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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重建” ——访乔治·科米奈尔教授
2019年11月27日 09:04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京)2019年第20192期 作者:张福公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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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京)2019年第20192期 第1-9页

  期刊名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复印期号: 2019年06期

 

  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Comninel)是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为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作为艾伦·伍德(Ellen M.Wood)的学生,他见证了由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P.Brenner)和艾伦·伍德共同创立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国内学界虽然早已熟知艾伦·伍德的思想著述,但长期以来却严重忽视了她所积极推动的这一理论传统。直到最近几年,少数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重要理论流派①。2018年5月,科米奈尔教授受邀参加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笔者围绕“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建构等问题对科米奈尔教授做了专访,以期推进国内学界对该理论流派的进一步研究。

 

  张福公:科米奈尔教授,您好!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我在约克大学访学期间向您请教过有关“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想借此机会向您请教!

  科米奈尔:好的,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同时也很感谢你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张福公:您上次提到艾伦·伍德和尼尔·伍德(Neal Wood)于1977年秋在约克大学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也就是现在您讲授的“历史视域中的国家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②这门课。在我看来,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创立“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验课。而您当时就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之一,那您是否记得还有哪些人听过这门课?他们后来是否还在继续从事“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呢?

  科米奈尔:是的。这门课确实是我们着手思考“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的开端。当时听这门课的大概有八个学生,其中包括艾伦·伍德的弟弟彼得·梅克辛斯(Peter Meiksins)、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弗朗西斯·阿贝尔(Frances Abele),但他们后来的研究都没有继续沿着“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发展。此后,一大批学生都听过艾伦·伍德的这门课,比如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和科林·摩尔斯(Colin Mooers)等。

  张福公:您曾提到后来您从艾伦·伍德教授手中接任了这门课,请问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科米奈尔:我是从1990年开始从艾伦·伍德手中接过这门课的。当时,尼尔·伍德已经退休,我最先是接任了他的“近代早期政治理论”(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eory)这门课。后来,艾伦·伍德提前几年退休,就将“历史视域中的国家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慷慨地交给了我。

  张福公:在此前的交流中,您向我介绍过许多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譬如汉内斯·拉切尔(Hannes Lacher)、丹尼斯·皮隆(Dennis Pilon)、本诺·特施克(Benno Teschke)、塞缪尔·科纳弗(Samuel Knafo)、查尔斯·波斯特(Charles Post)、萨维埃·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迈克尔·兹莫莱克(Michael A.)等人,其中不乏艾伦·伍德和您的学生。最近,我发现埃伦·迪兹金(Eren Duzgun)、杰夫·肯尼迪(Geoff Kennedy)等人也有“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您是否认识他们?

  科米奈尔:当然,他们都算是我的学生。迪兹金曾听过我的课,但他是由拉切尔指导的。肯尼迪是我指导的学生,他的书《掘土派、平等派和农业资本主义:17世纪英国的激进政治思想》③可能最接近艾伦·伍德的著作。最近,拉弗朗斯和波斯特合编了一本书——《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④,兹莫莱克对此也有所贡献。

  张福公:这样看来,“政治马克思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薪火相传、影响广泛的理论流派了。您曾说过,迄今为止已有两三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了,比如,布伦纳、艾伦·伍德和您都属于第一代。但您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人分别属于第二代和第三代,您能否具体谈一下目前“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际划分及其学术关系呢?

  科米奈尔:好的。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棘手。因为当我们在探讨这一思想时,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已经是教授了。首先,艾伦·伍德和我始终认为,布伦纳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见解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居伊·布瓦(Guy Bois)在批评布伦纳时使用的。⑤而艾伦·伍德是当时最快接受和支持布伦纳的观点的教授,并于1977年秋写信给布伦纳,邀请他来约克大学。在艾伦·伍德和尼尔·伍德的课上,布伦纳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课堂陈述中借鉴了布伦纳的观点,这后来也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当时我还向艾伦·伍德提议开设一门以《大纲》和《资本论》为核心文本的阅读课。于是,我们在1978年的冬季学期一起研读了这些著作。从那时起,艾伦·伍德和我在历史、经济、政治组织等问题上的思路便趋于一致了。因此,虽然当时我只是一个研究生,但我觉得称我为第一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没错的。此后,她每年都会邀请我去她的课堂上讲讲法国大革命。

  1980年代初,一位美国学者哈维·凯伊(Harvey Kaye)研究了艾伦·伍德和布伦纳的著述。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性分析》⑥一书中将艾伦·伍德和布伦纳的阶级思想追溯到那些秉持“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其中又以E.P.汤普森为最。艾伦·伍德、布伦纳和我一直都非常重视汤普森的著述,部分原因在于他坚持认为历史和社会是一种过程而非结构。凯伊是第一个在积极意义上使用“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人。当然,他在书中没有提到我,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因此,凯伊也应被视为第一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后来的著作涉及不同方向,但他的这本书是非常出色的。

  波斯特在1980年代已经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一名教授。当时该校每年都会召开“社会主义学者会议”(The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艾伦·伍德每年都会带我参加这场大会。在会上,我们结识了波斯特。艾伦·伍德非常支持波斯特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研究。因此,将波斯特视为第一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合理的。

  麦克纳利、摩尔斯都选修过艾伦·伍德和尼尔·伍德的那门课,他们同艾伦·伍德和我都是很好的朋友。不过,麦克纳利和摩尔斯很难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存在”的观点。摩尔斯也在《资产阶级欧洲的形成:专制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兴起》⑦一书中对我提出批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麦克纳利和摩尔斯都完全属于政治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只是他们都没有声称自己是“政治马克思主义者”。

  兹莫莱克、拉切尔、科纳弗、皮隆、拉弗朗斯、肯尼迪和迪兹金都跟我学习过。我是兹莫莱克、科纳弗和肯尼迪的导师。拉切尔是艾伦·伍德的学生。皮隆的导师是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拉弗朗斯也是艾伦·伍德的学生,但他最终是由麦克纳利指导的。在我看来,第二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拉切尔、兹莫莱克、科纳弗、特施克和肯尼迪,而拉弗朗斯和迪兹金则属于第三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

  张福公:您为我们了解“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际发展和学术谱系提供了一个重要指引。其实,中国学者早已熟悉布伦纳和艾伦·伍德的著述,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少数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也导致我们对“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学者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譬如,有学者就认为布伦纳应被称为“经济马克思主义者”(Economic Marxist),因为他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财产关系”(social-property relations),而不是“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⑧具体来说,布伦纳只是在1970年代强调了“阶级结构”,并用“阶级结构”来解释“财产关系”(property relationship)。但1980年代之后,布伦纳更多关注的是财产关系和社会财产关系。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进一步说,如果在布伦纳的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转变,那么这种转变是一种问题意识上的根本断裂,还是只是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逻辑框架下研究主题的转移?

  科米奈尔:好的。我需要对一些观点做一下澄清,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你提到的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同。

  首先,艾伦·伍德和我并不完全同意布伦纳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这的确是1990年代以来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布伦纳对利润率下降等问题的分析或许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的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实证的,而非理论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中存在许多对抗性的趋势。实际上,它算不上什么“规律”,因为它基本上是说,利润率将会趋于下降,除非它没有真正发生。因此,在它能够解释战后经济趋势之前,它首先必须是真实的,而这作为一个事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是存在争议的。然而,布伦纳的分析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有着很大差别。

  “政治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探讨历史上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非资本主义社会(non-capitalist societies)的各种发展方式。这正是布瓦使用“政治的”这一形容词来概括布伦纳思想的原因。因为布伦纳强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关系直接是政治性的,并且是建立在超经济强制之上的。这直接继承于马克思并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及其他学者所强调。布伦纳的重要之处在于他非常严谨地发掘了这一思想,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不能投射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没有遵循一种“经济的”逻辑,因为,虽然它包含着所谓“经济”剩余的转移,但它必须借助政治关系才能完成,因此它在根本上不是经济关系。只有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才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economic form),正如艾伦·伍德所说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一样,这种形式甚至比实际看起来更加具有“经济”特性。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超经济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地主通过暴力威胁直接从农民手中攫取地租,国家同样通过暴力威胁从农民那里征税;商业能够有利可图,不是因为生产效率(efficiency in production),而是因为市场(以及在国家暴力保护下的贸易区)之间的差异;地方性的贸易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惯例、同业公会和法律来决定的。这就是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社会财产关系的基础。它们在超经济的意义上具有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性。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则在形式上摆脱了政治干预,其背后是“自由贸易”思想,更重要的是“自由生产”(freedom in production)。斯密主张市场“经济”领域应完全摆脱国家的管制,这对当时的欧洲大陆经济来说还不现实。当时以管制、垄断、保护主义等为特征的“欧洲大陆封锁体系”正是斯密所反对的对象。

  因此,“社会财产关系”不是同“阶级关系”相分离的,它们都是阶级关系。不过,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因此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分析它们,它们不具有相同的历史模式。这就是布伦纳最早在《新左翼评论》上批评“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关键。⑨当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等同于或类比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时,他们就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逻辑植入了他们所推断的前资本主义观念中。正如布伦纳和艾伦·伍德所指出的,这种推测恰恰是需要阐明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不能将资本主义的起源理所当然地解释为社会财产关系的特殊经济形式,而应该阐明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是如何从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这正是布伦纳、艾伦·伍德和我所努力探讨的问题。我想我写的《英国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起源》⑩一文是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最完整的分析。艾伦·伍德讨论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也涉及了相同的主题,并在很多地方更加深入,但我的文章强调的是英国前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特殊形式。

  因此,那种将“社会财产关系”概念归结为经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是超经济的,或者说是政治的,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是经济的。这正是艾伦·伍德、布伦纳和我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进行“小题大做”的原因。我们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不能是“有点儿”资本主义的,就像一个人不能是“有点儿”怀孕。当然,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引入一个在本质上属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有可能的,但那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体系的存在。正是因为我强调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实际特殊性,并拒绝将前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形式看作是“有点儿”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经济决定论者”。但我坚持认为,“经济”分析只有在实际存在资本主义的地方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不同意如下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存在于那些有市场和商品生产、但缺乏劳动并迫于资本和市场的压力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地方。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阶级结构”。汤普森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阶级不是一种物,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阶级是一种剥削关系和劳动异化——这种劳动异化既具有前资本主义形式,又具有资本主义形式,而统治阶级通过劳动异化来强迫生产阶级缴纳剩余。这一观点是布伦纳、艾伦·伍德和我都完全接受的。从这些关系的表象中的确有可能推导出一种“结构”,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都是现实的人民,这种“阶级”思想适用于他们的各种行动方式,其中既包括剥削,也包括对剥削的反抗。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四十七章“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的“劳动地租”这一节中所论述的直接从农民生产者手中抽取剩余的内容。马克思指出,地租在非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必然是超经济的,它只有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会变为经济的。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即使是货币地租也依然是一种超经济的剩余占有形式。因此,在描述阶级的结构和过程之前,理解作为整体的阶级体系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是绝对必要的。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必须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术语来加以描述。

  总之,在过去40多年里布伦纳的思想没有前后矛盾。当他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形式和过程时,他依然是一个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分析所使用的术语必然不同于对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的分析。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政治构成性财产”(politically constituted property)之上的,他用这一术语来描述1789年之前法国的社会财产关系何以是非资本主义的。而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分析是否正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问题,因为他的思想灵感直接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都完全同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并始终坚持使用马克思的分析术语,因为弄清楚一个阶级社会是否真正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张福公:我注意到,您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异化和解放问题(11),并研究了《资本论》和第一国际的问题。请问您在阅读和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时,是否也是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的呢?您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科米奈尔:最近几年,我尝试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视域出发讨论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和解放问题。我认为,在马克思真正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他并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社会关系。而当他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旅时,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剥削形式,是一种劳动异化形式,而且他从未抛弃过这一想法。虽然他后来不再使用“劳动异化”概念,但他从未停止思考剥削问题,即使在《大纲》中亦是如此。在《大纲》中,他也使用了“异化”概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考察马克思是如何思考的。具体来说,他洞察到了自己周围世界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并开始通过理解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来把握现实中的剥削和压迫。实际上,在当时的德国和法国还尚未真正产生资本主义,只有英国存在资本主义,因此英国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更重要的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恰恰是从“面包”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他的《资本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关注焦点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异化、剥削和阶级关系。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考察过去的历史,探究古罗马时代的异化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探索人类解放的潜能是非常重要的。由此,马克思完成了黑格尔本想实现的理论使命。黑格尔从未真正理解资本主义,但他相信他看到的是商业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它意味着个人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个人所需要的是能使个人实现自身的普遍国家,是一种在国家统治下的社会形式,这是最高的社会发展形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发展中也看到了人类的个人发展。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从畜群意识发展为独立个人只是第一重否定,还需要否定之否定。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一个能发展个人及其能力的社会;另一方面,即便我们已经极大地发展了我们的能力,我们仍需要一种克服非理性的个人的革命转变。而这并不是通过把我们重新置于国家的统治之下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发展出一种个人的理性形式,这就是共产主义。这似乎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愿望。但我认为马克思是正确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我相信这是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将未来看作一种机遇,通过超越非理性和剥削,通过找到一条能克服只追逐财富的利己心的途径,通过将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为普遍意志并理性地将其付诸实践,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一切都是艾伦·伍德和我始终坚信的。当我仔细考察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轨迹时发现,他思想中的决定论、还原论和线性发展论倾向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其晚年,马克思探究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道路,指出印度和俄国的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欧的历史发展。这对我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福公:从您前面的论述来看,“阶级关系”实际上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同时,您也经常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关系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资本论》的切入点呢?

  科米奈尔:是的,的确如此。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不认为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是需要修改和完善的。相反,《资本论》是充满智慧和不可超越的,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它所描述的是一种抽象存在的社会。因为市民社会并不完全是《资本论》所描述的样子。即使是具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商人想要理解市场,他们也必须模拟一种完美的市场。而现实中的市场从来不是完美的。但如果你想理解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你就必须假设它是完美的。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事情,即他考察的是一种假设性的、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然后用它来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的机制。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完全是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中所展现的样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是不同的,就像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无法真正洞察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和解决自身矛盾的,而前资本主义社会则有所不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很多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时经常犯错的地方。

  不过,马克思从未引导他们犯错,马克思也是通过考察过去的历史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理论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并在很多问题上给出了重要启示。在我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方式有着根本差别。在资本主义工厂中,你生产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因为你使用的生产资料都属于这家工厂。而农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然后这些粮食被强行带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关系或阶级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关系,农民的粮食就不会被夺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想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你就必须理解阶级关系是如何作为权力(power)而发挥作用的。占大多数人口的生产者的剩余被剥夺,他们生产的剩余是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此,我们不能将其理论化,而必须实实在在地研究它。因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不是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它不是某种不可见之物,相反,地主夺走农民的粮食是清清楚楚的。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被剥削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些资本家看起来是很好的,虽然他们剥削你,你却并不觉得他们令人厌恶。总之,你遭受的剥削不是显而易见的,你只有在《资本论》中才会看到自己是如何被剥削的。这就是真正的差别。因此,资本主义是非常危险和难以识破的,因为它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罪恶,也不像那些建立在权力之上的社会那样暴力。

  张福公: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我们通常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科米奈尔:对这一观点,我既赞同也不赞同。因为在理解这一观点时,我们必须谨慎地考察其中的细微差别。这种历史进步观源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最早提出历史阶段论,即狩猎—游牧—农业—商业,这是一种阶梯式的连续发展阶段。他们同样提出阶级观,并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作为从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的标志性事件。而马克思含蓄地继承了这种观念。他不再将其称作“生存方式”(mode of subsistence),而是将其称作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的确谈论了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过程。但我发现其中有许多细节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首先是人类历史并不只有四个发展阶段;其次,在狩猎阶段,人类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真正构成一种阶级社会。有证据表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如果没有奴隶制生产方式,那么奴隶就不是剩余的主要来源,因此,统治阶级就是从其他阶级中攫取剩余的,这就是农民阶级。所以,我们必须历史地考察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在以生产农业剩余的农民为基础的各种封建社会中,埃及是一种社会形式,中国是另一种社会形式,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又是另一种社会形式。总之,世界上存在各种不同的封建社会。而如果考察一下地中海地区,我们会看到,农业社会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它始终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为,当你用一种生产形式取代另一种农民生产形式,而农民仍然在生产剩余时,这一过程是否存在一种进步是模糊不清的。有时候,再生产可能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的,但分配方式却是迥异的。比如,封建制不同于古罗马的寡头制,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分配关系又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分配关系。

  总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农民社会,但从中我们无法清晰界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或者说,它们并不能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提供必要的事实支撑。但我认为,在这些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层面的矛盾。在西方的阶级社会中,并不存在生产者和国家,而只有财产所有者和国家。这意味着这是一种有趣的动态关系:财产所有者剥削农民,但是财产所有者又彼此相互竞争,同时,他们不想受国家的统治,但他们又会接受国家的存在,因为他们想要统治别人,于是就形成一种有趣的动力并持续发展下去。这构成了历史矛盾的一种普遍趋势,即统治阶级总是在自身内部进行斗争。譬如,古罗马的制度更迭和长久内战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残杀的结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发展更多地是与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冲突的统治阶级相关的。有时候,这与生产力有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以攫取剩余为目的的政治权力问题。

  当你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之后就会发现,“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坏的术语,而是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所发展,它最初起源于英国,然后才扩展开来,并开始发生变化。一切社会关系都会影响其他所有东西。譬如,在我看来,法国存在着五六种以农民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但大多数学者都没有依照马克思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我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这些阶级社会之间的差异,而是统治阶级的斗争方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这些矛盾。因为人总是利己的,统治阶级总是试图为自己谋取最好的东西,并尽可能地获得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以促使自身不断前进,这也是他们不断发动内战的原因。因此,统治阶级是充斥于历史的,也是充满矛盾的,这正是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迥异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原因。

  最后,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更直接地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模式相契合。我也相信,资本主义将会为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因为,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捷径,而最大的错误就是人们常常假设只有一种历史,就像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他们是以相同的方式向前发展的,从而无法弄清楚为什么存在如此多的差异。当你认识到这些差异时,你就会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什么它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它又是如此重要?这样一来,你就会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同的东西来加以考察。《资本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有着自身的运动规律。但是,我们若想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回到历史。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蕴含着各种矛盾,并没有运动规律可言,而且其中的大部分矛盾都是政治性的矛盾。

  注释:

  ①近年来,鲁克俭、郑吉伟、冯旺舟、关锋、华倩等学者已开始关注“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但主要是对核心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尚未对这一理论流派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

  ②参见https://www.yorku.ca/comninel/courses/6030index.html。

  ③Geoff Kennedy,Diggers,Levellers,and Agrarian Capitalism: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Lexingtou Books,2008.

  ④Xavier Lafrance and Charles Post,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Inbunden,2018.

  ⑤Guy Bois,“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Past & Present,Vol.79,No.1,1978,pp.60-69.

  ⑥H.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olity Press,1984.

  ⑦Colin Mooers,The Making of Bourgeois Europe:Absolutism,Revolution,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France and Germany,Verso,1991.

  ⑧参见张秀琴:《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为例》,载《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历史理论的经济学视角——罗伯特·布伦纳教授访谈》,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⑨Robert 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ew Left Review,Vol.104,1977,pp.25-92.

  ⑩George Comninel,“English Feud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27,No.4,2000,pp.1-53.

  (11)George Comninel,Alienation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Work of Karl Marx,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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