的特权阶层。美国记者诺美·普林斯经过从原始档案中采集的大量证据分析后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帷幕就已经在美国开启,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标志金钱彻底成为美国的真正主宰,此后,白宫和华尔街之间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美〕诺美·普林斯著,刘丽娜译:《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强行使美元与黄金脱钩,美联储由此获得了不受任何国家约束的印钞权,美元霸权建立,但美元霸权的受益者和掌控者是以华尔街金融寡头为代表的极少数群体。华尔街金融寡头疯狂扩张,不仅加大了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更加速了美国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能力乃至国家的衰落。有论者指出:今天的美国已经由过去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变成了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跨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美国本土产业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政局稳定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考虑到美国高消耗、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及其在全球的扩张,全球范围内严重的资源瓶颈和贫富分化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问题也从外部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欲走出现有的困境,必须要遏制贪婪的金融寡头,缩小贫富差距,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但这对任何美国政客而言,都是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奥巴马在八年执政期间的改革措施,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寥寥。代表产业资本集团利益的特朗普上台后,在国内继续实施变革的同时,试图反击跨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全球化,维护美国的国家主权,典型表现便是美国政府频繁“退群”,这看似标志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发生根本转变——由过去的对外扩张转向对内防守,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然而,今天的美国无法离开广阔的全球市场,美国政府在面临不利态势的情况下之所以从过去的自由主义退回到民族主义,是为了重建竞争优势,捍卫美元大本营,进而伺机反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许特朗普确实希望美国重回孤立主义,避免国力被继续透支,但在强大的跨国金融资本集团面前,特朗普很难扭转乾坤。对于这些复杂情况,美国政客显然无法明说,只能将矛头转向外部——编造“中国抢走美国人就业岗位”这类民粹主义口号和“美国第一次面临非白人强大竞争”这类种族主义口号,这不仅可以消除和转移国内部分民众的愤怒,也可以在当下美国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发生分裂、欧美存在较大矛盾的情况下,制造共同敌人,凝聚共识,一致对外,进而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组建抗衡中国的“统一战线”,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对华文明冲突论”说到底还是霸权主义思维在作祟。田文林:《“文明冲突论”掩饰的是霸权主义》,《环球时报》2019年6月4日。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同特朗普刚上台不久,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和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所鼓吹的保卫西方文明、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开战不同的是,“对华文明冲突论”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双方的正面冲突会加剧,它反而可能表明美国部分精英试图对中国采取新的竞争方式(如“巧竞争”)。2019年2月12日,美国知名学者、白宫和国务院前高官以及负责中国事务的前高级贸易官员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说,为了与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竞争,美国应努力维护联盟和多边机构,而特朗普总统却破坏了它们。该报告首次提出“巧竞争”概念,而在2月11日,该报告的两位监督者——亚洲协会的夏伟、克林顿政府期间担任负责对华政策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就已经在华盛顿向白宫和国务院的决策者们简要介绍了他们的所谓“巧竞争”。在对华方面,谢淑丽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重拳出击,为了遏制而遏制”。此方面资料,可参见:《美报告建议特朗普对华“巧竞争”避免“迎面相撞”》,《参考消息》2019年2月14日。这一信息表明,美国部分精英正在反思和纠正特朗普强硬但效果糟糕的对华政策,并试图采取新的更为“灵巧”的方法,“对华文明冲突论”可能是“巧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并没有极端分子对西方构成任何威胁,美国对中国感受到的所谓威胁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放眼全球,美国恐怕只有借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巨额资本,才能摆脱现有的困境。由此,美国既希望联合更多的西方国家一起遏制中国,又要尽可能地利用中国,“对华文明冲突论”便成为掩盖这一企图的烟幕弹。

  三、总结和展望

  人类社会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人类具有智慧性和社会性,进而能够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文明伴随这一进程而出现。由于人类社会的演化存在不同的方向,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出的文明具有差异性,不能简单地用先进和落后评判不同的文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一些国家陆续崛起为世界强国,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逐渐产生。西方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对物质世界征服最成功的文明,但由此带来的是各种矛盾的全面爆发。不同文明之间并不必然会产生冲突,文明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后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美国当前遭遇的困境是整个西方文明可行性面临危机的表现,与美国陷入空前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大国中国呈现出的蓬勃发展之势。美国政客抛出“对华文明冲突论”的真实目的是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组建“统一战线”以遏制中国,并向中国转嫁危机,进而摆脱困境。美国政客提出“对华文明冲突论”,不仅高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能力,更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第一,国际主要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只要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的崛起将势不可挡。其一,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活力最强、开放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已转移到了东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正纷纷向东看。谢长安:《金融资本时代下国际竞争格局演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其二,今天的美国既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如日中天的国力,也失去了冷战刚结束时国内众志成城的强大凝聚力,美国军队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对发动伊朗战争举棋不定,国内各类资本利益集团钩心斗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三,欧盟正处于自1957年欧洲一体化以来最严峻的困境之中,而特朗普执政以来,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号,多次批评欧盟一直在搭美国的“便车”,美欧关系已下滑到战后的最低点。其四,美国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迫使俄罗斯更加靠近中国,中俄关系越来越牢固,这既会极大地增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也有助于中国将来在应对国际大变局时消除能源安全方面的隐患。因此,处于相对衰落阶段的美国既无法独自遏制中国,也很难在西方建立牢固的反华同盟,或许美国应该放下山巅之城的傲慢,考虑如何容纳中国崛起。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大量世界性难题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文明模式,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演化。其一,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世界各国在齐心协力应对挑战时,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中国政府同时还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5日。其二,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思想,蕴含着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破坏、资源供给不足、人际关系失衡等问题的重要启示。科学发展观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践行,加上中央政府的长远规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得中国有望在全球率先建立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引领世界潮流。其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更蕴含着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应对国际纷争的大量宝贵经验和务实理念,如人民战争思想、“三个世界”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其四,中国近些年在迅速提升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同时,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特别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既表明了不走国强必霸道路的态度,也体现了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世界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13页。因此,中国发展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主,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中美之间既不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会发生文明冲突。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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