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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视域下的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及启示
2019年05月06日 09:25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吴玉军 刘娟娟 字号
关键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苏联解体

内容摘要: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失谐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此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如何协调特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各民族成员如果将自己所属的民族当作最根本的认同对象,而不能建构起超越各民族之上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就会出现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乃至撕裂国家认同的状况,其结果轻则危害国家的稳定与团结,重则导致国家的分裂和解体。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在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建构起能为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和价值理念,通过文化认同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认同,推动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进而牢固树立起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调动起国民共属一体的牢固想象.

关键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苏联解体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玉军(1978- ),男,山东昌乐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 100875;刘娟娟(1990- ),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0185期 第50-56页

  内容提要: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公民身份等的认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家的忠诚感。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看,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对公民身份认同予以挤压,共享价值观的缺乏导致共同文化心理的薄弱,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苏共领导地位的丧失导致了政治认同危机。在民族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政治认同危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苏联国家大厦被压垮。从认同视角出发,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我们推进国家认同建设,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Na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citizens' recognition to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history and culture,values,citizenship and the loyalty to the n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dentity,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caused by various forces.The strengthening of ethnic identity squeezed the identity of citizenship,the lack of shared values led to the weakness of common cultural psychology,and the loss of the leadership of Marxism and the CPSU resulted in political identity crisis.Due to the crisis of ethnic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political identity and so on,the Soviet Union was crushed 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s to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关 键 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苏联解体  national identity/ethnic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political identity/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标题注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研究”(17ZXB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价值观视域下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14JJD720014)。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几十年后,这个庞大帝国却轰然倒塌。“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动用了历史上最周全的意识体系,共历时70多年,仍然无法以历史材料及想象的神话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认同。”[1]43苏联的解体既令人遗憾,也相当令人费解。历史发展是多重合力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的衰落、苏共的垮台是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体制建构的内在缺陷,共同民族心理基础薄弱,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不高,共享价值观念缺乏,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为解体之前的苏联存在严重认同危机。“认同是团结的前提,没有认同就没有团结;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没有认同,团结就是无本之木。”[2]当多重认同危机交织在一起时,国家大厦被彻底压垮。本文力图从国家认同这一视角出发,对苏联的解体予以分析考察。

  一、国家认同及其构成要素

  国家的建构包括两个因素,即制度因素和国民心理因素。前者是指国家的制度,后者是指民众的认同感。基本制度是国家的“硬件”,人们的认同感是国家的“软件”。所谓国家认同感是指国家成员具有的归属于某一国家的情感意识,也就是人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员,认同其国家成员资格。

  认同包含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和认同结果三个层次。就认同对象而言,它指谓的是认同对象经过时间的流逝后仍然保持其同一性。英国哲学家洛克就指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identity)和差异性(diversity)的观念”[3]302。认同对象经过时间变化后如果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那么其同一性就不复存在,进而出现认同问题。从认同的主体角度看,认同指涉认同主体的心理归属,也就是“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4]10。自我归属感的形成,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获得的。自我借助与他者的比较,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特征,认识到自我同他者的差异,从而达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由此,认同是对“我是谁”即自我身份的追问过程。最后,认同必定要落实到某一特定结果上,即认同主体经过归属感的选择,最终确立自己的归属对象。与认同的上述三个层次相对应,国家认同同样涉及三个基本问题:我认同的国家还存在吗?我是否为这个国家的成员?我应该怎样为国家奋斗?

  认同赋予个体的行动以特定的价值。“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5]38与之相一致,国家认同为国民的行动提供了意义感,引导着其行动的方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会使人们将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祖国面临危急时刻会赴汤蹈火,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国家认同感也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6]61任何一种统治,人们对它具不具有认同感,是否认同其执政理念,是评判其合法性与否的关键。“国家主要存在于它的人民的内心和头脑中;假如他们不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就没有逻辑活动会使它活起来。”[7]5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对其不具有认同感,缺乏基本的民众心理认同基础,就会为宗派势力和分裂力量的出现提供便利,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

  国家是内含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的共同体。作为一种民族共同体,国家体现为拥有超越各族群之上的与国家相对应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的成员在认同自己族群或民族身份的同时,还拥有一种超越各民族身份的公民身份感;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国家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表现为拥有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设计,并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概括说来,“公民或者出于客观的血缘纽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或者与一群人共有历史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或者基于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价值赞同而产生对特定群体的一体感或归属感”[8]。与国家内涵的上述三个维度相一致,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的三个基本维度。本文将从上述维度出发对苏联的国家认同建构予以考察。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失谐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此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如何协调特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各民族成员如果将自己所属的民族当作最根本的认同对象,而不能建构起超越各民族之上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就会出现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乃至撕裂国家认同的状况,其结果轻则危害国家的稳定与团结,重则导致国家的分裂和解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认同不断显示出其排挤和压制国家认同的力量。

  早先,列宁创造性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取得了十月革命和反对外国敌对势力侵略的胜利,使俄国各族人民从沉重的民族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在革命胜利后主张将“民族自决权”写入宪法。但“民族自决权”并非等同于分裂国家的权力。列宁就认为,民族自决权“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9]564。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是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体利益优先为前提的,当某些民族地区的自决会给巩固苏维埃政权带来危害时,就必须坚决加以制止。如1918年4月,当列宁认为成立西伯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有损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体利益时,他就对这一问题予以反对。

  1922年苏联成立,苏联成立条约中对民族自决权予以承认,之后苏联三部宪法都将这一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应当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自决权曾极大地动员了各族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信心和决心,维护了各族自身的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条件的差异,同样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对这一条款进行调整,而不是僵化地执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应主要体现为各民族自我管理和参加国家管理的平等权、民主权,包括自主决定和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而不再是谋求政治独立。可惜苏联领导人一直僵化地执行了“民族自决”的条款,也未对这一条款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说明,以至于这一条款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者进行分裂国家活动的借口,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苏联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成为导致国家分裂的制度设计。早先,列宁坚定地主张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大国,反对联邦制。但是,革命胜利初期,建立集中的单一制国家面临很大困难,列宁接受联邦制并以之作为走向集中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1923年春列宁因病离开工作岗位,斯大林开始实际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此后近70年的历史中,苏联在联邦制国家体制方面至少呈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苏联联邦制是按照民族原则设置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苏联进行了“民族识别”运动,并实现了“干部民族化”“领土民族化”和“语言民族化”,即联盟中每个行政单位的主要党政负责人大都是当地民族干部,每个民族都有了专属自己的法定领土,原来没有自己语言的很多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专门语言。[10]317经过这一系列建构后,联盟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央与各民族的关系。人为的民族识别,并以此作为联邦制的基石,其结果是使得其中一些原本薄弱的民族意识得到强化,这导致人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然后才是苏联人”[11]2。第二,“苏联的联邦制明确规定了双重主权的原则。”[11]2441924年苏联宪法赋予了各加盟共和国双重主权,它们随时可以脱离苏联。[12]110此后,直到1977年,宪法对这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权一直予以保留,而且从未规定相关的退盟程序,这就使得中央政府在真的面临该问题时缺乏解决问题的充分宪法和法律依据。当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体制建构中潜藏的问题并没有显现,但在关键的时刻,即苏联的政治认同面临挑战的时刻,分离主义就获得了机会。例如,戈尔巴乔夫改革面临巨大困境,苏共的领导地位、苏联的意识形态陷入困境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要求退出苏联,这极大地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

  与制度建构相伴随的是,苏联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相对不够稳固。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心理体验是在共同的生活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强化的。其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锻造共同文化心理的前提。统一国家建立,应该使得境内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联盟建制,客观上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造成了障碍。当每个民族有了自己特定的领土意识时,这种“我族”与“他族”之间的区分进一步明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以后,每个民族单元都出现了欢迎其他地区的本民族人口‘回归’和希望本地外族人口‘迁离’的新的社会氛围,出现了以‘民族共和国’或‘民族自治区’为单元的人口迁移研究的另外一种‘推力—拉力模式’:吸引本族人口,排斥别族人口。”[10]324很显然,民族领土意识不仅与工业化、现代化所要求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人口的自由流动相矛盾,更为共同的民族心理的锻造创设了障碍。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概念,指出“苏联人民”“具有统一的祖国即苏联,而且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精神风貌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13]214。这一观点后来也成为苏联开展民族工作和发展民族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这一理论是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超前认识。“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概念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胜利”、苏联“已进入全面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等明显超出苏联实际的论断基础上提出的。很显然,它明显忽视了苏联的实际,这一论断忽视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一种“人为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理论”[13]219。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的很多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被人为地掩盖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情感。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不同民族的历史记忆、族群(民族)象征不是随意可以抹杀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纠葛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消除的。如何在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民族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稳固的国家意识、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件十分复杂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在理念层面上有深入的把握,在现实政策层面做出审慎的安排。

  三、文化认同感薄弱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共同的历史记忆,拥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为全体民众认同的价值观念,才能使人们对它形成稳定的认同感,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稳定和永续发展。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它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价值观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顶层的一致协议和国际上的承认,都不足以构建或确认一个国家”[14]465-466。如何在充分尊重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境内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多样性的基础上,塑造全体“苏联人民”共享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全体国民间产生一种新的指向苏联的国家情感,从而寻求全体国民对于苏联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文化认同问题上,苏联因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的制度设计,为全体苏联人民所认可的共同文化心理、共享价值观念的塑造并不成功。

  在苏联,缺乏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在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前,各共和国已拥有很长的历史,民族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集体记忆相对匮乏,缺乏类似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苏联的国家认同建构更多地“不是依靠民族思想、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专制的帝国主义思想或者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唯一政党——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15]253。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其价值理想、文化理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新生的“苏维埃文化”一方面与原有的文化保持着某种连续性和继承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特征。“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通用的民族概念。”[16]

  与之相对应,在苏联的价值观念中,共产主义理想成为激发人们奋进的精神力量。苏联“强调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和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为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支撑和精神动力”[17]。保尔·柯察金、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英雄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苏联人,成为苏联的英雄符号乃至整个苏联的象征。在共产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广大群众展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外敌入侵等压力下,这种认同感表现得更为强烈,为国家的生存而战成为全民的共识。在“二战”期间,各加盟共和国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苏共的领导之下,与法西斯德国殊死战斗。

  认同感的形成需要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利益的供给和有效的制度建构的基础上,否则价值理念的宣传会陷于空洞的境地,其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是适得其反。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在后期的发展中,价值观的宣传与现实严重脱节。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苏联民众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具有认同感,与国家给予每个人的利益、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与苏联整个国家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紧密相关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刻不容缓。面对这些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给苏联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反,价值观念领域以新思维取代旧观念,导致了苏共失去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引发了民众对国家制度合法性和苏联意识形态的质疑。

  苏联民众对国家认同度不断降低的过程,与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密切相关。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还体现为要建构一个比资本主义更自由、更平等、更民主、更公正的社会。与价值观领域中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不同,“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或者能够看到了自己的机会”[15]259。特权阶层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民众对苏共的信任,损害了人们对苏联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的认同。“苏维埃文化”及其内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和行为,强调人与人的平等,主张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当价值观的宣传流于形式,甚至与人们的切身感受相违背的时候,人们就对其产生了质疑。当人们对核心价值观丧失基本认同感时,国家赖以存在的民意基础就不复存在。

  四、政治认同危机

  在导致苏联解体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莫过于作为政治认同基础的意识形态的衰落。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苏联的建立更多依靠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同时,对苏联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极大彰显,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社会制度、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感随之不断增强。但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后来的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化的理解,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党内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和领袖崇拜所带来的后果,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尽管具有改革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但是却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其对斯大林问题的揭示,超出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提出实行“公开化”“民主化”“多元化”,主张“历史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在此期间,苏共并没有对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行为进行批判和纠正,相反,任凭这种危机蔓延,导致大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刊物充斥社会生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苏共的执政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中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18]。为此,他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这使得大量反对派借机进入政治生活,企图谋取政权,造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

  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苏联民众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比较薄弱,民族共同体意识比较淡薄。将苏联维系起来的是为全体国民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苏共严密的政治组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使得不同民族的人们超越了自身的民族认同,共同团结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为整个苏联和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严密的分工,使得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统一组织进行。因此,在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苏共领导地位稳固、计划经济体制行之有效的情况下,苏联并不存在解体的危险。但是,当维系苏联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支柱苏共自身出现问题时,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全面危机时,这个大厦的倾斜乃至倒塌将难以避免。随着苏共意识形态的削弱,苏共的威信不断下降。缺乏有力指导思想为后盾的苏联共产党,“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15]205。

  事实也正是如此,1990年,苏共28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文件,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行动纲领。1991年的苏共中央7月全会,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成为苏联指导思想,由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指导地位。“八一九”事件以后,戈尔巴乔夫辞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建议苏共解散,此后,反对派夺取政权,苏共的领导地位丧失。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又不断陷于停滞或挫败,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羸弱的政治认同没有得到经济绩效的弥补,有效的替代性认同没有建立起来,反而使一些民族问题趁机而入,吞噬着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能否确立起为民众认可的政治理念,并将这些理念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实践中加以有效的实施和贯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不能通过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事实上,正如任何社会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非一帆风顺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和困难远非仅仅通过对其彻底的批判和放弃所能解决的。激进的批判、否定和放弃,而非渐进的改革和完善,这种方式不利于社会主义这种新生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苏联解体的悲剧表明,必须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五、反思与启示

  苏联在其解体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刨去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民族身份超越了国家身份,侵蚀了民族有机体的躯干;共同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的缺乏,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不足,没有能使整个国家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反思苏联的解体,就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我们认为:

  第一,正确对待民族身份问题,增强人们的公民身份认同。人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特定群体的存在,同时更是国家的一员。每个人具有特定的民族身份特征,同时也具有公民身份,是国家的公民。在很多情境下,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并不是一致的。如果特定民族的成员过于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刻意弱化其公民身份或国民身份时,民族认同就会超越国家认同,引发国家的内在分裂。现代国家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将民族身份融入公民身份之中。为实现这一目标,现代国家必须坚持平等原则,任何公民,不分种族、性别、职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自身的特点,国家必须尊重民族差异,承认和尊重各族人民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所存在的历史形成的多样性。各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不能消除共属一个主权国家这一基本事实,不能构成其政治身份不平等乃至政治独立的理由。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各族人民都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为神圣职责。积极促进不同民族的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文化兼收并蓄、经济相互依存、情感相互亲近的良好局面不断深入和发展,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不断夯实各族人民共属一体的民族心理基础。

  第二,建构共享的价值观念,增进人们的文化认同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只有塑造出共同的历史记忆,建构起为各族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和社会的稳定。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在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建构起能为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和价值理念,通过文化认同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认同,推动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进而牢固树立起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调动起国民共属一体的牢固想象,确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唯有如此,才能使国家认同拥有稳定的、可靠的文化心理基础。

  第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升人们的政治认同感。意识形态在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对社会成员具有引导、动员、凝聚等作用,是使政治统治获得统治合法性、增进人们政治认同感的重要资源。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来看待。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正视和有效回答面临的时代性问题,以创新的理论支撑意识形态工作,使之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同时,要将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人们的福祉紧密结合起来。政治认同感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支撑。一种政治统治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在于它能否有效地保护和实现人们的权利,提升人们的福祉。必须将自由、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设计和政策法规当中,使之转化为人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只有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只有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转化为每个人真切感受到的福祉,才能使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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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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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玉军 刘娟娟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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