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马克思主义 >> 国外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与正义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融合
2019年02月02日 09:12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伊恩·亨特 字号
关键词:资本主义/正义/马克思/罗尔斯/剥削理论

内容摘要:这种巩固预设了马克思的正义观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根本上并非不相容的,两者之间的任何不相容之处都可以通过扬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市场经济异化的批判中的一些次要内容得到解决,这比单独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或罗尔斯的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现象更具说服力。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正义观有种解释认为,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在它自身的条件下是公正的,但是在一个隐含的“更高级”的正义观下却是不公正的,这预设了我们可以判断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情况。七、马克思与罗尔斯的资本主义正义观相融合的适用范围和局限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相关观点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融合,可以表明资本主义违背了差别原则,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财富拥有者通过投资决策行使权力,创造了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制度。

关键词:资本主义/正义/马克思/罗尔斯/剥削理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伊恩·亨特,Ian Hunt,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哲学系。

  译 者:凌菲霞,中山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京)2018年第20185期 第22-35页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了一种比罗尔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更为深刻的批判。本文认为马克思拥有一种含蓄的正义观,它可以通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巩固。这种巩固预设了马克思的正义观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根本上并非不相容的,两者之间的任何不相容之处都可以通过扬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市场经济异化的批判中的一些次要内容得到解决,这比单独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或罗尔斯的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现象更具说服力。

  关 键 词:资本主义/正义/马克思/罗尔斯/剥削理论

 

  一、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公正的吗?

  本文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结合,旨在提出一些理由来反对以资本主义为基础所构建的社会理想。罗尔斯拒斥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否认了政治平等和公平的机会平等。罗尔斯在其修订版的《正义论》以及《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明确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并加以拒斥。有人反对说,罗尔斯大体上看到的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可能不属于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可能与迄今广为人知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不相同。还有人反对说,罗尔斯提出的正义条件过于严苛,应该被较为宽泛的正义条件所取代。

  面对这些反对意见,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相结合,可以强化罗尔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观点。因为这一结合表明,资本主义不仅违反了差异原则(因为其基本结构依赖劳动力后备军),而且还使剥削雇佣工人成为可能。

  乍看起来,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结合,从而对资本主义正义提出强有力的批判,这似乎不太可能。马克思似乎拒斥正义的理念,认为它是意识形态的幻想。另一方面,正如罗尔斯自己所看到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似乎与罗尔斯本人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一致。然而,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某些欠缺部分进行些许修正,并认为马克思至少拥有一种含蓄的正义理念(这可以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补充),我们可以实现将上述理论结合起来的目标。

  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正义观

  有种解释认为,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在它自身的条件下是公正的,但是在一个隐含的“更高级”的正义观下却是不公正的,这预设了我们可以判断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情况。马克思似乎从多个方面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定了标准。其中之一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更高级的新形态”①的要素,而新形态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平等的利益分配。未来的社会将有一个“主要原则”,即“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②根据市场买卖双方之间公平交易的资本主义管理标准,工人的雇用只是一种公平交易,而与此标准形成对照的是“与商品生产完全相异化的标准”,资本家据此剥削雇佣劳动。

  这些与商品生产“完全相异化”的标准似乎支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讽刺性道德评价,这些评价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的关键段落的论述中。马克思显然希望《资本论》的读者能够认真对待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持续的、系统的、且充满感情的批判,他批判了这种社会关系对工人阶级的侮辱和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③马克思暗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将剥削比喻为盗窃,将统治比喻为非法监禁。有重要的文本证据表明,马克思认为,根据一种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下才能实现的正义理念,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正义理念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诺曼·格拉斯(Norman Geras)指出,同样有重要的文本证据表明,马克思认为谈论正义是行不通的,并因此放弃了这个话题。马克思主张,正义只是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改变。格拉斯指出,马克思坚称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是考虑正义问题唯一重要的视角。格拉斯总结说,马克思本人感到困惑,“他显而易见的正义概念与他思想中隐含的更广泛的正义概念互相抵触”④。

  艾伦·伍德(Allen W.Wood)试图指出,绝大多数文本都表明马克思把正义看作意识形态并放弃了对它的讨论。根据伍德的说法,马克思谴责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生活的所作所为,但没有谴责资本主义的任何不道德之处。从道德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谴责似乎是道德上的,因为道德目的论认为,要根据行为或制度的后果来判断行为或制度的对错。但伍德指出,马克思认为,无论道德有多么意识形态化,都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即行为对错与否的标准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规则,而不是看其后果如何。因此,伍德认为马克思接受了康德的看法,将道德问题与幸福问题区分开来,虽然马克思并不认可康德赋予道德的那种地位。

  尽管如此,伍德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夺了工人的非道德产品这一本应受到严厉指控的现象的批评采取了一种“道德腔调”。他还承认,马克思似乎在道德上谴责那些对工人阶级的痛苦不闻不问的人。伍德试图为这种道德化做辩解。当马克思似乎想要道德化时,他有时仅仅指出了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当马克思谴责破坏任何社会生产关系的行为时,他就像是在谴责背信弃义的行为。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对工人贫困现象的抨击或对不闻不问者的谴责背后的道德腔调,因为马克思并不认为这种贫困以及他人拒绝回应贫困的行为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具有使工人陷入贫困的趋向,尽管这种趋向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被其他趋向所抵消。因此,与那些指出马克思至少含蓄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人相比,伍德并没有对文本证据提出更好的解释。

  阿兰·瑞安(Alan Ryan)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隐含着不公正现象,他权衡了流通领域的正义与生产领域的非正义,认为后者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说是一种更为严重的非正义。安蒂·考皮宁(Antii Kauppinen)持一种更为复杂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通过表明自由交换的正义中所蕴含的自由理念如何揭露出雇佣劳动者的“双重自由”中存在的更为深刻的非正义现象,从而对资产阶级的正义标准提出了“内在的”或“内部的”批判。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进行内部批判,马克思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自由交易是公正的这一观点之中隐含着被迫劳动。上述两种解释回答了马克思为何指责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这一问题,但它们都不能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的说法似乎也反映了他本人的道德信念。尚不明确的是,对资本主义正义的内在批判是否有凭有据,马克思是否认为自己提供了这样的内在批判。

  没有任何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解释可以轻易地与所有的文本证据相一致。尽管如此,下面这种观点可以与马克思明显拒绝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以及马克思明显的相对主义观点相一致,即马克思认为,就“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标准而言,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但就资本主义自身的标准而言,资本主义则是公正的。这也符合马克思的如下观点,即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及其规则在该社会中公正与否的依据是,这些规则是否符合该社会整体规则体系的总体目标,即是否维护这些规则所管理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社会学的判断,而不是对马克思自己的规范性承诺的陈述。

  马克思关于道德的相对主义主张或许反映了这种社会学的判断,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⑤马克思的这种明显的相对主义主张或许还反映了他的黑格尔式观点,即概念在历史中展开,据此,正义通过在不同的社会中呈现不同的形式而得到发展。最后,马克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对正义轻描淡写,以拒绝采取“公平的”雇佣劳动而非公正的财产分配的政治策略。马克思反对纯粹依靠或主要依靠道德诉求的政治运动,这种观点从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共产党宣言》一直贯穿到《哥达纲领批判》及其后续作品中。这种令人满意的政治策略,其主张与认为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观点相一致。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暗示了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无论这是否表明马克思的困惑,抑或这是否只是表明他的正义理念尚未完全阐述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观点都需要给予澄清。由于马克思没有清楚地阐明他的正义观,所以他是否因为资本主义违反了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原则而从根本上谴责资本主义,是他遗留下来的开放性问题。马克思像谴责盗窃一样谴责资本主义剥削,这似乎是基于以直觉的权利(intuitive rights)为基础的正义观,沿袭了约翰·洛克对人的能力及其雇用产品的所有权的解释思路。根据这一观点,工人有权拥有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然而,无论这种初级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暗示了这一点,马克思都认为洛克的立场与资本家只是从合法的交易机会中获益这一相反的观点相一致。工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因为资本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愿交易雇用工人。根据洛克的观点,资本家有权享有其企业的产品,因为他们拥有产品生产所需的资料,包括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而且,如果马克思采取了洛克的立场,那么他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劳动产品的任何扣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错误的,无论其目的有多么合理;要么必须在从左派自由意志主义到左派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其他观点中引出另一种正义观,以解释哪些扣除是合理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公正的观点要求哲学理论为其提供连贯合理的基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以提供这种基础,前提是我们可以证明,运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会放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并不重要的主张。

  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可以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结合吗?

  市场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嵌入在背景正义体制内的市场允许分配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之下进行。这会产生代代相传的公平结果,而这些结果的产生无需参考某些外部的正义标准,如应得(desert)或功绩(merit)等。无论结果在背景正义所设定的界限内是怎样的,这些结果都会是公正的,因为产生这些结果所依据的社会程序是公正的。背景正义所设定的界限确保社会程序公平地限制了市场累积性地扩大结果范围的任何趋势,而这些趋势会使公平的机会平等或公平的政治自由的价值消失。

  马克思还拒绝以社会合作参与者的任何单一特征为基础的分配正义标准,比如他们所付出的相对工作量,因为所有这些标准都属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⑥的范围。马克思否认基于这些标准的分配,因为他所赞同的满足多种需要的分配只支持可以比较个人结果的部分排序,不支持任何其他排序。但是,马克思不会接受罗尔斯对纯粹的程序正义的依赖,即使这是罗尔斯避免按上述马克思所反对的标准进行分配而采取的方式。有赖于纯粹程序正义的分配体系无法从根本上依靠对公正结果的有意识的导向,因为缺乏一个判断特定结果是否公正的独立标准。由于程序只有在最有利于最弱势者的情况下才是公平的,因而必须将资源和地位集中在那些能最好地将它们用于社会的人手中,而不是根据公平标准有意识地导向特定的结果。如果只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必须成为基于纯粹程序正义的公平分配机制的基础。

  马克思拒绝市场关系,因为它们以颠倒的方式内在地混淆并代表了生产者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对生产资源拥有完全私人财产权的生产者将自己视为致力于自身利益的独立主体,而一只“看不见的手”则引导他们在实践中照顾他人的需求。因此,他们在社会合作中的地位事实上是对他们隐藏起来的,似乎并不是对人们从市场交易中获益的一种限制——表面上看跟天气一样不受人为控制。

  马克思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他宣称,在宗教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而类似的拜物教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这种拜物教在“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所实现的社会合作形式中消失,而合作处于工人“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⑦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宗教将控制自然的斗争想象成支配世界的虚构力量,“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⑧,这些宗教想象就会消失。宗教拜物教反映了人类力量控制自然的现实局限。相应地,商品拜物教则反映了社会合作的现实局限,马克思认为这些局限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所强加的。

  马克思还认为,明白而合理的社会合作是“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⑨;但马克思并不认为,不对管理的执行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就不可能加强管理。许多人跟亚当·斯密一样认为,社会合作的巨大规模使协调问题难以用这种方式解决。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不需要对其进行辩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合作管理可能已经足够了,但这对于采取明白而合理的社会合作形式并非必要。

  经济活动的市场协调并不意味着,仅仅由于协调超出了有意识的集体生产的协调范围,就会使自由减少。在不能从未来的技术方面对我们的能力进行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协调的负担不至过大,那么协调生产的某些方面就必须超出有意识控制的范围。总体自由是否减少,可能取决于在某些方向上对有意识的控制的限制(如市场、分配程序或投票式分配等内在分配手段)是否超出了对更重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如社会合作的负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的控制。

  在缺乏公平、独立的个人分配标准的情况下,倘若分配正义需要商品生产的范围和限度,那么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可以选择这样做。联合体可能会选择不采用市场机制来进行某些方面的交换,例如教育或医疗服务的提供,在这些方面,现实的世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联合体可能会在人际关系对交换十分重要或者历史传统(而非新产品开发)更为重要的方面——例如传统食品和家庭用品的生产和消费——选择馈赠礼物的方式。

  虽然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很自然地表现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如浸入水中的木棍看上去会自然弯曲一样,但是合适的类比对象应是我们所伫立的地球上方天空的明显移动,但是这种移动方式似乎并非我们所经历的事物移动的方式。这并非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就像看到另一事物移动可能会使我们看起来好像自己在移动一样,它还为在地球静止时把天空看作是移动的提供了基础。市场的运作仅仅是为某些思维方式提供了基础,这些思维方式试图掩盖市场是人类采用且可被人类改变的制度这一事实。

  这些思维方式——而非市场关系本身——与资本对劳动力的权力相结合,形成了商品拜物教。有了高度可持续的社会最低收入,而不是控制不满情绪所需的最小安全网,再有对高收入和财富集聚的限制,市场竞争看上去就不再是一种决定世世代代命运的、难以改变的可怕力量。

  因此,马克思有理由拒绝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但如果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能够进行社会化的、有计划的、而不是由客观无情的力量所支配的经济活动,那么马克思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商品生产。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是罗尔斯的如下说法正确无误:“竞争性体制在其运作细节上是客观自动的;其具体结果并不表达个人有意识的决定。但在许多方面,这是这种体制安排的优点。市场体系的运用并不意味着缺乏合理的人的自主性。”⑩

  四、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

  罗尔斯在论证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适用于他本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时认为,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超越了正义。马克思确实声称,“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将适用于超越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如果对正义的例证在这一社会中只是实现一种无可争议的、因此也是非强制性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那么它没有给罗尔斯的自由原则以外的正义观留下空间。

  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稍显模糊的原则适用于一个充分富裕的、鲜少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马克思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成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需要,就会激发出超越生产的需求。一旦如此,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有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因而正义的条件仍将适用。

  此外,马克思的“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原则提出了一种互惠性理念,即人们尽其所能地承担社会合作的义务,因而也有权享有公平的收益份额。共产主义初始阶段的原则也依赖互惠性理念,但应通过所完成的工作来衡量利益的公平份额。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原则拒绝这样的衡量措施,认为利益的公平份额必须充分满足需要。由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之下的公正社会实现了互惠性和这一需求,所以上述原则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致的。

  诚然,罗尔斯关于充分满足需要的思想可能与马克思的并不一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除了满足尽其所能为社会合作做出贡献的人的需要,马克思会欢迎任何有关公平分配规则的原则。尽管如此,它仍然以合理的方式补充了马克思对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分配的论述。

  如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仅放弃了资产阶级权利,而且完全放弃了一切权利,那么它就不会实现罗尔斯的正义观。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不需要权利,因为它放弃了“对人的政治统治”,只留下“对物的管理”。(11)在马克思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国家走向了衰落。

  衰落的国家是执行既定制度之规则的机构,通过这种机构,社会合作得以实施,而其致命的武力最终支持着对破坏规则行为的惩罚。罗尔斯声称,建立能够实施刑事制裁的机构是必需的,它可以向公民保证公平的规则通常会得到遵守,尽管这些强制性机构很少采取行动。我们只需要认为,国家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最终得到致命武力支持的执法机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退回至罗尔斯为那些机构设想的角色,即在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实施制裁。尽管国家已经大大衰落,但正义和权利仍然拥有一席之地——即使马克思认为它们不会如此。另一方面,自由地集体追求共同利益和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机构——在另一种意义上被称为“国家”——将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蓬勃发展。

  要想用罗尔斯有关基本结构的公平规则的标准来支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我们只需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进行并不那么重要的两重改变:抛弃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中的一些乌托邦元素;通过承认存在着超越资产阶级权利的正义和权利来限制马克思关于自由工人联合体会超越资产阶级权利之范围的主张。

  五、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雇佣劳动从表面上看似乎不会经不起罗尔斯有关基本结构分配制度的公平规则的考验:“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2)社会并没有将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责任强加给工人,即为了占有其他社会地位的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像封建制度或传统的婚姻制度一样。

  然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制度规则确实要求工人接受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所有后果。罗尔斯认为,这破坏了公平的政治自由平等和机会平等原则。如果马克思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制度规则也违背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并且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使他们在工作中被剥削和主宰。

  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多样性,目前它们正以多种形式在全球市场中彼此关联。例如,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许多雇员并非美国公民,这一点在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境内的美国工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墨西哥工人被雇来生产直接运回美国的产品。在美国,合法定居的工人阶级规模接近劳动力的50%,这比其他地区大约70%的比例要低一些。正如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所说,美国工人阶级的低比例可能是由于美国公司的全球分布所致。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变化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形式,这在印度最为明显。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首先从中间阶级和其他生产方式的复杂性的角度讨论了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以各种方式拥有雇用工人阶级的企业,而工人则缺乏可以进行个体经营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且不可能找到其他就业形式,更不可能成为现在的“个体经营”户。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以及前一章第3节和第4节中,马克思认为投资后的资本主义增长会导致大量求职人口失业。资本的私人所有者只会在预期他们的投资会持续获利的情况下才会增加对企业的投资,而且只有当他们认为剩余劳动力会持续出现时才会这样预期。

  如果资本主义企业私人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低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包括:社会中各个家庭每年所拥有的成年子女人数,该经济体中年经济增长速度慢于其人口增长速度的其他非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人数,以及移民的数量。另一方面,当预期劳动力短缺的企业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以抵消工资上涨所导致的利润减少的预期时,即使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率高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很可能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种投资可以保证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低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马克思并没有声称需要某种形式的协调来维持这样的劳动力过剩,只是认为投资者期望从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中获得像其他任何投资一样多的回报,而且企业会单独应对威胁到投资回报率的劳动力需求的预期增长。

  这些私人投资者的银行政策和决定确定了投资的频率和形式,从而使劳动力过剩成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特征,尽管其规模可随时间的推移扩大或缩小。因此,马克思认为:“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13)

  尽管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被视为一种社会地位,但它并不像婚姻那样是官方确立的制度。马克思引用了皮尔先生的例子,皮尔带着工人到西澳大利亚的斯旺河边为他耕种,但最后工人反而占据了土地,这表明劳动力后备军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皮尔先生的失败例子揭示了“在殖民地”发现的一个事实: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来说如此重要,甚至不得不由政府政策人为地创造。

  我们可以认为,临时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只是处于一个雇主与另一个雇主之间的过渡阶段,而非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的社会地位。这也适用于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处在“赤贫的境地”的人或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把他们的赤贫与无法就业联系起来,这表明他们可以被视为“失去阶级地位”。

  我们还可以认为,劳动力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并非所有可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的特征。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主张,在他所谓的“最优资本主义”(optimal capitalism)的私有制中,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工厂都是工人合作社,并不需要劳动力后备军。帕里斯对“资本主义”采用了一种宽泛的定义,涵盖了所有的私有财产市场制度,所以他所说的“最优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罗尔斯所谓的“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property owning democracy)的一个版本。但是,罗尔斯明显地区别了“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与资本主义,因为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制度内部的某些个体仅从企业——雇用听命于经营管理权的工人——投资中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时,该制度才是“资本主义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特征,对此观点的另一种反对说法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只要劳动力供给超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就会继续下降。然而,劳动和劳动力都不仅仅是商品,不能与卖方分离,而且如果工人是自由的,他们的收入就不能低到让他们在辛劳中饿死。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会使工资下降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但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其他因素也决定了均衡工资(equilibrium wage)。对雇员进行监管的现实局限性以及对多少有些技能的劳动力的不同要求,可能导致某种均衡工资或更多的均衡工资出现,并且使其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率(the market clearing wage rate),也高于生存工资(the subsistence wage)。支付更高的工资是为了让工人不相信以下原则:“他们假装付我们钱,我们假装工作。”

  资本主义劳动力后备军的压力降低了生存工资和市场出清工资率的溢价,这种溢价购买了雇员在有效的资本主义管理之下足够的忠诚度或害怕被解雇的危机感。正如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所说,资本主义企业仍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但前提是它们的高效生产力或特殊产品能够让它们支付更高的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并获得可观的利润。

  我们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最弱势社会地位的群体视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后备军,但问题在于,在其他可行的社会制度中,最弱势群体是否会拥有更多的优势。施韦卡特似乎合理地认为,他称之为“经济民主”的制度是可行的,因为其最弱势群体比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拥有更多的优势。经济民主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国家更是成为最终所依靠的雇主。尽管经济民主会带来一些失业工人,但这些工人只会暂时失业,不会构成劳动力后备军。

  施韦卡特认为“经济民主”的基本特征是:(1)企业是民主管理的;(2)资源和消费品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分配的;(3)新的投资是由社会控制的——由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税收筹集的投资资金按照民主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计划进行分派。

  到目前为止,这与罗尔斯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或“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但罗尔斯对此并没有详细讨论。“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最显著模式是工人合作社制度,例如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制度。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似乎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显著模式,但这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实现过,尽管施韦卡特声称蒙德拉贡制度在某些方面预示着经济民主或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

  施韦卡特认为,一个制度成为一种经济民主的进一步条件是企业的生产资料将在政治民主之下被社会所拥有,这使得经济民主成为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施韦卡特表明,经济民主像资本主义一样高效和创新,尽管其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很小。

  有人会反对说,这种增长放缓将意味着,无论起点如何,最弱势群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会比在经济民主制度下过得更好。现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无法以指数速度永久增长,因为这涉及对物质资源需求的指数增长。持续的指数增长可能会在服务业增长的基础上出现,并不需要对物质资源的需求有相应的增长。即使这种经济增长形式很可能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结束,但是变化仍然可能随着新产品取代了旧产品而出现。

  无论如何,就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而言,资本主义之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工资或失业补助的持续指数增长。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只追求自身增长的最大化,因而只会意味着资本主义收入持续呈指数增长,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消费不能维持对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出现稳定问题。

  正如马克思引用皮尔先生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倘若收入高于失业者生存所需的水平,就会削弱资本家对实现资本增长率最大化所必需的工资和条件的讨价还价能力。在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时代,其经济指数的增长只会导致最弱势群体(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或中长期失业者)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条件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说过,评论市场社会主义不在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研究范围之内,但他声称,如果不指出可以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替代制度,这种批判就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布坎南所言,我们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沿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做这样的说明。然而,施韦卡特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说明,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弱势群体比资本主义的最弱势群体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基于这一貌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它违反了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看来也是不公正的。根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如果一个基本制度的规则强制要求处于某种社会地位的成员为满足处于另一种社会地位的成员的需要,而使他们拥有的基本物品少于他们在最有利于最弱势群体的社会中所拥有的基本物品。那么这个基本制度的规则就是不公平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给那些寻求就业的人带来了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以下条款和条件,即为了使他们所在企业的资本增长最大化,他们要在法律的约束下尽可能富有成效地努力工作。因此,资本家的雇员不得不更多地为了雇主的利益而工作,这种情况与最有利于最弱势群体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一种社会没有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

  当然,雇员就业时的情况要比他们失业时的情况好得多,但如上所述,与在一个公正的基本制度中的处境相比,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处境要糟糕得多。因此,资本家的雇员受到了罗伯特·梅耶尔(Robert Mayer)所说的“二级剥削”,即相对于其他情况而言,受剥削者在现有的社会安排下的确有所获益,但却比在公平的社会安排下的处境要糟糕得多。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所宣扬的观点是,对于可以选择就业机会的雇员而言,不存在任何的不公平,因为这比他们加入失业后备军要好得多。

  因此,这类“二级”剥削以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基础,它不同于许多基于特定条件的个别且常常是非法的剥削类型。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观点,而且马克思认为,雇主不公平地利用雇员对失业的恐惧,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给他们开出更低的工资,所以马克思的观点意味着资本家的雇员受到了梅耶尔所说的二级剥削。这可以通过描述梅耶尔的二级剥削类型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剥削之间的关系来表明。

  梅耶尔提出了三种剥削类型,与在公平的情况下相比,受害者的处境在所有这些剥削类型中都显得更加糟糕,但是,如果他们在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受到剥削,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不会变得更糟。马克思只关心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面利益的不公平获取,而不是梅耶尔所考虑的其他情况,例如,由于未能为某些集体活动贡献公平的份额而占了他人的便宜。另一个例子是不公平地利用人们为攀附权力位置或地位而产生的恐惧或愿望,即不公平地激发了这些恐惧或愿望,或提供了虚假的承诺。

  从欺诈或勒索中获利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也是不公平的,但是马克思关心的是另一种传统上被认为是公正或可接受的制度形式,而不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公正且根本上关乎个体之间特定关系的剥削形式。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剥削关系的根本承受者是由人组成的阶级而非个体。虽然梅耶尔所说的血汗工厂或垄断等二级剥削的例子涉及人们受欺骗的案例,但马克思却极力争辩说,资本家的雇员通常根本就不是真正受到欺骗。

  梅耶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也涉及他所谓的“三级剥削”,其中剥削者从根本不应该进行的交易中获益。梅耶尔比较了马克思的主张(资本家通过买卖劳动力获利)与托马斯·阿奎那的主张(人们不应进行重利盘剥)。这可能是马克思的剥削观的一个要素,因为马克思认为没有什么(包括劳动力)会成为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商品,他还认为劳动力在公平的社会中不可能成为商品。

  然而,梅耶尔忽视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对马克思而言,雇佣劳动是一种雇佣奴役。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工人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用以谋生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劳动力后备军形成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按照有利于雇主的条款向资本家或任何其他雇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与历史上的奴隶制一样以强制占有为基础,如盗窃公共土地等,但它是一个自我再生产的社会体系,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运用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

  马克思通过他所谓的“剩余价值率”来衡量剥削程度,以防止如下看法,即当工人获得的报酬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时,他们是受到了欺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是某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关系在任何剥削社会中都存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4)

  马克思衡量剥削的方法受到了批评:一方面因为,作为衡量个体如何受到剥削的方法,它并不容易被理解;另一方面因为,它被认为与受到广泛批评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关。其中有些批评——包括G.A.柯亨(G.A.Cohen)拒绝把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剥削的方法——在区分不同形式的剩余价值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马克思的剥削在其根本形式上被视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体之间的关系。

  无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能得到辩护,剩余价值率都可作为衡量剥削的标准。因为,无论价值是否或如何决定价格,我们都可以理解马克思把价值视为劳动生产率的倒置的观点。正如伍德曾经指出的,对于资本家剥削雇员的观点而言,劳动价值论是否正确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衡量表明,他认为剥削是这样一个过程:当雇员工资、资本折旧以及原材料成本均包括在所生产产品的价值之中时,工作日的时长就超出了盈亏平衡点。对于工作日中超出这个盈亏平衡点的每一小时,其所生产的产品将作为剩余留存,与该产品在盈亏平衡点之内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相对应。鉴于此,在不损害工人健康和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资本家将延长工作日的时间,从而使产生的最大利润提升到上限。因为劳动产品是商品,所以马克思用“剩余价值”形容上述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除以工人生活所需的价值的比率。

  尽管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与梅耶尔的其他例子有所不同,但却是其二级剥削的一个典型。它是由以下条件所界定的,这些条件规定了它的社会基础、它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形式以及使占有剩余劳动成为可能的强制形式。(1)作为财产所有者阶级的资产阶级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后者缺乏独立进行生产的资料,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来生活。而且,他们被雇用后,用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上销售。他们必须遵守雇主的条款和条件,否则就会被解雇。(2)资产阶级直接占有工人生产的商品并在市场上销售,也就是说,商品所有权没有事先得到社会承认,所以资产阶级在交换中不需要为商品支付任何东西。(3)这种占有指从工人那里强制获取,获取手段不是靠公开的、由社会授权的对违规行为的制裁,而是靠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给工人带来的长期威胁,即如果工人不遵守资本家的条款和条约,就有可能失业;并且这也带来了恐慌,即一旦被雇用后,如果工人不能按照指令工作,就会被监管者解雇。

  使占有剩余劳动在这种剥削形式下成为可能的强制行为在公正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行的。在没有劳动力后备军的情况下,工人不会担心找不到就业机会,也不会担心因为拒绝为雇主的利益过分努力工作而被解雇。没有了这些担忧,工资和就业条件在公平的情况下会比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要好得多。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就是梅耶尔意义上的二级剥削类型。

  我们只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已被某些经济学家证明为正当有理的部分结合了起来,然而,由于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所以即使要就某些非常基本的问题达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其他内容,例如他的劳动价值论,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这里我们只关注马克思如何使用价值概念来衡量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

  六、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

  就运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支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言,还有一种反对意见,即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承诺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一致。这并非指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对集体组织形式的承诺与罗尔斯所认为的基本自由在有利的条件下应该具有优先性是不相容的,罗德尼·佩弗(Rodney G.Peffer)认为这种看法是粗陋的。相反,这一反对意见是指如下观点,即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对某些人进行压迫,包括那些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治的重要条件的人。既然他们的这些观点可以被视为合理的道德观点,那么压制这些观点就会违背政治自由主义。

  马克思的确主张,随着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构建应当有利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强制镇压。这个新社会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的公平回应。马克思认为,新社会本身并非一个公正的社会,因为诞生于旧社会的它被印上了旧社会的胎记。因此,马克思关于工人的自由联合体的理想并不要求一个公正社会的宪法或基本权利必须排除私有财产。

  只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的一种宪法要求或一项基本权利,就可以通过民主政府的立法选择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而非私有制经济,而这种选择不会与罗尔斯的政治正义观相冲突。这就会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因为赞成私有制经济的公民将无法追求他们的这一理想,并将被迫支持他们并不信任的制度。他们的自由将受到限制,尽管他们可以在由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建立个别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但是,由于取代私有制经济的理想只能通过与其他人共同行动来实现,所以选择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排除只有少数公民支持的计划而选择一项公共支出计划是一样的,并不具有压迫性。支持私有制经济的人被强制要求支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公共资助,这与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人被强制要求支持对荒野公园的公共资助一样,或者与社会主义者被迫接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导性一样,如果有大多数人支持的话,就不具有压迫性。进而言之,如果马克思的至善主义理念不是作为宪法要求或基本权利而被强制执行的话,那么能够促进马克思的其他社会理想(比如没有异化的劳动)且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立法也将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相一致。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罗尔斯没有把压制某种私有制形式视为“压迫性事实”(fact of oppression),这是一种前后不一致的表现,因为他同时认为,让公民坚持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就是强迫,哪怕这种学说与约翰·S.密尔的学说一样重视自由。如果对多数人支持的宗教进行公共资助能有效地压制少数人的宗教,从而导致“官方罪行……以及残暴和残酷”,那么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共资助不会如此呢?有些人可能认为,罗尔斯把信仰自由纳入到基本权利之中,但却没有类似地把生产性财富的私有财产权也纳入到基本权利之中,这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

  对于制定生活的目标并能够合理地追求或修正它们而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实现罗尔斯的两种“道德能力”而言,支持私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财产权并非必要的。罗尔斯并未将自由放在优先位置,也不认为投资的私有财产所有权是基础,所以对罗尔斯而言,国家实施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会成为“压迫性事实”,正如国家选择会损害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多数人的宗教一样。

  正如罗尔斯所说,任何现实社会都必须解决如何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通过就何为公正达成共识才能得到解决的。社会必须超越正义的框架,就什么对社会有利这一问题作出多数人会选择的决定,而无需把这种决定作为宪法的根本要素或基本权利。即使决定选择大规模生产的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多数人,也不会将公有制或私有制作为实践中的基本权利,正如我们对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讨论所表明的,就大规模生产由集体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组织而言,是可以在尽量不干扰产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从中作出选择的。

  因此,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支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并不会与马克思的至善主义的承诺产生不一致,哪怕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政治自由主义本身所承诺的措施。政治多数派有理由接受与社会正义相适应的社会善(social good)的观点,比如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也就有可能接受远远超出社会正义问题需要的措施。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之善是否可以在完全公正的社会中吸引大多数公民,这个问题还有待回答。

  七、马克思与罗尔斯的资本主义正义观相融合的适用范围和局限

  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相关观点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融合,可以表明资本主义违背了差别原则,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财富拥有者通过投资决策行使权力,创造了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制度。它还表明,就“剥削”一词的某种含义而言,资本主义企业所有者剥削了他们的雇员。

  这就强化了罗尔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公正并因此拒斥资本主义的理由。一方面,罗尔斯不需要明确指出福利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以纠正《正义论》的观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不公正的,这为罗尔斯的观点——包括福利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是不公正的——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另一方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支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以对雇佣劳动的不公正剥削为基础,使这一观点更加连贯和令人信服。

  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强调了私有财产权破坏有意识的自由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商品交换预设了私有财产权的一些要素,赋予了企业工人和管理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以及接受行使其独立和主动的权利之最终结果的责任,无论这种结果是好还是坏。由于这些私有财产要素不需要呈现完全理想的形式,因而这种独立性与对计划和投资的集体控制是一致的,就像在机构内部具有某种程度的专业自主权的专业雇员仍要对这些要素负责一样。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认为,私有制的这些要素对自由地集体掌控经济生活所施加的限制过大,使我们有理由对私有制要素的适用范围持谨慎态度,也有理由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之下选择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事实上,罗尔斯甚至承认这种选择可能是最好的。

  假设政治自由主义界定了一种公正的基本制度结构,那么在社会的正义体系确立之后,我们在作出以多数人为主的社会选择时仍然可以采取两种可能的路径,即“右翼罗尔斯主义”和“左翼罗尔斯主义”。罗尔斯可能会沿着右翼的路径作出他的选择,因为他知道他周围的文化非常强烈地支持私有制,他认为大多数公民更钟情于私人生活而非公共生活。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可以沿着左翼的路径被采纳并发展起来。当我们选择社会理想时,马克思与罗尔斯的资本主义正义观的融合并不会阻止分歧的出现。

  *本文译自伊恩·亨特的《自由社会主义》(Ian Hunt,Liberal Socialism:An Alternative Social Ideal Grounded in Rawls and Marx,Lexington Books,2015)第四章,该书中文版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注释有删节。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③同上书,第743页。

  ④Norman Geras,"Bringing Marx to Justice:An Addendum and Rejoinder",New Left Review,Vol.195,1992,p.65.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⑥同上书,第43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7页。

  ⑧同上书,第97页。

  ⑨同上。

  ⑩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48.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6、7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姓名:伊恩·亨特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王禧玉)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