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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法国大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
2019年06月24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林钊 谢倩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

内容摘要: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时,人们往往注重考察马克思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转变的线索,却忽略了马克思作为一个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者的同时(1843—1844年),正在大量阅读法国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资料这一背景。一、法国大革命的启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显示,马克思对法国史的兴趣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集中于战争和君王,而是关注经济社会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二、历史辩证法中的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的成就与局限法国大革命解放了市民社会,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但这远不是历史的终点,相反只是历史进程中必须扬弃瓦解的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

  作为一个19世纪欧洲的政治哲学家和革命者,马克思必然也必须对法国大革命予以回应。如果缺乏对法国大革命这一现代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重大事件的省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时,人们往往注重考察马克思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转变的线索,却忽略了马克思作为一个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者的同时(1843—1844年),正在大量阅读法国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资料这一背景。如果没有来自这些历史材料的刺激,很难说青年马克思可以在1848年革命前就成功超越唯心主义。借助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马克思得以反思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和局限,继而得以超越黑格尔式的“历史的终结”,并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一、法国大革命的启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显示,马克思对法国史的兴趣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集中于战争和君王,而是关注经济社会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马克思接受黑格尔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的内涵,也接受其道出的市民社会出现在现代世界的必然性,他明确地说,法国大革命“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但马克思不接受黑格尔的“头足倒置”,即把作为国家起源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当作思辨理性运动的结果。尽管历史唯物主义萌芽时期的马克思未能像成熟时期那样从英国蒸汽机的力量中追溯现代国家的起源,但法国革命经验帮助他明白,物质利益才是政治国家的动力来源。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立法权存在于法律确立的立法权之外和之前,亦即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法国就是例证。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依赖于市民社会的成熟,大革命表面上是与过去决裂,实际上是对已经产生的市民社会的认可,马克思称之为“立法权完成了法国的革命”,而且“在立法权就其特殊性来说作为统治要素出现的地方,它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与之相比,行政权的变更只是一些“细微的”“逆行的”和“反动的”变革。马克思深知法国革命的复杂性,市民社会从被释放到占统治地位并非一蹴而就,1789到1830年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拉锯实质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运动。

  二、历史辩证法中的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的成就与局限

  法国大革命解放了市民社会,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但这远不是历史的终点,相反只是历史进程中必须扬弃瓦解的阶段。法国大革命消灭了王权和贵族,斩断了人身依附的锁链,把平等和自由许诺给人民,宣告了一系列基于等级的统治的终结。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光辉典范,不过,它的局限恰好也在于此,即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其一,它并没有消灭统治;其二,它并没有解放人。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现代国家,而马克思很快意识到,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国家并非节制市民社会的力量,相反,它只是市民社会自我确认的表现和手段。

  对基佐的阅读帮助马克思理解阶级斗争是贯穿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动力,法国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主奴辩证法”的终结,而只是其延续,资产阶级的解放同时导致新的奴隶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现。当马克思掌握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以后,法国大革命建立的“人民国家”的局限性或反动性就暴露无遗了,它既是对资本统治劳动的确认,又是对其的掩盖。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视角洞察到,任何时代中的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形成一定的社会交往,一定的经济、伦理、政治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怎么样的,人的本质就是怎么样的,换言之,人性并非先验的假定,而是历史活动的结果。

  政治解放之所以不是人的解放,就是因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仍然被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犹太精神”所俘获;市民社会的关系是疏离的、分裂的、外在于自我的,人就是残缺的、异化的和压抑的。从历史辩证法的视野来看,法国大革命既是消极的又是积极的,它在破除等级枷锁的同时使市民社会的枷锁合法化了,它在制造新的奴役的同时又为人类通向最终解放开辟了道路。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之解放的最后革命,不是建立新国家,而是消灭国家以及它的市民社会基础,亦即资产阶级所有制。

  三、马克思与雅各宾派: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

  1789年—1848年—1871年—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乃是现代政治哲学最重大的命题之一,厌恶或误解共产主义的人总是试图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冠以“恐怖统治”或“雅各宾主义”的标签。就此来看,马克思似乎不得不接受“雅各宾派”的身份。将马克思标榜为“罗伯斯比尔第二”方便了对马克思进行概念化和标签式解读,却抹杀了马克思从检讨法国大革命失败中获得的历史哲学新视野,也无助于澄清共产主义之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超越意义。马克思是否为雅各宾派?我们需要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

  在革命的特殊时刻,马克思的确试图从雅各宾专政那里汲取经验,但从整体和根本上看,他是雅各宾派明确无误的批判者,如法国学者泰克西埃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欣赏雅各宾党人的地方是政治现实主义和革命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激进政治计划中的想象成分”。

  革命需要暴力,自由需要专政,乍看之下,马克思这两个著名的政治主张确实沾染了雅各宾派的痕迹。不过,认可暴力和专政决不意味着抹杀马克思与雅各宾派的本质区别:雅各宾派信奉以战争巩固自由,而马克思并不认可暴力是革命唯一的途径,他愿意给条件成熟的民族保留和平通向共产主义的可能;罗伯斯比尔曾宣称,“没有恐怖,美德是软弱无力的”,而马克思则始终将专政指向民主,也从不认为恐怖能与正义相容,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将消灭阶级对抗乃至消灭无产阶级自身;雅各宾专政利用以“无套裤汉”为代表的民粹力量,导致革命演变成了无原则、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的破坏狂欢,而工人运动虽然也是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但马克思始终强调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强调工人阶级需要自我教育,他所寄予开创历史新时代厚望的现代无产阶级是一股有着明确阶级意识、承受过“思想闪电”的力量,他们的反抗运动如恩格斯所言,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革命需要激情,更需要保持理性,需要现实主义的审慎和精明,这是马克思对抗布朗基派、巴枯宁派并竭力清除第一国际中的冒进倾向的根本缘由;如果革命将暴力演变为恐怖,那么寄望于通过恐怖所完成的任务,必然是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就不仅是过激行为,而且是在历史理性面前的无奈和恐惧,雅各宾专政的迅速瓦解也证明恐怖终究是无效的。基于这些分析,人们可以郑重声明,马克思不是雅各宾派的后裔,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为旨归的共产主义承载的是法国大革命从未触及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作者简介

姓名:林钊 谢倩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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