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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解读 ——从赫勒对弗洛姆人学理论的批判谈起
2017年01月05日 08:38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作者:颜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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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一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潮,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布达佩斯学派。从基本理论逻辑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流派具有家族相似性,二者拥有同一个精神源头——青年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且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交往甚密。(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的《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吸引了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洛赫、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哈贝马斯等)参与其中。在日常学术研究中,他们更是频繁地互引文献,评介对方的思想。例如,弗洛姆在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中收录了10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文,并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马尔科维奇的《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欣然作序。再如,哈贝马斯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提到科西克、科拉科夫斯基、赫勒、马尔库什和彼得洛维奇的学术观点,而赫勒的著作中也可以明显瞥见哈贝马斯思想的影子。)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英文版的公开问世,20世纪60年代欧美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热潮,美国学者胡克将之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随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渐渐浮出水面,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亦凸显出来。弗洛姆是较早系统研究《手稿》的人,1961年,他出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该书很快在西方学术界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东欧各国在经历了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重大历史转折后,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则表现为批判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当前学术界似乎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流派具有相同的理论立场,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双方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拥有共同的见解,即坚持一种抽象的人的本质概念。这种观点既经不起推敲,也与事实不符。毋庸讳言,弗洛姆在解读马克思人的概念时有些含混不清,时而从心理学本能驱动论的层面抽象地谈论人的本性,并将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和人的本性(human nature)混为一谈;时而又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甚至一度提到实践和劳动概念。与之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更精准、更切近马克思的原意。无论是赫勒的第二天性“内部筑入说”、马尔库什对人的本质要素的分析,还是马尔科维奇对两种类型的人的本质概念的界定,不仅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思维,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革命(批判)精神的统一。

  一、赫勒对弗洛姆人的概念的批判

  在《论本能》一书中,赫勒对弗洛姆的人学理论展开了批判。但凡谈及人的本能,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有两种基本的本能或内驱力: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两种基本的人类本能均来自机体内部的刺激,并且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把人类活动引向一种内部欲望(力比多力),借此阐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变迁。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相对立的是行为主义的本能理论。如果说弗洛伊德过分夸大了本能对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影响,行为主义理论家则试图完全否认本能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并将一切变化诉诸于周围的环境。从本质上看,行为主义者奉行的是一种环境决定论。赫勒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否认了上述两种观点,其基本创见在于:将人的本能问题置于“社会人类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界划人的本能、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三个概念。

  赫勒主要有三个批判对象:弗洛伊德的本能论、行为主义的本能论以及马斯洛的人类学“第三思潮”(弗洛姆是“第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三思潮”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弗洛伊德、歌德、黑格尔、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一方面,“第三思潮”理论家批判弗洛伊德的唯本能论,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行为主义者的唯环境论。其基本观点是:“人格只有在最初时才建构,但这种建构只能沿一个方向,即沿着人的本质的方向、类本质的方向进行。”[1]105在弗洛姆的理论体系中,病态个体(社会)与健全个体(社会)是一个对子,双方之间的张力不可调和,并且抽象地对峙着。弗洛姆坚信,个体在异化的社会里备受摧残,一定会奋起反抗,推翻病态的社会,并按照真正的人的尺度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同时异化的人也会转变成健全的人。在赫勒看来,弗洛姆的观点具有哲学乌托邦主义的特征,暗含着一种盲目乐观主义的情愫。问题恰恰出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第三思潮”理论家与马克思一样,也强调人的本质,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三思潮在理论上否认个人和类之间分离的可能性”,“轻视对象化作为创造者的对象化作用”[1]106。我们知道,弗洛姆区分了“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并认定人性主要是善的,恶只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自从人形成以来,人的本性就确定下来了,健全的社会(共产主义)不过是本就潜在存在的东西实现自身罢了。这种论证方式的问题在于,最终要证明的东西已经在历史的起点处(潜在地)存在了,这就难免让理论蒙上一层乌托邦主义的色彩。另外,这种观点还与基本的经验事实不符,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善的,为什么这种本性没有让人们过一种非异化的真正的生活呢?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恶的方面总能胜过善的方面呢?赫勒精准地揭示了“第三思潮”的实质,即一种典型的人格理论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突出表现在把人与动植物混为一谈,“第三思潮”理论家常常把人和种子类比,认为既然一颗橡树的种子最终必然趋向于一颗橡树,那么人也会因其具有某种善的本性而最终趋向于健全的人。这当然是一种谬见。按照赫勒的理解,“在每一个个体中,没有生来具有的‘类本质’,‘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单一的或个体的人格结构是关系,人对于他的世界的对象化及对于他自己对象化的关系。”[1]110换言之,没有关系和对象化活动就没有个体和人的本性(本质)。可见,赫勒与弗洛姆在人的本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的本性能够无限地建构,后者则坚信人的本性只能遵循一个固定的方向逐步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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