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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列宁主义革命观 ——试论“回到列宁”的行动式革命意义
2018年12月11日 09:31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谢亚洲 张艳艳 字号
关键词:齐泽克/列宁/行动/革命

内容摘要:第二,抓住革命时机、采取果敢的行动,将具体的斗争由社会运动上升为政治行动,以列宁主义的暴力式革命接管权力、改变权力。回归列宁旨在回归列宁的革命行动,以一种果敢、瞬时爆发的革命行动突破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再现革命真理,戳穿并不存在的“凝视”.三、拯救革命:重述行动的列宁主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于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停留在权力机制范围内。部分西方学着指责齐泽克的革命思想有别于列宁的革命行动,齐泽克只是在“自我意志”范围内的革命叫嚣和革命幻想。重述列宁在于重述列宁的革命态度,即瞬时行动的革命姿态,这是打断资本主义理性进程的捷径,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革命策略,更是十月革命这个历史性“事件”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齐泽克/列宁/行动/革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谢亚洲(1976- ),男,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张艳艳(1992- ),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甘肃 兰州 730000

  原发信息:《社科纵横》(兰州)2018年第20182期 第22-28页

  内容提要: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大他者”攫取了主体的实质内容,从而将主体变成了一种残缺的存在。在寻找重建主体的革命策略中,所有通过多元、合法的斗争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斗争策略,仅仅是“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替换游戏,并不能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框架。在各种抵御资本主义的革命策略显得无能为力时,齐泽克将目光投向了列宁,在他看来,回归列宁主义的行动式革命是主体和主体性建构在当下的唯一出路。作为今日革命担纲者的无产阶级,如何在资本主义之中挣脱资本主义、重建自身?齐泽克认为出路就在于重述列宁。重述列宁,一要恢复笛卡尔式的理性“我思”,认清资本主义隐性的思想控制实质。二要回归拉康式的“无意识”,采取瞬时行动,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行动力,并以行动的列宁主义为武器来对抗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构建全球政治新秩序。

  关 键 词:齐泽克/列宁/行动/革命

  标题注释: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LZUJBWZY067),兰州大学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现代性批判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重点难点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齐泽克认为,在20世纪的世界灾难中,无产阶级清楚自己革命的必要性,只需坐等革命时机的到来。当社会现实无法容忍压迫与剥削的进一步加剧时,革命便爆发了。今天,伴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在全球的散播和自由民主制对个人命运的隐性操纵,革命的主体在齐泽克看来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传统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丧失了革命动力。尽管,对于如何进行革命,齐泽克没有提供清晰的理论策略和行动指南,但他认为现实制度对人性的奴役迫切需要一场行动的革命风暴,即使这种行动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对于革命的后果,齐泽克根据巴迪乌的理解,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直接被打败:被敌对势力击溃。第二种失败是胜利本身:运动战胜了敌人(至少暂时战胜),但最终却接管了后者的主要议程(比如获得国家权力,无论是以议会民主的形式,还是以党政一体的形式)。第三种也许是最真实也是最可怕的失败:任何将革命成果巩固为国家权力的做法都将导致对革命的背叛,而无法创造或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另类社会秩序——在这样一种正确的直觉引导下,革命运动为保护自身的纯粹性采取一种绝望的策略:像一个‘终极左派’一样,诉诸破坏性的恐怖。”[1](P29)自由民主借助于现代理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利原则来维护现实的社会秩序、证明权力的合法性,以此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但在齐泽克的眼中,当通过个人的力量无法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时、当通过正常的手段争取自由与权利只是自由民主控制下的“赐予”时,人们便只能诉诸无意识的偶然性革命、授权灾难性的瞬时行动。

 

  一、主体与主体性建构的路向:行动与革命

  为了界定主体,齐泽克借助拉康的主体理论,区分了三界。实在界的主体没有语言、理性的介入,只是一种纯粹的生理缺失,是最完满的生命状态,主体是自身的能指;想象界的主体不同于实在界的“蒙昧”,借助“镜像”,主体能够辨认出自我,在弗洛伊德式“自恋”的基础上,主体构建了自我与他人的联系,达到了与“小他者”的认同;象征界的主体是完全社会化了的人,通过对语言符号、社会秩序的认同,达到了与“大他者”的认同。齐泽克意义上真正的主体就出现在实在界与象征界的间隙,在实在界抵御象征界的失败中显现自身。

  在拉康的意义上,齐泽克将语言界定为象征界秩序的理性建构者,并认为语言是先于主体而存在的。语言在表达主体的同时限制了主体在实在界的原初模样。进入语言秩序的人获取了“类存在”的资格,却也失去了动物性的、疯狂的“原始快感”。表面上看,主体借助语言来表达自身的欲望和需要(形式民主),实际上,语言却操控着主体的欲望和需要表达了自身(实质不民主)。也就是说,语言使主体得以建构,是主体进入类生活的前提。但是,语言无论如何也表达不了主体真实的意图。这也意味着主体在试图到达自身时所遭遇的失败和不可能,这种象征界之中的“失败”与“不可能”建构了主体本身。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并使自身不至于“堕入疯狂”,主体通过象征界语言秩序的构建来掩盖实在界的创伤,这种掩盖使主体与实在界不可避免地相遇。换言之,主体不是不存在,而是残余的存在,真实主体本身无法到达,但可以超越、重建。作为一种残余,主体力争确证自身,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大他者”的掩盖激起了主体对于复归自身实质内容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因为形式上的空无本身需要实质内容的填充,对于“不可能性”的渴望是主体续存的条件,也是重建主体的条件。

  为了重建主体,齐泽克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主体的行动是勾连实在界与象征界的媒介。这一行动与其说是通过抵御象征界对实在界的入侵来确证自身,不如说实在界通过在象征界内部抵御象征化而重建自身。齐泽克认为主体通过行动重建自身的第一步就在于恢复笛卡尔式的理性“我思”,穿越幻象、认清意识形态“大他者”的虚伪面庞。第二步是回归拉康式的“无意识”,做不可能之事。也就是说,主体为了基本的生活,必须接受意识形态“大他者”的质询,但是为了体面的生活,就应当揭露意识形态“大他者”的短板,而无意识的行动是意识形态幻象遮蔽下重新定义主体、建构主体性的唯一出路。在齐泽克看来,“行动就会信仰”,非精神性的行动要比一切言语批判更为根本,因为一旦言说,就会被意识形态“大他者”所俘获。在被迫选择的情景中,主体通过“自毁”的行为抓住了“大他者”的短缺,改变了不可能的条件,从而创造了自己自由行动的空间。今天的革命有赖于寻找资本主义“大他者”的缺口,从而确定行动的突破口。

  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被“人”、“人类”这些抽象的普遍概念所代替。人的情感、需要、物质精神活动的自由等私人属性让位于共同本质。表面上看,这种对于共同本质的服从和认同是个人社会化的必要途径,实际上则是借此之名掩盖主体的真实欲望。主体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相反,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它本身只是手段,其目的指向了更大的普遍性,它的存在是以自我个性的消退为代价,因为只有打破了自我的“真实状态”,与主体相关的普遍性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也就是说,主体以“抽象的普遍性”作为其存在方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的掩盖下,主体的个性被类似于“商品拜物教”的东西所遮蔽。要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重建主体自身,必须依赖于齐泽克意义上的行动,做不可能之事。齐泽克将“我思”的主体指向了今天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对抗中催生的新的革命力量。在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和自身一无所有的现实处境之后,无产阶级需要采取“无意识”的瞬时行动来重建自身,这是无产阶级建构自身的唯一出路,因为当革命计划作为行动指南出现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就已经落入了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之中。齐泽克反对康德式的“先验预设”,他认为与其以现实条件预测革命趋势、蹩足前行,不如空白主体,用彻底的行动打开革命未知的可能性。

  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理性运行逻辑,资本主义本身也生产着不可抗拒的人类灾难。在齐泽克看来,这是无产阶级采取瞬时行动的讯号,也是打开资本主义现实缺口、开启新革命的有利条件。齐泽克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失去了革命动力,因此今天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激化中、在现实灾难的步步逼近中,要想彻底地抵御资本主义、重建自身,必须赋予主体行动以政治意义,也就是说,行动只有上升为革命的时候才能革故鼎新、重新生产自我。当然,基于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今天的无产阶级作为“漂浮的能指”需要以“主人能指”的方式重新结合起来。如果承认“资本主义自然化”并任其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的现实对抗将把每个人置于一无所有的境地。正是这种每个人将沦为真正无产阶级的现实困境使得今天的革命主体成为各种行动力量的混合。齐泽克认为,“第三世界的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被排斥者等”作为新的行动主体将代替没落的无产阶级。[2](P210)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赋予新的无产阶级以普遍的革命热情,从而将斗争形式从现实对抗转移到阶级斗争。要进行真正的革命,第一,必须借由资本主义普遍的的现实灾难唤醒无产阶级的危机意识,恢复主体自由思考的能力,将斗争的矛头由具体的问题转向问题制造的“大背景”——自由民主制。第二,抓住革命时机、采取果敢的行动,将具体的斗争由社会运动上升为政治行动,以列宁主义的暴力式革命接管权力、改变权力。

  二、自由民主政治下的革命困境

  在西方左翼眼中,列宁主义是以“集权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失败者”的形象出现的。站在自由民主制的立场上,大多数的左翼学者主张今天的革命必须放弃列宁主义。但是齐泽克认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望的“激进”批判中,许多左翼学者已经走上了温和、折中的“第三条道路”,放弃了真正的革命道路。与他们相反,齐泽克坚定地拥护列宁主义,呼吁重拾列宁主义的行动式革命,重述列宁不仅是为了恢复西方左翼学者激进的革命姿态,而且也是撕开资本主义缺口的有力武器。

  技术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以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自由民主制随之稳固了下来,并以跨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要求构建去中心化的超国家组织。相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运行的现实根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将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隐藏在更大的普遍性之下,以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囊括了所有不触动根本制度的批评、抗议,以此证明其永恒的民主、自由。同时,私有制的续存在今天并不仅仅依赖于财富的私有化,除此之外,还依赖于利润解释逻辑。也就是说,接近权力机制、掌握社会资源的人以权力为中介使得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之间交换,从而维持着私有财富的等级秩序。这里,起作用的关键在于这种权力运作机制而不是私有财产,在于权力资源与社会其他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的互动、交换,由此形成了一条稳定、封闭的社会关系链。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被排除在这条社会关系链之外,对于最高层的权力、资源是无法企及的,贫富之间之所以能够长久的保持着稳定的关系就在于:最高层的少数仅仅靠着虚伪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物质发展的冰山一角来愚弄人民。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说,民主的精英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而对无知的民众则通过隐匿的言语来教导,使其感到幸福,进而维持社会的稳定。[3](P9)浸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满足和自由民主享受中的人们渐渐忘却了被“奴役”的状态,数字化带来了虚拟空间里的莫大“自由”,仿佛只需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成果而无需再提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在齐泽克眼中,多元民主文化携带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自觉而不自知地接受的这种自由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大他者”注视下的“被迫选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的“自由选择”将市场经济弊病带来的缺陷和不如意以个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强加给个人本性。它使人觉知:我既正确的认识了自己,我所不能适应的只是由于我的不适应而与别的什么东西无关,这是我本身的缺陷。这样,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就成了由某一种更高尚的、更合现实的“大他者”所控制。之所以这种隐性奴役能够顺理成章,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大他者”充分理解了“人”的理性逻辑和自利本性,以更符合大众认同、常识、伦理道德的方式来迎合“人”,由于个体屈从于利益最大化和某个看不见的“大他者”,从而被“符号化”的精神力量所支配,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实现自身的手段。对于这种自觉的屈服,齐泽克反问:“你所做的真的是你想做的吗?”[4](P6)他认为,表面上看,个人在理性的抉择、选择自己的命运、承担其后果。实际上,个人在某个“大他者”的注视下以一种“被害者”的名义心甘情愿地被迫选择。资本主义将自己无法满足人民需求的无能为力转嫁给个人本性,似乎是因为个人的观念不适合世界而被淘汰出局而非世界本身的不合理;同时,它也将资本主义蝇头小利的“赐予”夸大为资本主义物质丰富和民主充分的表现。这种唯心主义的立场泯灭了人的本质力量,颠倒了现实世界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使人扭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知不觉服从于自己的那个“不乐意”。实质上,这种自由只是为了延缓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而做出的虚伪承诺。

  尽管资本主义看似坚不可攻,但由于其本身的虚假性和不合理性,它的运作方式并非无懈可击。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在不威胁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广泛散布自由,它以一种虚假的形式允诺的自由恰恰激起了人们对于真实权利的渴望。齐泽克看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背后的革命可能性——封闭的资源流动引起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在权力机制内的流动将被边缘化的“被排斥者”拒之门外,从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加剧了“排斥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仇视与隔阂,于是革命便有可能在稳固的私有制基础之上产生。问题在于,如何赋予“被排斥者”以普遍的革命热情?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的承载力、重构政治秩序?齐泽克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现实情况出发,分析了现有的斗争形式——致力于“解决部分社会难题”的新社会运动(女权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人权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的社会问题,但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具体的某一领域,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只不过是合法的“政治游戏”。他们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斗争”往往以某一种权威承认而草草收场,从而革命只能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在自由民主制范围内原地打转。另一方面,这些运动把真正的无产阶级拒之门外,只是权力阶层内部的多情呐喊。而对于那些第三世界的农民、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流浪汉等被边缘化的群体来说,这种运动与他们并无多大关联。站在这种立场上,齐泽克拒斥今天的左翼思想家们毫无立场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向资本主义妥协的乌托邦。他们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借助于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为自己辩护,打着激进主义的幌子与资本主义斗争,以伦理道德的名义博得关注与认可,在行动上却畏首畏尾,不敢有真正的政治介入。实际上,他们只是以具体的社会斗争来代替根本政治革命的“替换游戏”。他甚至批判说,这些左翼都不如保守主义的右翼诚实,主张改良的保守主义至少承认了自由民主制,以“诚实的保守”谋求现有制度内的修修补补。而今天的左派则是在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在自由民主制内“革命”,这种没有力度的“革命”被资本主义以“民主应该更包容”的命题吸收,成为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证据。

  不同于保守主义保守着权威秩序与学术尊严,也不同于左派激进主义惧怕“行动的深渊”,列宁主义清楚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即便是灾难性的后果),他仍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P27),将革命真理付诸于革命行动。今天,在齐泽克看来,要进行真正有意义的革命,唤醒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就在于重拾列宁,做“不可能之事”。列宁要打破的正是任何对于自由意志的符号控制,从根本上对于给定的选择机制进行彻底颠覆。回归列宁旨在回归列宁的革命行动,以一种果敢、瞬时爆发的革命行动突破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再现革命真理,戳穿并不存在的“凝视”;重述列宁的革命观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为现有的社会运动赋予政治意义,重新唤醒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让无产阶级的诉求普遍化。正如基督教的“善”并不局限于福音书,列宁主义“外化”或“暴力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局限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面对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齐泽克说,“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不在于反问列宁主义是否对于今天的革命还有用处”[5](P7),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只会让“革命越走越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列宁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以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去颠覆资本主义。

  三、拯救革命:重述行动的列宁主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于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停留在权力机制范围内。他们总是抱怨,“革命走得太远了”,列宁批判他们惧怕革命,空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革命和自由,直截了当地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4](P20)一方面,齐泽克对于列宁的这种主观的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无产阶级的意志,随之将一切反对自己的人打入反无产阶级立场的主观主义做法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认为这是以主观的断定某种“客观性”来强制实行的“条件决定论”,在“要么谈政治观点,要么枪毙”这样的给定选择中,列宁扮演了齐泽克眼中的“大他者”。基于列宁当时所面临的革命形势,集中决断、采取行动远比犹豫观望、贻误战机要好得多。对于今天的革命来说,齐泽克认为更有意义的在于列宁对孟什维克、社会党人“形式自由”的批判以及对“纯粹民主”幻想的讽刺。要获得真实的自由权利,在某种程度上,齐泽克甚至认为集权主义即使是具体、残酷的政治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要的。列宁看到了孟什维克躲避革命、以理念自由模糊实质自由的企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何种自由,“它到底是服务于哪个阶级的?”[4](P20)自由不是在给定框架内选择,而是突破选择机制的自由抉择。当权力的运作机制强大到无法运用它自身的方式予以改变时,“革命便只能自己授权”,通过灾难性的决断行动来反抗“标准的理性逻辑”,重新赋予这种行动以真理性,因为革命的真理性只有在其结果中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从资本主义的运转机制来看,历史似乎按照某种客观规律不受约束的自我演进着,但自由民主制俘获了历史的理性运行逻辑,以“主人”的姿态来操控历史这个被理性化的“实体”。今天的多元民主文化以更大的包容性来承载批判,只要不对政治秩序本身构成威胁,一切手段都是合理性、合逻辑、合历史的。因此,外在于自然、社会的某种灾难的入侵将作为“无意识”的、短暂而剧烈的政治介入来扰乱理性,从而倒置历史,历史将作为被激活的“主体”毁灭正常的“安全空间”。采取列宁主义的行动方式是历史获取主动权的现实需要,也是打破资本主义的思想控制、主体进行自由思考、自由选择、获得普遍真理的前提。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经验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俄国国内“取消党的领导”的声音不断,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列宁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阐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哲学的党性选择。正如“自由”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的党性原则出发,齐泽克看到了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特定的阶级立场结合起来的行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是哲学家,是战斗的政治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普遍化。齐泽克肯定列宁主义将政治真理转化为政治行动,指责今天的政治真理屈从于权力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允许每一个人、每一种语言发声,“普遍真理即多元视角”,实际上,“政治真理只是权力机制的显现”[1](P25),对权力不做质疑,更不可能采取政治行动。二月革命后,面对国内恪守马克思主义、等待客观性历史时机的教条主义和力图争取社会共识来将斗争合法化的改良主义的叫嚣。列宁既没有坐等客观机会的到来,也没有寻求合法的政治斗争,而是果断行动,用“例外瓦解了常态”,抓住齐泽克所谓的“不自知”的瞬间,领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在数字化的今天,如何抓住这一无意识的瞬间,齐泽克将目光转向了“我思”主体的现实外化——无产阶级。借助于这个“我思”,主体才能接近实在界,触摸真实。但由于现实的物质活动和理性的精神活动能够轻而易举被资本主义这个更大的普遍理性所收纳、异化,能够保持原始真实的东西便只能从借助物质、精神之外的第三种东西——“无意识”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齐泽克主张今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无意识”的革命行动,从资本主义的的现实矛盾中寻求革命契机,打碎现实社会秩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资本主义的更加包容性来为其永恒性辩护,沉醉在资本主义的持存中的无产阶级如果一味地等待着历史必然性的到来,必定失去革命的能动性。作为被剥夺了实质的无产阶级,期待于“我思”的复苏来唤醒革命斗志,重拾列宁、做“不可能之事”。

  今天,信息、网络将全球紧密相连,“全球化”成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共享经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也输出了其意识形态、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因不得不承认“共同品”的重要性而不得不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中。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现实对抗也以生态灾难、知识产权私有化、生物基因技术、新的种族隔离的方式席卷而来。一边是资本主义“象征界”物质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大面积覆盖,一边是资本主义“实在界”现实荒漠的灾难性突袭。齐泽克认为,今天的革命面临着与列宁在《怎么办?》中一样的难题:要么满足于经济斗争的蝇头小利而不触动政治制度,要么诉诸于秩序范围内的合法斗争。俄国的革命在经济派看来,党的领导和组织性是不必要的,争取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变与政治斗争无关。与此相反,保守派则在不改变根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仅仅着眼于合法的政治斗争。二者共同诉诸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列宁认为,纯经济斗争或者纯政治斗争都无法根除固有的社会弊病,“革命的理论必须发展为革命的运动”[6](P134),而这种运动必须是由政党组织领导的对经济领域的彻底革命,如果只是工人阶级经济条件的暂时改善,那么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会很快将其再次置于一无所有的境地,所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应该结合起来。今天的新社会运动的关键不在于谋求权威政治的认可从而证明其道德合理性,也不在于谋求解决部分的社会需求,而是采取彻底的革命行动,给予普遍的革命诉求以政治意义,重新制定政治规划。另外,行动的主体不是盲目的政治介入,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对抗的清楚认识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无意识”的革命行动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彻底颠覆,是不留残余的空白开始。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面对俄国党内普遍的质疑与责骂,列宁选择“从山底重新开始”,在失败中一遍一遍重新尝试。“列宁攀登高峰的比喻理应被仔细阅读。他的结论——‘永不停歇地重新开始’——阐明了他不仅仅旨在通过减缓进步的步伐来巩固现有的成果,他还要求重新回到开始的起点:个人应当‘重新开始’,而非从之前的努力所攀登至的山顶开始”。[2](P210)齐泽克认为,正如列宁所走过的道路一样,对资本主义的彻底颠覆就在于对共产主义的反复重试中发现政治真理。列宁主义的教训在于:不是接管权力,而是“重新开始”,改变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

  重述列宁在齐泽克看来不是重复构建列宁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也不是面对资本主义灾难的怀旧式伤感。“重述列宁是承认列宁已死,他的特定的解决方案已经失败,甚至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其中闪烁着的乌托邦火花却弥足珍贵。重述列宁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列宁的现实所为和他所开启的可能性空间中有所界划,以及列宁在现实中的作为与另一个可以称之为‘列宁的而不是列宁本身’的维度之间的张力”。[4](P29)对于今天的革命现状来说,将现代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赋予其持久的激进革命热情本身缺乏现实的根基,无产阶级一方面对于导致自身的悲惨境遇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资本主义,完全外在于资本主义的个人、共同体甚至不存在。部分西方学着指责齐泽克的革命思想有别于列宁的革命行动,齐泽克只是在“自我意志”范围内的革命叫嚣和革命幻想。另外,对于革命的具体计划和革命后的未来也没有明确的勾画。不可否定,齐泽克的革命观缺乏现实的实践根基,革命主体指向不明确、联合更成问题。拯救今天的革命寄望于某个在资本主义同化中觉醒的政治共同体以外在于资本主义的革命行动唤醒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前提是,这个政治共同体本身具有强大的物质、精神力量,足以靠自身的政治文明凝聚不同国度里居住在贫民窟的人。

  当民主的理性运行逻辑不断俘获社会共识,当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共同的价值需要,仿佛历史真的要终结于此。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人类灾难也随之而来,这些灾难无情地戳穿了民主的谎言,并携带着巨大的杀伤力向现实进发。为了拯救革命,齐泽克呼吁恢复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也就是说今天的“被排斥者”必须挣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同时,“被排斥者”必须采取拉康式“无意识”的行动,以新的形式重新联合。相比于固守“历史必然性”的教条主义和“合法斗争”的保守主义,齐泽克坚信今天的革命需要列宁主义打破常态的瞬时行动力。当资本主义掌控着民主的理性运行逻辑不断建构、完善自身时,隐约可以看到,齐泽克反对理性主义,反对一切理性建构的语言秩序。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回到列宁是资本主义理性逻辑包围的今天重建主体性的唯一出路。重述列宁在于重述列宁的革命态度,即瞬时行动的革命姿态,这是打断资本主义理性进程的捷径,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革命策略,更是十月革命这个历史性“事件”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原文参考文献:

  [1]斯拉沃热·齐泽克.肖辉译.迎接动荡的时代[J].国外理论动态,2012(3).

  [2]Slavoj iek.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J].The Idea of Communism:Verso.2010.

  [3]斯拉沃·热齐泽克.王立秋译.维基解密时代的好风度[J].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2).

  [4]斯拉沃热·齐泽克.周嘉昕译.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5]Zizek,Repeating Lenin,Arkzin[M]2002,p.7.

  [6]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尼奥.武锡申译.论齐泽克的革命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4).

  [7]斯拉沃热·齐泽克.季广茂译.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8]斯拉沃热·齐泽克.王师译.事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9]张一兵.回到列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08.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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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亚洲 张艳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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