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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及启示
2019年03月14日 09:40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俞敏 字号
关键词:革命与建设/列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内容摘要:一、苏俄“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①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机会列宁关于寄希望西欧革命支持俄国革命的思想,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思想。二、强调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综上所述,列宁关于共产党通过领导工会进而联系群众、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关于共产党通过领导苏维埃组织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开展无产阶级民主建设工作的思想,构成了列宁关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四、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当代启示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对于当代人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革命与建设/列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俞敏(1982-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8年第20188期 第21-30页

  内容提要: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进入了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探索。苏俄“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前提和机会,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必须突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同时要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研究和掌握上述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有关思想,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然性,坚持党的领导,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必然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革命与建设/列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列宁十月革命战略思想及其进程中的两次重要转变研究”(17BKS007)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经典文本的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MLA003)的阶段性成果。

 

  1920年年底,随着苏俄与波兰战争的结束和弗兰格尔反革命力量的覆灭,历时三年左右的苏俄国内战争告终。可以说,这是苏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苏俄进入了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这一历史转折点,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工人阶级执政党和工农政权迎来了新的形势,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这一转折点对于党的领袖列宁来说,也促使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探索。

  一、苏俄“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①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机会

  列宁关于寄希望西欧革命支持俄国革命的思想,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思想。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者对于俄国社会发展途径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在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途径和消除分歧的过程中,阐述了未来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设想。该设想包括了四个环节: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并成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即它将引爆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获得胜利,即西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人力、财力上支持俄国人民进行革命→俄国人民以西欧为榜样,并在西欧社会主义的支持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其他落后国家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并在西方社会主义的支持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②。

  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从思想上认同并坚持这一设想,更从实践上坚决贯彻这一设想。1917年3月,列宁从西方返回俄国前夕,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说道:“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③这里列宁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是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继承或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是西方革命“信号”的思想,以及俄国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的思想。

  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至国内战争结束,列宁鉴于俄国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迫切地希望西欧发生革命以支持俄国革命,使苏维埃政权化险为夷。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所以,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④。他还强调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⑤

  可是历史事实却出乎人们的预料。十月革命后,西欧各国并未爆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支持俄国革命,列宁的希望落空了。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力量击败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取得了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这是列宁和俄共(布)始料未及的。这个事实在列宁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0年11月,他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我们没有能迅速而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没能引起国际革命——引者注),在这方面我们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⑥这段话即是说,帝国主义列强未达到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苏维埃俄国在战争中没有遭到失败。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没有遭到失败,产生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⑦

  可以说,经过三年左右的国内战争,苏俄工农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为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前提和机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削弱,不得不放弃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的念头。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战争引起经济困局和恐慌,工人群众反战情绪高涨,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这就是说,三年前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能出现的局面,即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终于形成了。”⑧需要指出,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权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或者说认识到苏俄和各帝国主义之间形成“长期僵持、不分胜负”的局面,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重要思想。

  第一,关于苏维埃俄国“独立生存的权利”的思想。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承认它,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扼杀它。由于苏俄军民的顽强斗争,这些国家的军事干涉失败了。因此,这些国家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承认苏维埃政权,同苏俄开展贸易活动。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苏俄同西方国家开始进行贸易,从西方国家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还从西方国家订购了几百辆油罐车。苏俄从西方购买这些东西时付出了高昂的价格,但毕竟做成了生意。这个事实也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承认苏俄,并同它建立了贸易关系。列宁就此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给自己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⑨。可见,苏俄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能够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证明了它“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在列宁看来,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尽管非常不愿意承认苏俄的这个权利,即作为一个工农国家“独立生存的权利”,可是它们却无可奈何,不得不承认这个权利。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同苏俄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因为它们需要苏俄的物质资源。在不可能以武力征服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它们必须承认它,并同它建立贸易关系。

  第二,关于苏维埃俄国建设新经济关系“榜样”的思想。由于苏维埃政权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已经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那么它就要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新的建设事业。对此,列宁高度重视并阐述了深刻的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⑩。这里所谓“比较长时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就是指苏俄可以利用已经争得的存在下去的条件和权利,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新的建设事业。当时的这个实践类似于转变工作重心的事实。列宁认为,在苏俄的历史上,曾经几次进行转变工作重心的尝试:1918年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斗争告一段落时进行过一次,1920年春国内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时又进行过一次。“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转变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11)他的意思是说,要把发展生产、管理经济和展开新建设事业的任务再次提到首要地位。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两个任务:一是以革命的力量推翻剥削者的政权,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二是“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榜样”(12)。这里所谓“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即建立起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经济关系。所谓树立“榜样”,则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苏俄无产阶级向农民树立起建设新经济关系的“榜样”。俄国无产阶级一直面临着团结农民并同农民结成联盟的任务。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无产阶级要让农民相信苏维埃制度比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比高尔察克的军阀统治制度更优越。农民已经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使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并且在军事上保卫他们免受帝国主义国家暴力的蹂躏。可是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太容易接受公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方式。所以,他们对俄共(布)的领导和苏维埃制度心存疑虑。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的实践,即建设新经济关系的实践,向农民树立“榜样”,使他们消除疑虑。列宁就此说:“无产阶级现在应当完成第二个任务,向农民表明,无产阶级能够为农民提供另一种经济关系的榜样和实例,它要比每户农民各自经营优越。”(13)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逐渐建立起公有制的、大生产的方式,给农民树立“榜样”,引导农民走向公有制和大生产的道路。另一层含义是,苏俄向世界各国人民树立起建设新经济关系的“榜样”。如前所述,列宁原来的思想是,俄国革命可以引起或促进西方的革命,从而形成全欧洲革命乃至全世界革命的局面。虽然在十月革命以后,西方革命没有跟上来。但是,苏俄无产阶级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进行革命、建设新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榜样。列宁指出:“现在我们应当采用组织、建设的办法,来代替用革命方式推翻剥削者和抗击暴力者的办法,我们应当向全世界显示和证明,我们不仅是一种能够抵抗军事扼杀的力量,而且是一种能够树立榜样的力量。”(14)在列宁看来,苏俄不仅应该向世界人民树立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榜样,而且更要向世界人民树立组织社会生产和建设新经济关系的“榜样”。

  二、强调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宣称的“民主”相比较,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的民主,是新型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史上,在苏俄无产阶级民主产生之前,只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对此进行过短暂的尝试。巴黎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并颁布一系列法令,实施无产阶级民主。如废除常备军,由武装的人民来取代它;警察立刻失去一切政治职能,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被撤换的机关;公社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城市代表组成,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被撤换;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巴黎公社的这些原则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列宁在十月革命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主张在苏维埃俄国实施巴黎公社式的民主。1917年4月初,列宁写作著名的《四月提纲》,阐述了自己关于未来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点,其中包含关于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如何管理国家的设想。他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5)列宁的上述论断,强调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如选举制、撤换制和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证明他试图以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原则来建立俄国无产阶级国家也即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革命胜利后初期的管理实践更有力地证明了列宁对巴黎公社式民主原则的重视和运用。按照革命的设想,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权要普遍实施工人监督,以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1917年11月14日,苏维埃政府通过并颁布了《工人监督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实行工人监督;如果企业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或通过全体大会立即选出代表实行监督(16)。1918年7月,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该《宪法》规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市苏维埃、郡苏维埃选派代表组成;村、镇、市和市辖区一级的苏维埃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选举权只为劳动者享有;选民有权随时罢免代表,并举行新选举。除此之外,列宁主张革命胜利后立即把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少到工人工资的水平。1917年,人民委员会做出规定,“人民委员”即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以上这些事例充分证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仍然主张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原则,并将其付诸了实践。

  但是,巴黎公社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消亡过程中的国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通过实行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人人都在参与社会管理。“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17)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越民主,国家的管理职能就越显得多余,国家就会越迅速地走向消亡。这个理论观点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作为“公权力”的政权以及政党的领导都将随着民主的高度发展而走向消亡。

  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在深入分析国内战争时期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后,在认真思考战争结束后国内各项建设任务面临的困难后,提出由建设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思想转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民主的思想,突出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

  列宁对国内战争时期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有清醒认识。苏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政权后,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18)。这个阶段的苏俄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属于反动阶级,他们往往出于复辟旧社会制度的目的发动反革命暴动,造成残酷的工农流血事件。无产阶级政权通过镇压的斗争方式消灭这些阶级虽然比较容易,但有时也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而且这样的斗争过程会造成社会的紧张氛围,导致社会政治动荡的局面。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属于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阶级,因其懦弱性、涣散性和个人主义的特性,政治立场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如果对小资产阶级和小商品生产者采取简单的打压方式,必然会使其倒向反革命势力的阵营,扩大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对待这些阶级不宜采取镇压的方式,而应该改造他们、教育他们、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尽可能降低这个阶级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危害。如果能够团结这些小商品生产者阶级,则有利于无产阶级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对这一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19)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则不能顺利地进行此类斗争。正如他所说:“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20)在这里,列宁表达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需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表达了无产阶级要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

  那么,共产党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领导民主建设呢?列宁提出,共产党要重视发挥工会联系群众的作用,通过领导工会进而领导群众建设民主。国内战争结束后,面对恢复国民经济的要求,工会应承担起联系、团结、宣传和组织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生产的任务。1920年4月,俄国工会会员已经超过400万。这时列宁提出,“党直接依靠工会”(21)来进行自己的工作。针对有的人所谓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遗产、共产党人不能也不应该通过工会展开工作的言论,列宁解释说,工会从形式上来说是一种非党组织,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乃至全部工会的领导机构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而且它兼具了成员广泛性、形式灵活性等特点。他指出:“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22)这里列宁说“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表面上看是共产党通过工会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作为同一事物的两面,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联系紧密,所以他这里表达的也是关于共产党通过工会实现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列宁提出,共产党的全部工作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23)进行的,即共产党通过领导苏维埃进而领导了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工作。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时,俄共(布)通过苏维埃组织进行了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针对上述事实,列宁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24)这里他说党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苏维埃组织进行的,应有之义是党通过苏维埃组织进行了建设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作,况且苏维埃组织本身是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权形式。在当时,俄共(布)还通过苏维埃组织将有觉悟的工人派到农村去工作,组建基层苏维埃,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村和农民的领导。就此,列宁肯定地指出:“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25)这里他肯定县级苏维埃的民主程度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现成的“民主”,肯定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民主,肯定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表达了他关于共产党领导苏维埃组织建设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共产党通过领导工会进而联系群众、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关于共产党通过领导苏维埃组织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开展无产阶级民主建设工作的思想,构成了列宁关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据此,苏俄必须正视由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作用,并且必须长期坚持共产党在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民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三、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

  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数量足够多的可用于管理和建设的专家。如新政权需要建立红军,面对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建立无产阶级的正规军和常备军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当务之急。此时,列宁提出启用旧军事专家以加强红军建设的思想。所谓“旧专家”,是指在旧的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受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家。他说:“必须广泛利用和运用最近这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和技术经验。因此,必须广泛吸收过去受过旧的军队训练的军事专家参加组织军队的工作和军队作战的指导工作。”(26)这即是利用旧军事专家的思想。又比如,在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转变工作重心的过程中,列宁针对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劳动效率低的问题,主张启用旧的科技专家,以加强经济管理。他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在通常情况下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27)这即是利用旧科技专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十分重视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富有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各类专家,主张利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加强各个方面的管理和建设。

  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认为,根据形势的变化,必须由利用“旧专家”加强管理和建设转向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各级领导机关人数不多,不存在机关庞大的问题。可是在以后的发展中,尤其是国内战争时期在需要加强社会管理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吸收大量旧专家参与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这样机关工作者越来越多,出现了机关庞大的问题。就此,列宁领导俄共(布)八大通过的新党纲指出:“由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匆忙地吸收旧专家参加工作……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28)这里的意思是,机关庞大的原因是过多地吸收旧专家参与工作,并且旧专家中的一部分人将旧政府机关的作风和习气带进苏维埃政权,造成了苏维埃机关中的不良作风和不良习气。列宁还指出,我们的机关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但我相信,我们的机关是会得到改善的。对于机关庞大以及相关的弊端,列宁深恶痛绝,要求尽快根除它。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十分严重。1920年11月,列宁提出,国内战争结束,党和国家政权面临着转变工作方式的任务,即必须将战时军事工作方式转向和平建设的工作方式,可是官僚主义在苏俄已经复活了。“我们必须在党纲这样的文献中指出,官僚主义已经复活,应当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29)可见,他在战争刚结束时即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为医治战争带来的社会创伤,列宁领导俄共(布)提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新政策和新方针。然而,对于新的经济政策和方针,许多机关工作者不予理会,不予支持和执行。列宁要求机关工作者到基层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向工农群众做细致的说服、发动和宣传工作,切实推进新经济政策。然而,一些机关工作者热衷于开会、滥发文件、乱下指示。列宁对此十分不满。他尖锐地指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30)。他还说,苏维埃政权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力量可以将苏维埃政权击垮的话,那就是官僚主义。俄共(布)必须借助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消除官僚主义弊端。

  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的思想,主要有下述内容:第一,建立民主的国家管理制度,杜绝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1919年3月,在国内战争中,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由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列宁在此纲领中一方面阐述了官僚主义在俄国复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通过建立民主的国家管理制度、杜绝官僚主义现象复活的措施。他写道:“(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个委员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以便能逐渐接触所有的管理部门;(3)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31)他的意思是,让所有的苏维埃工作者都来实际地参与管理工作,逐步地过渡到让全体劳动者都来参与管理工作,并且不断地变换管理者的工作岗位,这样不易形成少数人管理权过大的问题,可防止官僚主义现象的复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必须加强工农检查院的建设,使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上同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加强检查和监督,防止和反对官僚主义现象。

  第二,以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的原则改革国家机关。列宁一生最后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一篇关于国家机关改革的重要文献。在这里,列宁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一系列原则。原则之一就是“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32):对于国家机关的设置和机关工作者人数的安排,一定要坚持精简的原则,即机关数量尽可能少,机关人员尽可能少。同时必须坚持质量高的原则,即必须把国家机关建设成优秀的工作机关,使它们能够高效率地处理本机关相关的事务,能够积极地、高效率地为基层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七次量,一次裁”(33)。他认为,国家机关改革应该认真地、细致地做工作。如同裁制衣服一样,对衣料的大小和要求做衣服的人的各方面尺码要多次量,反复地计算,弄得十分准确后,一次下剪刀解决问题。第三个原则是必须加强学习的原则。他说:“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34)即是说,国家机关工作者必须通过学习,掌握机关工作的本领,使自己成为优秀的机关工作者。

  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的思想,是在国内战争结束时,甚至战争结束前夕逐渐形成的。列宁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当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有利于推进苏俄事业的发展。

  四、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当代启示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对于当代人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当时的苏俄,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中,时时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虽然苏俄军民经过英勇的革命战争,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平息了国内的反动军事叛乱,但是被颠覆的危险并未消除,甚至仍严重的存在。在此形势下,如何评估苏维埃国家发展的条件,如何确定苏维埃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列宁和俄共(布)理论和实践的首要任务。这时列宁提出,帝国主义国家虽然继续包围着苏维埃国家,对它充满仇恨,但是它们无力扼杀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赢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可以进行新制度的建设并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事业。这体现出列宁对苏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力量的高度自信,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高度自信。上述列宁的思想和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的中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其中的超级大国,不断地在中国海疆进行军事挑衅,并且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习近平多次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35)显然,不被“乱花迷眼”,不被“浮云遮眼”,看到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习近平对中国所处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由此出发,他要求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体现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形势并正确制定发展战略的能力的高度自信,体现出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前景的高度自信。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了上述列宁的思想和精神。学习和掌握上述列宁的思想,有利于学习和掌握习近平相关的思想。

  列宁从苏俄当时苏俄人民群众整体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主张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无产阶级民主。这个思想强调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领导作用。当代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36)“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37)习近平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列宁的思想。

  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时鉴于国家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官僚主义和改革国家机关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现实启示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和毋庸置疑的。2016年,习近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必须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时说: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准则”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敢于直面问题,向顽瘴痼疾开刀。“要注重解决那些量大面广、表现突出的问题,诸如工作中搞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问题,作风上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问题,有纪不依、执纪不严、违纪不究问题,不思进取、不敢担当、庸懒无为问题,等等。”(38)这是他对当前党内官僚主义现象的严厉批评和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还提出:“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39)这里习近平提出了关于政府机构以及国家机构改革的任务和思想。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国家机构改革的思虑。

  还需要指出的是,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是党在前进过程中以正确的思想路线推进事业的必然结果,是党的理论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和变化着的,而且是沿着低级→高级、落后→先进的轨迹变化和发展的。人们只有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使自己的思想同发展中的事物相符合,才能驾驭事物的演进过程,促进事物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和结果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前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改革开放,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中国共产党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同实践相吻合,从而能够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这时党的思想理论有伟大的转变和升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当前,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着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述事实说明,如果说列宁能够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转变和升华自己的思想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光大了这样的传统。如果说列宁的思想转变和升华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建设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话,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则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她能够转化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力量。由此看来,研究和掌握上述列宁相关思想及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然性,特别是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必然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②参见俞良早:《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思想及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3期;俞良早:《关于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

  ③《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④《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⑤《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⑥《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⑦《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⑧《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23页。

  ⑨《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⑩《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11)《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12)《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13)《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14)《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

  (15)《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

  (16)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17)《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18)《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19)《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20)《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21)《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22)《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23)《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24)《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25)《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

  (26)《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0页。

  (27)《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28)《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8页。

  (29)《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33页。

  (30)《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8页。

  (31)《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8页。

  (32)《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4页。

  (33)《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4页。

  (34)《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4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2页。

  (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3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183页。

  (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原文参考文献:

  [1]邓纯东:《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2]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红旗文稿》2017年第4期.

  [3]吕薇洲:《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视角及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2期.

  [4]张雷声:《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内涵——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发展》,《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2018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姓名:俞敏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职称:副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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