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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体消费危机与国家干预限度 ——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
2019年07月19日 09:35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温权 字号
关键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国家干预/资本危机

内容摘要:一、资本城市危机的端倪:集体消费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市场悖论卡斯特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考察,始于分析构成资本累进增殖必要条件的劳动力再生产与城市集体消费对象间的结构性供需关系。二、资本城市危机的深化:国家干预与投资额再分配的阶级桎梏因集体消费对象的投资额度在资本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不合理性而导致的资本—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将促使国家财政干预成为与市场流通机制等量齐观的城市调节性因素。三、资本城市危机的结果:社会体系与空间性再规划的制度瓶颈无论是大众集体消费体系的供需悖论,还是国家财政干预手段的政治限度,都折射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机制的内在危机。

关键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国家干预/资本危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温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京)2018年第201810期 第29-39页

  内容提要: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将现代城市景观视作与劳动力再生产密切相关的集体消费单位,并据此检视资本国家机器对城市非盈利项目之营建节奏的政策性干预,构成了曼纽尔·卡斯特辨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重要出发点。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隐患是私有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之集体消费需要的供给不足与资本国家干预对该状况的束手无策二者之于资本现存生产模式及其长时段有效积累的结构性颠覆。鉴于此,卡斯特不仅从“集体消费—生产力再生产”的对应关系中找到了“价值积累—资本再生产”范式的内在瓶颈,而且在作为问题聚焦的“生产逻辑”与“消费逻辑”的转换过程内,于城市空间维度开辟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

  关 键 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国家干预/资本危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7FZX036)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名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复印期号: 2019年02期

 

  寓于现代城市景观且构成资本空间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关键要素的社会集体消费体系在市场流通领域的供需悖论,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症候的理论切入点。在实证层面,通过揭示由居民刚需住房、城市公共交通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组成的社会集体消费对象在资本投资总值中的不合理份额,以及国家对公益性基础设施营建节奏进行合理干预时遭遇的制度性瓶颈,①卡斯特指出,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可视为:当以巩固资产阶级权力关系为内容的国家干预措施及其附带的城市规划方案无力应对同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息息相关的集体消费结构自身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状况时,现存资本生产模式及其长时段有效积累的自然崩解。

  一方面,卡斯特认为,就纯粹市场环境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规划之于居民集体消费需要的供给节奏而言,既然“城市体系的结构和过程直接受资本逻辑特定表达方式的统治,并且它在集体消费环节内的决定性作用被任何一种城市形态所传导”②,那么就要求资本生产体系不断为由资本积累规模扩大化与商品生产条件社会化所共同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集中化提供能够满足自身持续再生产需要的集体消费对象。后者“作为刚需住房、公共交通以及免费娱乐场所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有机统一体,虽然是城市居民维持日常生计进而实现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③,但因其公益属性与资本的逐利性投资要求相左,故而日益增长的居民集体消费诉求将无法从私有资本处获得及时的市场供给。这就导致资本城市规划路径与其下辖居民之间存在长期的结构性对立。于是,在另一方面,旨在弥合社会集体消费供需差距并保证资本长时段稳定积累的国家财政性干预就呼之欲出。然而,在卡斯特看来,它对集体消费领域的政策性倾斜通常伴随着计划外税收或非盈利投资对资本局部利益造成损害的风险。况且,“从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来看,这不过是对现存阶级权力关系进行调整或重组的司法及政策性表达”④,其作用范围不可能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剩余价值有效积累的政治限度。如此一来,国家的消极干预行为非但不能彻底解决居民集体消费领域的供需矛盾,反而“在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彼此铰合中使之与直接的资本逻辑相脱节,并在有计划的国家干预下日趋政治化”⑤。而这无疑在强化资产阶级霸权的同时,遮蔽了劳资冲突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危机。这些劳资冲突由城市集体消费体系的供需悖论所触发,且已然白热化。

  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对发达资本主义城市内集体消费的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的政治限度的考察,揭示了分别构成资本生产体系两个重要环节的“资本持续积累”与“劳动力持续再生产”之间无法调和的历史性冲突。与此同时,他还在城市空间的问题域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聚焦由“生产逻辑”到“消费逻辑”的转向。作为一种阅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症候的激进尝试,这无疑从资本生产的劳动力基础得以维持的消费条件中,找到了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有利契机。

  一、资本城市危机的端倪:集体消费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市场悖论

  卡斯特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考察,始于分析构成资本累进增殖必要条件的劳动力再生产与城市集体消费对象间的结构性供需关系。首先,从资本空间生产的内在倾向对社会劳动组织形式的内在要求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⑥其直接的地理学效应不啻为,最大限度地克服寓于资本不同生产部类的个体之间的空间摩擦,进而终结“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并“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⑦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承担资本扩大再生产与持续性积累之主要场域的城市就必须以其下辖劳动力的高度集中化为前提。其次,城市劳动力的集中化又进一步要求其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既然资本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那么在具体的生产开始之前,“就必须有资本投入来购买设备、支付原料以及包括房租等各类服务的必要开销”⑧。后者不仅是资本再生产的要件,更是由资本利润所给付,进而构成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必要消费的前提。它将“城市劳动人口对与之相关的食物、能源连同其他商品和服务性资源的多元社会性需求”⑨具象化为旨在满足居民社会性再生产的刚需住房、公共交通以及免费娱乐设施等的城市集体消费对象。

  鉴于此,卡斯特指出,与资本积累相关且“潜藏于‘城市’内的劳动力再生产,其现实化的特殊条件除了一般的生产技术—社会性动机之外,还包括消费方式集中等生产条件的集体化。于是,城市就不仅与空间形式相关联,而且还传递出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方式”⑩。正是基于上述考量,卡斯特最终从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属性中发掘出“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的共轭关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受资本逻辑裹挟的现代市场运行机制,通常在大众集体消费的需求与资本的及时供给环节出现节奏性紊乱。卡斯特将其称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集体消费的供需悖论。对此,他以实证的口吻指出:“城市结构中的集体消费方式通过资本的演变、生产和消费过程以及社会需求得到了持续的增长。但这些用于集体消费的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和管理对于私有资本而言却往往无利可图……这就使我们关注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即资本逻辑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基本消费需求。它在财富生产、分配、集体消费管理方式以及空间组织的服务中明确凸显出这一矛盾。”(11)在此,卡斯特传递出有关社会集体消费危机的三重向度及其相应的消极后果。

  第一,资本累进增殖条件的绝对充裕和大众集体消费对象的相对匮乏强化了城市空间内本就十分尖锐的劳资冲突。这无疑指出了资本投资与收益总值中盈利性项目与公益性基础设施各自所占份额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立足于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城市扮演的角色则是在该过程中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以及制度性的手段控制着剩余价值的集中方式”(12),因此,表现为市场机制高度整合的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存在样态自然要与资本最大限度获取利润的内在要求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所谓住房、教育资源、文化、商业乃至交通等集体消费对象的投资,将始终以资本的逐利性为圭臬。如此一来,当它“唯效益和利润马首是瞻,且只作为城市劳动力在其中进行目的性展示或结构性规训的必要中介时”(13),集体消费内容就丧失了与社会群体需要的直接相关性。其获得投资金额的多寡、被营建规模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资本实现自身累进增殖的短期需要。一旦这些基础设施的公益属性同资本预期投资收益不匹配,有关前者的营建方案就立即淡出资本的城市规划之外。在卡斯特看来,这无疑是“植根于阶级体系的集体消费模式及其与生产关系模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消费过程的客观社会化环节中,对劳资体系内的危机与困难的强化”(14)。该状况揭示出以资本有效积累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市场环境对大众集体消费权利的褫夺,以及由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形塑的城市供需模式自身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张力。

  第二,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化节奏和大众集体消费诉求的多元化趋势,恶化了城市空间内业已极度失范的资源分配秩序。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被资本生产方式社会化和资本积累规模扩大化催生的各阶层劳动人口的密集化,其不断增加的集体消费需要已明显超出市场供给体系的承受范围。卡斯特还指出,既然“消费是社会各阶层人群对产品的占有过程”,那么“从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来看,消费行为就是同时作为表征(expression)和手段(means)且通过特定内容(意识形态)得以现实化,并在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分配与斗争维度被具象化的社会实践”(15)。由此不难看出,一旦有限的集体消费资料不足以为持续集中的劳动人口提供充足的产品供给,一场反映物质资源争夺的恶性竞争就在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且可能彼此敌对的人群中爆发。在这一“仿佛是悬置过去(商业市场受到管制)与未来(中央经济统制论者通过干预组织市场并降低市场的分配功能)之间,正好是现代工人阶级诞生的时代。此时,通过纯粹的市场机制,城市劳动者被迫无保护地面对资本主义”(16)。进而,当阶级矛盾介入消费层面的冲突时,原本微妙的市场调配秩序便彻底分崩离析。如此一来,以社会空间集体消费的不平衡为基础、且由现代资本主义所催生的种种矛盾,就在无所不包的潮流中以跨阶级的形式从政治维度全面表达了它们自己(17),从而促使私有资本的集体消费供需矛盾再度转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结构性动荡。

  第三,资本阶级霸权的制度性巩固与大众集体消费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弱化了城市空间内原先非常脆弱的劳动力再生产机能。卡斯特曾强调指出:“消费性实践必须从三个层面得到确认: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分配关系层面的阶级关系的表达;作为内在于生产模式中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8)这就在理论层面揭示出,市场环境中集体消费体系的直接经济职能是通过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连贯机制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得以持续再生产。但是,在现实层面,这种“为统治阶级服务,以利于资本积累和危机控制”的集体消费要素,却仅仅被视为“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形式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控制点”(19)。这无疑在增强资产阶级市场霸权的同时,消解了集体消费之于城市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它涉及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一旦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资源的营建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激烈的相互冲突。”(20)由于资本逻辑的趋利性,当它对大众一般的集体消费行为进行引导或干预时,通常无法为具体的集体消费对象提供充足的物质性供给。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城市劳动力虽然“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21),进而部分或完全丧失了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无独有偶,在卡斯特看来,“发达资本主义中表征为不断增长的消费的社会化与生产的资本逻辑及其消费方式的分配之间的矛盾……又进一步泛化为大众集体性物质条件亟需改善的日常生活的深层危机”(22)。这就促使宏观层面上因集体消费体系的结构性供需悖论而凸显的资本生产的一般困境,成为日常生活的微观视域下劳动力再生产陷入瓶颈的隐喻或症候。

  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对大众集体消费对象的供需悖论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劳动力再生产危机的考察,揭示出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的市场机制对现代城市规划路径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一味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城市规划与运行机制,将在集体消费门类长期的供给不足及其引发的大众生产力再生产障碍中面临自我颠覆的风险。此时,城市作为一个濒临崩溃的消费单位,不仅是“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还是依附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的结果”(23)。而大众集体消费体系的供需矛盾及其所触发的城市劳动力再生产危机,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张力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表征。该状况意味着,如果城市空间作为消费单位尚处于资本逻辑的裹挟之下,那么纵然“它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也无法避免其自身成为巨大对抗即将爆发之场所的命运”(24)。正因为如此,与集体消费体系相关的城市规划就不只是受市场法则制约的经济议题。与之相反,当集体消费行为所指涉的阶级内涵浮出水面,并在集体消费供需机制的结构性张力最终危及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长时段有效积累时,发端于资本国家机器且意欲缓解该状况的政策性干预就赋予城市空间明确的政治性意义。后者同时凭借“国家干预对城市矛盾的总体政治化(politicses)以及将国家转变为日常生活设施的管理者两条途径”(25),为资产阶级或资本积累制度提供了解决集体消费悖论与劳动力再生产危机的可能性。

  二、资本城市危机的深化:国家干预与投资额再分配的阶级桎梏

  因集体消费对象的投资额度在资本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不合理性而导致的资本—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将促使国家财政干预成为与市场流通机制等量齐观的城市调节性因素。对此,卡斯特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转变直接取决于以之为基础的长时段结构性趋势,即资本的集中化与中心化对低利润倾向的持续斗争,生产力的社会化,不断增长的阶级斗争,以及在最终意义上国家对全部经济能动性进行的大规模决定性干预。”(26)这表明,国家机器对大众集体消费供需结构的职能性干预是以重估资本投资预算的形式对资本长时段累进增殖的政策性维护。它植根于“资本只能够管理危机,但绝不能解决危机”这一历史性前提。(27)鉴于此,卡斯特对国家干预的性质及其在集体消费结构层面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了归纳。他指出:“国家的大规模干预……将对集体消费过程与城市组织造成两种主要影响:其一,它使能够通过规划过程而得以特殊表达的国家调控能力最大化,而后者又处于社会利益的技术理性与算计之下;其二,它使国家作为一种关键的责任代理者,从而使城市问题政治化。也就是说,一方面,集体消费应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竞争之中而非经济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城市需要被权力所形塑。”(28)不难看出,其中涉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国家干预、集体消费以及城市规划等要素的复杂的结构性关系。

  首先,由集体消费的供需悖论所触发的国家干预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跨阶级性趋势。既然“对于今天的城市而言,它既是之前社会关系再生产和消解的场所,又是新的关系及矛盾形成的地方”(29),那么纵然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密切相关的集体消费体系在市场环境中遭遇的供需危机是资产阶级霸权的产物,但因其造成的全面性的消极社会后果,故而仍需要在特定的阶级利益之外运用公共的权力职能予以应对。后者不仅是资本克服价值积累瓶颈的手段,更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城市居民实现自身再生产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说,它是为市场收益最大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与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稳定运行的政治逻辑在一定时期内的策略性统一。对于卡斯特而言,这直接表现为:“国家以非盈利性投资对社会部分资本的贬值为代价,促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资本之利润率比例的提高。”(30)进而,通过缓解城市劳动力再生产与集体消费资料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的空间限度得到了延伸。此时,受资本裹挟的国家机构尽管依旧是资本逻辑的政治表达,但却已然在客观上将工人阶级(或广义的工薪阶层)的相关利益部分地纳入自身的考量范围,并依托“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联合,再加上随之产生的所有张力、冲突和模棱两可之处,构成了本地的城市治理模式”(31)。换言之,国家干预的跨阶级性是发达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必然的政治抉择。

  其次,由城市规划的结构性张力所凸显的国家政策指向的传递范围具有跨区域性的趋势。与具有跨阶级属性的国家公共权力职能相对应,作为国家干预措施之最初效应的城市规划方案的出台,意味着相关调控政策将在现实的城市空间内得到广泛适用。在此基础上,为城市规划所确定的“空间体的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就不只是一幅地图上的线条问题;而毋宁是一种权力制图学”(32)。它意味着以阶级关系为座架的国家权力结构,已然透过资本逻辑的帷幕介入到居民日常生活的全部空间坐标中。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干预就不只是“单纯聚焦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逻辑”,它同时还是与“国家建设史和国家功能化过程相并列的‘制度逻辑’”(33)。这表明,决定城市劳动力再生产轨迹的作用机理将发生从资本逻辑向政治逻辑的嬗变。而后者在卡斯特看来,毋宁是“构成国家政治体系核心的统治—调节职能与整合—压迫职能,对包括社区、街道在内的城市各空间单位内的经济活动加以引导并进行决定性调整的过程”(34)。换言之,试图干预集体消费供需结构且具象化为城市规划方案的相关国家政策,已然将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载体纳入制度性网络之中,从而使“国家在单向度的市场力量消解后成为对资本城市化予以调节的本质力量”。(35)它超越了纯粹的城市自我调节作用,并在个体主动或被动介入国家政治结构的情形下,于具体的城市空间内,促使跨阶级的公共权力获得了跨区域的作用范围。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作为整体的城市社会空间内获得了完全的政治掌控力。而后者无疑是国家试图解决集体消费供需悖论所引发的全面社会危机之必要的政治前提。

  再次,由资本生产的劳资矛盾所决定的国家行政职能运行序列具有跨层级的趋势。诚然,旨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瓶颈的国家有效干预行为是跨阶级的公共权力在城市全部空间单位内跨区域传递的结果。但是,资本生产结构中劳资关系的不对等性,却使同一行政行为在社会各层级群体间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政治效应。对于卡斯特而言,这是国家调控机制无法逾越自身阶级壁垒的直观显现。既然“国家干预通常在与私有资本的链接中起作用,且随时将能够获利的部分转移至私人门类,以期在国家干预对功能性与经济性‘缺口’(holes)予以填充时保证私有资本的持续轮作”(36),那么它就只能被看作资本理性为谋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算计的产物。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的运行序列以再度确证资本积累与异化的阶级政治为首要出发点。至于以劳动力再生产危机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集体消费问题,由于“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加之“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在物质上)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37),故而,它只能作为资本积累的附庸而被动地接受国家政治行为的规训。换言之,国家对集体消费供需体系的所谓政策性干预,不过是资本政治霸权向社会各层级人群的持续弥散。而在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的绝对优先性之内,国家对大众集体消费诉求的被动调控始终不能摆脱现存社会关系的阶级桎梏。作为资本逻辑的政治落脚点,这无疑是国家行政举措的政治限度。

  实际上,就国家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对城市集体消费对象予以政策性干预这一事实而言,其最终的可行性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学维度,如何保证因国家干预行为造成的资本局部利益受损不会引起承担这一消极后果的资产阶级的反对?从国家干预的操作机制来看,它不过是政府利用相关税收政策,或直接从当前的资本利润总额中强行抽调部分资金,以弥补城市集体消费部类之投资赤字的过程。因此,从实质上说,这是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类似刚需住房、公共交通等非盈利性基础设施的财政倾斜,既不能超过政府利税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又不能强行打破资本市场的逐利法则。(38)于是,在政府可支配资金相对短缺与因资本扩大再生产而不断增加的集体消费需求之间就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当有限的计划内税收不足以填补持续扩大的集体消费赤字时,伴随着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式微,发轫于城市工薪阶层的反抗及其引发的社会大规模动荡就在所难免;与之相反,当政府试图在税收计划外强制私人资本不顾市场法则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时,资产阶级对现行政府议案的弹劾势必引发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总而言之,以损害资本局部利益为代价的国家干预机制,无法同时规避分别源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各自加诸于己的强大政治压力。这就使发达资本主义城市及其行政职能机构陷入了社会危机与政府管理危机的双重漩涡中。

  另一方面,在政治学维度,如何保证国家干预行为所依赖的公共权力职能不会最终导向对资产阶级统治霸权的单向度维护?对此,卡斯特曾尖锐地指出:“国家干预不是一种关于矛盾的机制性自动调整,与之相反,国家的行政行为是反映阶级斗争过程的结果。”(39)这表明,能将城市内所有空间单位及其辖下不同层级的社会人群进行跨阶级整合的所谓公共权力,依然无法摆脱现存阶级结构对其作用范围与最终旨趣的形塑。前者得以顺利运行的原因,既包含大众集体消费资料供给不足所导致的阶级对抗的激化,又涉及它是资本用以重构统治方式并实现长时段价值积累的必要手段。其最大的社会效应,就是平息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并进一步巩固资本的市场霸权。其中隐含着资本逻辑更加精致的骗局:即通过掌控全部城市社会生活的公共权力,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全体利益’的一部分。而事实的真相却是,所谓的‘全体利益’通常不过就是工商企业利益在政治上能被人们接受的变形罢了”(40)。换言之,国家干预的实际社会后果是资产阶级在作为整体的制度化空间中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利益诉求赋予政治上的合法性。它同时表明,“国家正在成为日常生活结构中集体公共事务的真正操纵者”,而资本恰好利用了“集体消费领域产生的矛盾,以及城市组织中出现的冲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家干预的潜在政治趋势”(41)。

  显而易见,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政治维度来看,卡斯特都指认了资本国家干预对社会集体消费危机的最终无效性。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42)这就决定了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所有政治行为都不能跨越现有阶级体系为其划定的政治限度。就其作用方式而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人们用什么方式来称呼它,它在根本上都是一种阶级规划。”(43)而资本对于大众日常生活持续的政治霸权,则是后者一直尝试完成的目标。

  三、资本城市危机的结果:社会体系与空间性再规划的制度瓶颈

  无论是大众集体消费体系的供需悖论,还是国家财政干预手段的政治限度,都折射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机制的内在危机。这些危机反映在具体的资本增殖及其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层面,集中表现为“城市现实操控着生产关系,但在改变它们时却力不从心。作为一种生产性要素……为空间与空间的政治所‘传递’的社会关系,最终成为反对城市本身的消极力量”(44)。因此,资本城市内集体消费对象的短缺和政府调控机制的无力并非彼此孤立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现象。相反,二者作为资本空间布展的症候,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阶级结构及其在城市响应面中意欲强化资本逻辑霸权的地理性策略。对此,卡斯特围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与“阶级”的一般关系指出:“社会群体中的这种不平衡性(消费对象的供需不平衡——引者注)不是阶级自主性的结果,因为它的逻辑决定了消费的组织,而它的地位决定了特殊结构中的不平等并没有与阶级关系保持相互对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新的社会不平等效应。”(45)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消费体系与阶级总体结构之间的错位性扭结及其造成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因资本生产集中化所引发的大众消费社会化现象促使消费对象和消费行为的覆盖面几乎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人群。这就最大限度地超越了个体所属阶级的狭窄范围,从而使阶级群体转化为消费群体的一个子集,并据此将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置换为消费体系的供需矛盾。如此一来,对之进行干预的所谓跨阶级的公共权力职能就获得了运作的充分合法性。这就在保证“城市规划的组织方式扮演传送带角色的同时,又依靠大众不可变更的协议而产生了使规划现实化的条件”(46)。对于卡斯特而言,这是资本为巩固阶级霸权所使用的最为阴险的狡计。它泛化了资本政治规训的适用范围,并颠倒了阶级矛盾与消费悖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营造出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是单纯的消费问题这一假象。于是,以满足大众多元消费欲求为幌子的资本扩大再生产就获得了充分的口实。殊不知,“对维系当前经济结构的需要,仅仅是对资本自身权利的高度关注。它并不能引发阶级关系的重组”(47)。这非但没有缓解原本尖锐的社会消费矛盾,反而加剧了“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倾向。(48)

  另一方面,由资本生产扩大化所导致的大众消费多元化趋势,打乱了原本泾渭分明的阶级界线,并在市场供需机制与国家干预政策的双向调控中,用“共同的消费旨趣”取代了“一致的阶级利益”对社会差异性群体的身份定位作用。与阶级群体被纳入消费群体的现象并行不悖,资本消费对象的多元化促使具有不同阶级身份的城市居民被重新整合进为相同的消费对象所标识的全新“共同体”中。后者脱离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并再度将作为整体的人民大众碎片化为依附资本消费供给的“多元性”消费群体。(49)它们之间的不平衡性,就是卡斯特所谓的“没有与阶级关系保持对应的新的社会不平等效应”。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行为的前提与消费过程的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倒错:它刻意遮蔽了构成大众消费前提且具有明显阶级烙印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对于劳资双方的不平等性,并着意强化了作为大众消费结果,但仅与资本调控相关的消费资料供给结构,以及它对于消费主体的不均衡性。如此一来,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就被矮化为能够凭借国家干预而平息的一般社会问题。这无疑消解了普罗大众在集体消费领域本该具有的政治诉求,进而将“旨在重建资本积累条件以恢复经济精英权力”(50)的策略正式纳入城市规划的议程。无独有偶,消费体系与阶级结构的错位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向整个城市响应面的扩散。而国家对消费体系之阶级结构的高度依赖性,恰好证明它对社会秩序之调控行为的根本无效性。作为该过程的主体和直接行为对象,资产阶级“把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和作为实践、技术、权力行为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这样,他们就把生产主义、无限增长的假设,与所谓的公共权力结合了起来”(51),以此强化对城市空间响应面的“整合—压迫”作用。

  事实上,卡斯特围绕集体消费、国家干预和阶级结构三者之间的倒错关系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城市劳动力的刚性与柔性规训机制。对于前者而言,它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利用中央决策权的垂直优势对城市下辖各空间单位之水平行政等级的显性操控。(52)由于资本国家干预所使用的公共权力具有跨阶级、跨区位和跨层级等特征,因此直接面对城市差异性人群的政治或经济诉求的基层行政单位,其回应社会具体问题的程度与方式必然受资本总体的政治规划的挟制。这无疑弱化了普罗大众对其社会愿景的表达。与之相应地,城市空间及其利益传递结构就被“强行整合进资本交往体系,并在资本逻辑的强大威权效应中使劳动人口屈从于剩余劳动”。如此一来,尽管个体饱受资本价值剥削的摧残,但已然成为资本生产体系之消费附属品的高密度人口却“再难找到远离城市中心剥削的生存空间”。(53)他们尽管是资本经济秩序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无法在资本供给结构之外找到维系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必要集体消费资料的其他途径,故而只能成为资本政治策略的被动拥护者。显然,资本刚性规训的前提本身就是意欲驯服城市居民再生产节奏的集体消费对象的相对匮乏。

  鉴于此,资本的柔性规训机制就是城市规划方案对处于集体消费资料短缺状况下的社会人群的财产私有化愿望的激发。其实质就是将资本的私有制原则连同市场竞争观念内化于城市人口的日常实践领域。不可否认,当有限的集体消费供给遭遇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再生产需要时,一场关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恶性竞争就在城市劳动人口中初现端倪。既然最大限度地介入集体消费体系是城市居民维系日常生计、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从而满足资本评价法则对自身市场价值要求的唯一途径,那么,为免于被资本逻辑所淘汰,“有限度地回应政治精英的要求,并与市场竞争法则保持一致”,就成为城市各阶层人群唯一的备选方案。(54)而这正中资本城市规划的下怀。卡斯特曾尖锐地指出:“规划的适当比例与其意欲实现的隐性目标间的确存在巨大的罅隙,但这恰好扮演了一种导向性角色,它们打开了工人阶级的缺口并创造了私有的目标。”(55)也就是说,社会集体消费对象的相对匮乏为个体通过竞争手段占有社会资源并使之私有化提供了充足的借口。此时,寓于集体消费体系和国家干预职能中的阶级矛盾就被转嫁或降格为劳动人口之间的财产纠纷。它使大众“赢得的任何让步都与资本积累中决定生产率的规则相一致”(56),进而有效规避了因集体消费供给不足或国家干预力度有限而引发的社会反抗对资产阶级统治霸权的冲击。

  卡斯特对资本集体消费的反思无疑开辟了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新理路。他创造性地重塑了马克思有关“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57)这一经典论断,并通过对城市集体消费悖论和国家干预限度的考察,揭示出隐含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一条潜在的等级链条。居于链条顶端的是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的内在要求,而处于底端的则是城市人群最为迫切的再生产需要。至于集体消费的社会供需机制与国家干预的社会公共权力,不过是协调二者对立关系以巩固阶级霸权的手段而已。换言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危机就是由“资本—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张力所表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结构性冲突。后者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痼疾,不可能在“资本政治—经济规划”这一方案中得到彻底的解决。一旦集体消费领域不断产生的缺口超过资本有限的财政给付能力,传递自身利益指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就将成为彻底摧毁资本运转体系的决定性力量。

  注释:

  ①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p.249-251.

  ②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8,p.32.

  ③Manuel Castells,“Advanced Capitalism,Collective Comsuption and Urban Contridiction”,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Vol.3,No.9,2009,p.547.

  ④David Harvey,“Neo-Liberalison as Creative Destruction”,Swedish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Vol.88,No.2,2006,p.155.

  ⑤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引文有改动。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⑧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96页。

  ⑨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in Nik Heynen(eds),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6,pp.237-238.

  ⑩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431.

  (11)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169.

  (12)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Athen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p.232-233.

  (13)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innesod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2009,p.21.

  (14)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35.

  (15)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455.

  (16)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第221页。

  (17)参见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任晖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42页。

  (18)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455.

  (19)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3页。

  (20)David Harvey,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Oxfor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3.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8页。

  (22)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3.

  (23)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24)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6,p.85.

  (25)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43.

  (26)Ibid.,pp.16-17.

  (27)萨米尔·阿明:《全球时代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28)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19.

  (29)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p.97.

  (30)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461.

  (31)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5页。

  (32)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33)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第149-150页。

  (34)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127.

  (35)David Harvey,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p.261.

  (36)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19.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页。

  (38)Manuel Castells,“Advanced Capitalism,Collective Comsuption and Urban Contridiction”,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Vol.3,No.9,2009,p.549.

  (39)Manuel Castell,City,Class and Power,p.43.

  (40)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第301页。

  (41)Manuel 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p.170.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43)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0页。

  (44)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p.15.

  (45)Manuel Castells,“Advanced Capitalism,Collective Comsuption and Urban Contridiction”,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Vol.3,No.9,2009,pp.550-551.

  (46)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303.

  (47)David Harvey,“Neo-Liberalison as Creative Destruction”,Swedish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Vol.88,No.2,2006,p.150.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页。

  (49)Theodore Olson,Millenarianism,Utopianism,and Progres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2,p.221.

  (50)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51)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52)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209.

  (53)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230.

  (54)John R.Short,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p.150.

  (55)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p.320.

  (56)大卫·哈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分析框架》,载汪民安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作者简介

姓名:温权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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