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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2017年09月15日 11:14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旭东 字号

内容摘要:重农学派的先驱人物、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反对货币是财富的唯一或绝对形式的重商主义观点,认为金银货币及其积累是造成农业凋敝、农民破产和社会罪恶的根源所在。确实,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航海强国通过入侵征服、殖民劫掠和敲诈勒索而获得金银财富的做法,并不构成国家收入的可持续稳定来源,维持国民经济财富最好的办法还在于将金银货币投入到产业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流通中去,进而带来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货币财富的进一步增加。无论是对内的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还是对外的贸易扩张和进口限制,均是基于积累货币财富、防止货币外流的目的,而他的财政税收思想则为其对内对外商业和贸易的政策调整、制度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最终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提升国家货币财富收入的目的。

关键词:货币;法国;财富;经济思想;主义;财政;对外贸易;欧洲;路易;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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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尔贝尔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重臣,他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是17世纪后半叶晚期西欧重商主义的一支重要脉络。柯尔贝尔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财富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础,他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众多改革探索都围绕着这一基本原则展开。

  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最有作为也是对这一专制王朝的鼎盛贡献最巨的重臣。1660年代起,柯尔贝尔在路易十四王朝统治体系中曾主管财政、商业、建筑、海军等多个部门,其中最重要的要属1665年开始担任的财政总监督一职,在此职位上他实际上掌管了王朝的全部内政事务,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促进法国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增长,以此为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及王室开支和统治提供必需的资源支持,为此他对经济发展采取了突出的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一点上,柯尔贝尔与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的股肱之臣桑弘羊的角色有一定共同之处。

  在柯尔贝尔看来,一国社会物质上的繁荣将带来政府税收的增长,而这一繁荣和增长离不开一个得到有效管控的经济。这里的管控,一大重点就在于对本土产业发展和出口商业行为的鼓励以及对进口的限制,进而由此带来本国货币财富的积累。可以说,也许没有其他政治家能比柯尔贝尔更好地代表17世纪后半叶欧洲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信条。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就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代名词,尽管其更多还是实践性和政策导向的,理论色彩相对较弱。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柯尔贝尔的经济思想与政策缺乏相对全面、深入的研究介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互有关联的方面来解析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实践。

  聚敛金银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鹄的

  在柯尔贝尔的国家治理宏大体系中,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财富被视作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础。在他看来,金银货币财富才是一国财产中最牢固和可靠的部分。柯尔贝尔认为,一国“一旦尊严和辉煌衰落,第一个表现便是货币的衰败”。为此,他通过种种努力来避免和阻止货币外流,维护本国货币的稳定。整个17世纪里,法国一直在避免法币贬值方面不断努力尝试,但只有在柯尔贝尔时代才“取得了相对的成功”。根据伏尔泰的记载,在柯尔贝尔任内,一个银马克的兑换价格仅由其上任初的26法郎提高到27、28法郎,没有大的变化。

  柯尔贝尔对于金银价值取向的崇尚和货币财富的追逐,与同时期的许多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相似,共同反映了随着17世纪欧洲城邦国家的衰落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世纪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约束已被冲破,而民族国家也构成了重商主义干预政策的基础。柯尔贝尔的货币财富思想为后世法国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攻击的标靶和建构对立理论的观照。重农学派的先驱人物、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反对货币是财富的唯一或绝对形式的重商主义观点,认为金银货币及其积累是造成农业凋敝、农民破产和社会罪恶的根源所在。

  当然,重商主义这一概念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作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对立面的重商主义进行大力抨击之后,才真正开始流行起来的。不过,作为后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柯尔贝尔的货币财富思想其实已发生变化,他开始以资本家的眼光来看待金银货币。确实,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航海强国通过入侵征服、殖民劫掠和敲诈勒索而获得金银财富的做法,并不构成国家收入的可持续稳定来源,维持国民经济财富最好的办法还在于将金银货币投入到产业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流通中去,进而带来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货币财富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对柯尔贝尔而言,贵金属的价值主要是作为再生产的手段而存在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其价值储藏或交换手段的基本职能。

  与此同时,在柯尔贝尔看来,西欧各国流通的金银货币总量是一定的,要使自己国家的货币财富不断扩大,就必须设法将别国手中的货币财富转移到本国来,一国只有以牺牲另一国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变得更富有[(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通过扩展对外贸易实现金银货币的净流入,是柯尔贝尔给出的药方。并且,还需要通过依赖劳动力投入的生产制造业的发展让人民从这种货币的转移和财富的扩大中获益,同时实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增强国家能力,如此才能内生性地防止货币的外移。可以看出,这些货币思想与他的产业政策思想、对外贸易思想和财政税收思想均有着密切关联。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国家扩张与监管

  在柯尔贝尔任职初期,法国国民经济中并无占据非常明显主导地位的民族工业,很多产品都要从其他国家购进。这显然与柯尔贝尔的经济民族主义设想是不相符的,1663年他在一份记录当时法国经济条件及其改革计划的备忘录中曾开宗明义地写道,“几乎所有伟大的国家,都在它的本国国土上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了自我维持、自给自足,当然前提是这些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实实在在的管理”(Arthur John Sargent, 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Originally published 1899,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2004, p30)。在柯尔贝尔的经济蓝图中,法国要成为真正的伟大国家,也应致力在所有产品上实现自给,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进而通过扩大出口在欧洲和全球市场中分一杯羹,这就必须创建和发展自己的工场手工业体系。

  然而,当时的法国私人资本家普遍更倾向于充当国家债权人和包税人,不愿将资本用于从事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为了扭转既有制度安排下的激励扭曲,柯尔贝尔主导制定了对率先引入新产业的先行者赋予一系列特权或资助的激励政策,如一定年限的垄断制造权或销售权、更多的政府补贴资助、税收豁免权、皇室荣誉冠名权等。1661年至1683年间,柯尔贝尔就利用国家力量创办了近50家享受税收豁免的大的皇家手工工场(鲁友章《重商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7页),使许多奢侈品行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在欧洲众国中建立起领先地位。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指出,柯尔贝尔去世之际的法国,“纺织机已经有五万架,每年丝织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 ,“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柯尔贝尔开始的[(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67页]。无疑,强有力的封建王权与国家扩张,成为推动和扶持这个时期法国产业资本迅速发展的重要后盾。

  与此同时,柯尔贝尔也非常重视运用国家力量对产品质量和规格实行严格的监管规制。1671年,一家法国制衣公司负责人曾就法国出口衣物低质问题向柯尔贝尔抱怨,指出这会影响到法国产品的国际声誉,认为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些不良厂商的做法(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p32)。1673年,法国通过敕令形成了关于工场手工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方针,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层层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刚性纪律约束。以纺织品为例,如果达不到规定的经纱数及一定长度、宽度或重量,就会被视作违法,相关产品要被公开焚毁。如果再犯,对此负责的商人或工人还要面对行会全体人员接受斥责。在柯尔贝尔时代,普通纺织品至少须经过六道检查。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称许,柯尔贝尔主义“代表了一种从低水平的非生产的保税人和租地人向高水平的生产者的转变”。

  当然,柯尔贝尔借助国家力量发展民族工业也带来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极大调整,

  加之他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禁止出口和鼓励进口,使得法国农业生产出现凋敝现象。据统计,每100千克谷物在“1601—1610年间售价为8.77里弗尔。1660—1670年间,售价是5里弗尔,此后谷物价格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From the Thir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London:Methuen & Co. Ltd.,p117)。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业的伤害是巨大的。17世纪末出生的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继承了布阿吉尔贝尔对重商主义忽视农业的批判视角,更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的理论。他指出,“亚麻、大麻、羊毛、蚕丝是我们工业生产的原料”,其价值是从土地上产生的,“是纯粹的利润,是不断再生产的财富”。在重农学派看来,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工业的发展也将是短暂的,农业才是一国的立国之本。

  静态、零和与单赢的对外贸易观

  中世纪后,随着新航海路线的开辟,西欧对外通商路线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法国的诸多沿海城市也纷纷成为各国商人云集之地,国际贸易的市场范围和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1664年,柯尔贝尔给路易十四写了一份关于贸易的备忘录,呼吁通过重建国际贸易体系以给法兰西民族带来更大的货币回报,从而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国力的提升。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这样写道,“金银或货币回报是贸易的唯一目的,也是提升国家伟大和力量的唯一手段”,因为他坚信只有“一国金银或货币的丰裕程度才是决定其伟大和力量差异的唯一因素”[参见“Jean-Baptiste Colbert:Memorandum on Trade, 1664”,part of Fordham University’s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664colbert.asp)。可见,对外贸易在柯尔贝尔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对外贸易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带来巨大的外部现金流入,而且通过发展自身的制造业及航运业,可让数百万穷困潦倒的无业人员从中得到工作机会。在柯尔贝尔看来,法国船只数量的增加与国家力量提升正相关,通过商船贸易所产生的金银货币流入将使法国极大受益。不过,柯尔贝尔所持的是一种静态、零和的视角。他认为,欧洲的整体贸易量、从事贸易的船只数量及制造品产量都是有限和相对固定的,一国要变得更加富有、强大,只有以另一国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基于此,法国还向私人船主发放劫掠敌国船舰的许可证,并将战利品在政府、私掠船主和船员之间进行一定比例的分配,以达到削减敌国船舰数量、打击敌国海外贸易的目的(沈洋、徐海鹰《略论海上私掠的历史作用——以17至19世纪法国“海上游击战”为线索》,《法国研究》2016年第2期)。

  显然,对外贸易在当时也被赋予了商业之外的色彩,成为法国为经济利益争夺而进行的一场持久“战争”。晚清中国的“商战”思潮大抵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是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种流行理论和贸易观。据统计,在柯尔贝尔时代,法国丝绸厂商向西班牙出售的丝绸价值200 万里弗尔,而17 世纪80 年代法国亚麻布的年船运量达75000 船次。其中,不少贸易是通过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具有国家职能和优先贸易权的区域垄断性贸易公司完成的,这些公司是法国效仿英国、荷兰等老牌外贸大国设置的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据点,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随着欧洲内部各国对外贸易和海运市场独立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海商法典或海事法规的制定逐渐成为欧洲各海洋贸易大国的现实需求。在法国,这一重任则由路易十四交到了柯尔贝尔的手上,后者先是于1673年主持制定颁布《陆上商事敕令》,其后又于1681年主持制定颁布《海事敕令》,这是中世纪后欧洲最早的综合性海商法典,旨在解决法国各沿海城市在处理海事争议时,因分别受《奥列隆惯例集》和《海事裁判例》等不同海法支配而易现分歧的问题,反映了柯尔贝尔对于将统一的秩序和规范引入商业活动治理和对外海运贸易的重视。此二者也为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制定《法国商法典》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法律基础。

  内外明显有别的税收制度安排

  中外经济史上的无数实践都已表明,财政税收改革往往是经济改革中的关键环节。柯尔贝尔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许多改革,同样也都需要财政税收制度、政策的调整作为配合和支撑。为了阻止外国产品进口,保护民族工业,法国先后于1664年、1667年两次修改关税条例,对英国的羊毛和地毯,比利时的挂毡及荷兰、西班牙的呢绒等外国输入货物课以重税(张芝联《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1664年的关税调整还相对温和,1667年的那次关税调整则较为剧烈。在1669年的一封信中,柯尔贝尔曾这样阐释实施禁止性关税的目的,就是希望使外国商人需要交纳的税收三倍于法国公司,从而完全将他们都排除在法国市场之外。如同马克思所言:“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在国内市场对外国商品输入实行保护关税,以避免自身工场手工业产品在自由竞争中失去优势,也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

  与对外设置关税壁垒明显不同的是,柯尔贝尔试图取消繁多的国内关卡和地方关税,于1664年建立起实行统一税收制的五大包税区,以促进商品的国内自由流通和消除税收的不公正,并将整修道路和桥梁以疏通国内贸易看作是促进对外出口的重要辅助。对于其时盛行的包税人制度,柯尔贝尔曾一度想将其废除,但终归未能摆脱旧制度的路径依赖,仅仅是削减了包税合同的数量。包税制度的根源是王室财政需求增长及其衍生而来的债务关系,王室以若干财政区的税收收入作为担保向私人机构举债,私人机构以承包的形式直接向财政区征税,以作为保证贷款和利息安全及继续贷款的条件。不难发现,这一制度从根本上难以厘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和界限,也导致了旧制度的饱受攻击,最终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为新的官僚制的税收制度所取代。

  尽管受到巨额战争开支和皇室无节制消费产生的财政支出等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柯尔贝尔掌管财政大权的这20年时间内,财政收入却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原本加诸工人阶级的巨大缴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恶化。这也印证了他的传世名言: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此外,柯尔贝尔也致力于消除国王与国家财政关系中的模糊性,在财政总监督任上依托“王室财政委员会”修订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预算,试图建立清晰有序和量入为出的公共财政体系(参考梅俊杰《论科尔贝及其重商主义实践》,《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但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终意义上的成功,以至于伏尔泰也感叹柯尔贝尔“并没有把他力所能及的事办完,更没有把他想办的事办完”。

  不过,柯尔贝尔的财政改革制度框架却成为他留给法国的重要遗产。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治下,法国国家治理中的很多制度安排正是沿着柯尔贝尔引入或建议实施的改革路径来进行的,如国民账户和预算体系。当然,在柯尔贝尔时代,财政收入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出,特别是王室的支出,而不是反过来,且王室“支出的旧习惯也没有变更”。这就是改革的约束条件,特别是封建王朝财政上任何的改革都须得到国王不仅是口头上,更重要是行动上的支持,因为皇室开支与公共开支混为一体,决定了财政支出的方向和比重。事实上,柯尔贝尔去世之后不久,路易十四就打破了前者所制定的财政纪律约束,王室开销激增,放贷举债复燃,财政资源终被消耗殆尽。

  柯尔贝尔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成为17世纪后半叶晚期西欧重商主义的一支重要脉络。其中,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财富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础的货币财富观,构筑了柯尔贝尔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他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众多改革探索也是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展开的。无论是对内的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还是对外的贸易扩张和进口限制,均是基于积累货币财富、防止货币外流的目的,而他的财政税收思想则为其对内对外商业和贸易的政策调整、制度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最终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提升国家货币财富收入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对商业资本、流通过程的重视远超于对生息资本、生产过程的重视,“只是抓住了假象”,使之不成其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确实,重商主义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是其以实践为重心、以政策为导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体现了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基本宗旨,为随后的经济理论转向与升华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亦是经济学前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篇章,它从正反两方面均为随后法国重农学派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

 

  (作者为上海财经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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