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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2018年07月06日 10:34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李晓光 字号

内容摘要: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独特的德国社会思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在19世纪40年代“流行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由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即“德国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搞起来的。二、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都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三、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路的当代启示由上文分析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错误思想的清算,从而完成了其唯物史观的思想建构。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德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集;哲学;批判;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晓光,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17年第20176期 第36-43页

  内容提要:“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德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其现实基础,德国“哲学”是其思想外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揭示其德国“哲学”前提;同时还剖析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进而指出其症结及本质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路对于当今国内外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价值。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对错误社会思潮的分析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6BKS117)的阶段性成果。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精神天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德国情感天国中的变容而已”①。“他们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语言,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②但是,在当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③。

  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表现及影响类似,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们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何辨析当代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实质?回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进路,对于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探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价值。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独特的德国社会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在19世纪40年代“流行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由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即“德国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搞起来的。④它的影响表现在多个领域,“给一批青年德意志的美文学家、江湖医生和其他著作家打开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大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备的社会文学运动”⑤。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卡尔·格律恩(Carl Grain)、海尔曼·泽米希(Hermann Zemich)、鲁道夫·马特伊(Rudolf Matei)、卡尔·倍克(Karl Baker)、海·克利盖(Hay Kriege)等。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中,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莫泽斯·赫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类的神圣历史》等著作中,他主编的《社会明鉴》是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⑥

  总体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顾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社会现实基础而“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⑦的德国社会思潮。

  (一)德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

  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描述:“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⑧这也就是说,德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较之同时期的英法要落后很多,在法国和英国意欲摆脱的社会制度,在德国却正准备张开双臂拥抱它;在法国和英国理论界正在反对的东西,在德国却打算把它运用于实践中。德国仿佛慢了几个节拍,在此刚开始流行的事物,在法国和英国却即将走向结束;在法国和英国正致力于解决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在德国才初露端倪。因此,德国社会也就没有暴露出如法国和英国那样明显的阶级矛盾,只存在大量的中间人群。因此,试图代表大量中间人群意志的社会思潮应运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揭示道:“由于德国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经过这样的过渡而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羁绊的人则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直到寿终正寝。”⑨“中间派别”思想势必企图调和、折中各种流行观念和说法,以迎合德国大量的中间人群,这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得以在德国产生并流行起来的社会现实基础。

  (二)德国“哲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外壳

  作为中间派别思想和意志的代言人,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易于为德国人所接受的形式来表征舶来的法国思想呢?这就是让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德国思想体系,即德国“哲学”。一如马克思、恩格斯犀利地指出的,“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⑩

  就这样,由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缺乏英法的社会经济基础,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以德国的思想体系为根基,借用德国的“哲学”作为表征的外壳,简单而拙劣地复制法国的思想。虽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做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11),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采用这样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于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12)因为“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最终的结果是,“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13)“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如其他的德国思想体系,在纯粹精神的、思辨的文献中进行关于人的问题的阐述。由于其探讨抛开现实的社会根基,结果只能是徒具无谓形式的无意义的空论,而毫无实际的应用价值。因此,“声称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秘传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14)。

  总之,作为19世纪40年代独特的德国社会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忽视了当时德国经济社会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以德国的思想体系为根基,使德国的“哲学”成为其借以表征的外壳,并对法国的思想进行了简单而拙劣的复制。

  二、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都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1845年,恩格斯写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一书,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15)往前追溯,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附带性分析批判的著作有《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从1845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分析批判的理论著作主要有: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底到1847年初,恩格斯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7年,马克思的《驳卡尔·格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的制宪问题》、《共产主义原理》等。1847年底到1848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总结性的清算。之后,恩格斯在1886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再一次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进行了分析批判,主要有对海尔曼·泽米希及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对卡尔·格律恩及其《德国公民手册》的批判。此外,恩格斯还在评论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对带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特征的文学诗歌进行了批判,比如对卡尔·倍克及其诗集《穷人之歌》、格律恩及其著作《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进行了批判和清算。(16)

  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揭示其德国“哲学”前提,同时剖析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进而指出其症结及本质所在。

  (一)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是强调人的生物性,即把人的本质同自然界事物等同起来,并将其认识作为其实现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二则是从生物性的人的本质出发,“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17)“爱”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解决社会弊病的出发点。通过建立所谓“爱的宗教”,从而恢复人性,进而改造社会。(18)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来,同自然界存在的事物一样,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然本质,即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生物性。但是,这样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异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到处蔓延流行,像毒药一样阻止了自由精神和纯粹人性的发扬”(19)。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违背其自然本质,成为追求金钱的奴隶,变得利己、自私。因此,为使人从利己走向利他、扬弃异化了的人的本质、恢复人的真正本质,需要让人接受“爱”的教育和训练。

  基于上述理论,“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用暴力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认为主张用暴力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观点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表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可接受的模式,可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是实现“爱”即人类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早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马克思反对人具有抽象的人性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是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现实的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不是抽象的人,是现实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的真正本质。“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23)而“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4)。“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5)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可以使无产者获得自由、实现本质的社会。这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用暴力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企图通过“爱”来改造社会、实现抽象的“爱”的社会论调截然相反。

  (二)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国哲学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前提作出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分析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真正的社会主义”定性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德国“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拼凑而成的、打上了小资产阶级烙印的社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哲学前提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对黑格尔哲学明显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像他们自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纯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像他们想象中的德国哲学体系一样,完全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26)因此,他们要赋予自己这样的“使命”:“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27)。“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思想出发,是逻辑思辨的产物,而不是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著作即使在宣传某些体系,也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的,是以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28)“真正的社会主义”却无视现实的社会关系,仅仅停留于思辨的思想体系当中,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典型特征。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哲学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两个缺陷。“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同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紧密相连的。它以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29)在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费尔巴哈一样,一方面辞藻华丽,不是阐释客观、理性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奢谈普遍之爱的人类解放。结果就走进了费尔巴哈的窠臼,即更多地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而非关照现实中具体、真实的人。“他们始终一贯地把这些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的思想解释成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就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联系,因而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别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虚构幻想的联系。”(30)这样,在社会历史领域,“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与费尔巴哈一样,抛开现实的社会关系,走进抽象的思想关系中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总之,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明显依赖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以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哲学体系,导致其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批判的:“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他们把这些共产主义的体系、评论和论战性著作同现实的运动割裂开来,其实这些体系、评论和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然后,他们又任意把这些体系、评论和著作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生活领域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来衡量这个意识。”(31)这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症结所在。

  (三)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阶级基础

  “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32)德国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方面渴望社会变革,以使其经济政治诉求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好的表达;另一方面却又害怕社会革命,担心革命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从而触及其经济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33)

  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从维护小私有制出发,批评资本主义,宣扬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没有勇气号召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从而彻底改造社会,而只能沉溺于思辨领域,诉诸“德国情感”,以挽救日趋灭亡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揭示道:“它不再诉诸德国‘思维着的精神’,而是诉诸德国‘情感’。而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了。因此,它不是求助于无产者,而是求助于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求助于小资产者及其博爱的幻想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总之,它求助于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34)“真正的社会主义”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们不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根本利益,而是企图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合作”,使小生产者摆脱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因此,最终的结果便是:“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35)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所立足的阶级基础、代表的阶级性质则暴露无遗。“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36)马克思、恩格斯鞭辟入里地道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阶级基础,指出了其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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