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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 ——以居伊·德波为例
2019年11月01日 10: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冰菁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德波;生态问题

内容摘要:对此,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范畴,将莱易斯列为“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此举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兴起。一、生态问题何以构成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症候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生态学研究本身,就源于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统治引起的生态恶化。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中,德波才通过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式指出生态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新症候的理论依据:看似属于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实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二、生态运动何以构成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新选择正如德波所说,生态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的必然产物,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危机和自我极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德波;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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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学者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相结合,发起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对此,阿格尔在1979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范畴,将莱易斯列为“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此举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兴起。不过,较少人关注到,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先锋艺术家德波便已经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德波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回溯,不仅填补了过往研究的空白,更是为了探究超越德波思想之外的学术价值:德波、高兹、马尔库塞等欧洲左翼学者不约而同地转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似偶然,其实是欧洲左翼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做出的必然选择,透露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转变。

  一、生态问题何以构成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症候

  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生态学研究本身,就源于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统治引起的生态恶化。德波及情境主义国际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将资本主义批判与生态问题相结合,也同样如此。

  德波很早就觉察到资本主义的独裁统治必然导致生态问题,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一意孤行使用核能源技术,对人类的生存和环境造成了不可控的破坏,甚至引起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德波并未停留在指认现实生活中爆发的生态问题,而是进一步将生态问题视为反映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症候,因为类似核能源对人类生存和环境构成的威胁彰显了资本主义统治对人类主体的进一步奴役。在德波眼中,核能源引发的生态危机,不过向我们呈现了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人类沦为了资本主义任意支配的客体:要么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生产、消费和再生产过程,要么受威慑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统治势力的政治角力。

  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中,德波才通过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式指出生态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新症候的理论依据:看似属于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实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确立自身开始,就是对生产的社会目的性的否认,因为它并不是以人、自然与社会的合理发展和长远存续为根本目的。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的。资本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有资本增殖最大化,劳动者、可支配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的中介。同时,德波判定生态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盲目发展的结果,更是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危机和界限所在。这判断来自马克思的资本危机理论,资本主义表面上顺利地改造了自然界,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生态问题便是资本遭遇的新界限。因此,在德波看来,生态问题不只是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自然议题,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现实层面制造出的新症候,是资本主义在盲目追逐资本增殖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二、生态运动何以构成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新选择

  正如德波所说,生态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的必然产物,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危机和自我极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波直到20世纪60 年代末情境主义国际实践失败后,才转向生态学研究。德波不仅在生态学研究中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路径,更在生态运动中看到了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

  德波将生态危机视为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新路径。生态运动虽然鼓动了大众的广泛参与,但问题在于,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具有明确阶级意识主导的无产阶级运动,它更多体现着一种泛化的道德反抗和模糊的革命冲动。面对无产阶级泛化问题,德波坚持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生态运动在现实效果上能够动摇资本主义统治。这也是生态运动被视为能够有效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另一原因。

  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态问题巧妙地转化为加强政治治理的有效环节。换言之,生态运动绝不是远离资本主义体制的环境保护活动,而是揭露资本主义污染治理口号背后的统治谎言的关键。由此看来,生态运动无疑是无产阶级必须强力介入、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场所。

  三、一场偶然的生态学集体转向: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个体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创作的独特性,更在于思想本身向时代的客观进程提出问题,叩问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逻辑。之所以关注德波的生态学转向,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着超越德波个人视角的学术价值,一批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谋而合集体转向生态学。在1971—1972年德波正式开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时,同在巴黎的另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而这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潮流并没有局限在学者圈内,更是在大众领域中广为传播。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为什么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相似的研究成果?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又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心从工业逐渐转向服务业、科技、智能产业等新兴行业。这催生了社会阶级的改变,产生了白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等新兴阶层。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愈加关注如何使各个阶层自主联合反抗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恰好是最可能将不同阶层联合起来的议题。

  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不再局限于劳资对立的二元矛盾,而是走向一种由少数群体横向链接构成的多元抗争。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生态运动的兴起意味着,活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不必然在劳资对抗的生产关系中发生;在生态危机面前,除了传统的劳动者之外,外在于劳资关系的多元社会力量也能自主地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本主义统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作者简介

姓名:刘冰菁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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