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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
2017年01月03日 10:00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张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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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走向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面貌,使之进入一种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安德森努力将普兰查斯的生产方式“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相结合,建构了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成员在继承德国资本逻辑学派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后期普兰查斯以不在场的方式深度介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成为一位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在回应福柯批评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

  关 键 词:国家理论;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阶级冲突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号:2015MZD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项目号:13&ZD070)的阶段性成果。  

 

  1977年,加拿大著名政治理论家麦克弗森向英国学界提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国家理论吗?”他的回答是:接受现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并不需要国家理论,反对或者不相信这种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需要①。麦克弗森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问题,固然有为自己的新著《自由民主的生活与时代》做宣传之意,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真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曾经求学的英国,边缘化多年的国家理论已经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而获得强劲复兴!历史地看,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黄金时代”:旷日持久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1969-1979)激发了人们对国家理论久违的兴趣,欧陆思潮的大举来袭则使“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获得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进而形成了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然而,“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是如此耀眼夺目,以至于在它的映照下,那种多元发展格局都黯然无光、难以识别了。因此,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超越“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图绘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格局。

  一、“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思想史效应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是指1969-1979年间“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里本德与希腊裔“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普兰查斯围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本质和方法论发生的争论。历史地看,这场争论本身并无更多新意,争论的双方也缺乏充分的相互理解和实质性的理论交锋。不过,由于它是在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欧陆思潮大举进入原本相对封闭的英国,与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发生剧烈冲撞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它强烈吸引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加速推进了各种欧陆思潮和学术流派的传入与融合,有力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研究的理论转向,激发出了极为显著的思想史效应。

  关于“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近40年来英美学界已多有评论,其中尤以美国学者巴罗的思想史考订分析最为翔实②。重新审视这段已经非常清晰的思想史,人们往往会赞同当代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雅索普的观点: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其实更多地像聋子之间的对话③。说到底,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是根本不在一个理论频道上的两个理论家!④首先,他们分属两个截然不同且此前从无交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1940年,密里本德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比利时逃难到英国,并在相对封闭的英国语境中接受学术训练、成长为一名本土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理论上深受英国伦理社会主义和经验论哲学传统的影响,主张在分析、解决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运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理论建构。普兰查斯出生于希腊,20世纪50年代后期流亡法国巴黎,进入阿尔都塞的圈子,成为形成中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员。尽管不是哲学家,但普兰查斯具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特征:反对人本主义、主张多元决定论、注重方法论且理论化(抽象化)程度高。这些都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迥然有别。密里本德对普兰查斯早有耳闻,对他的著作甚至有所期待⑤,但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爆发之前,他们所从属的理论传统却并无直接交往。其次,他们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不同。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一员,密里本德是属于英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对英国工人阶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总的说来他坚持英国工人阶级依旧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同龄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一样,普兰查斯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他们日益怀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在未来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工人阶级政治的批判者。再次,他们思考国家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不同。在1877年为马克思写的传记词条中,恩格斯指出,对马克思而言,“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⑥。这一观点后来被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继承。密里本德同样继承了这一观点,强调“斗争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⑦,因而也是分析国家问题的核心和出发点。普兰查斯则是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思想启蒙下走向政治学研究的,对他而言,由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各个层次和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也是研究国家等特殊问题的出发点。照理说,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的理论如此南辕北辙,加之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法国,原本不应当“相遇”,即便“相遇”也不应当发生大的理论碰撞。然而,当1969年他们偶然“相遇”时,第二代新左派正积极引入欧陆激进思潮以实现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清算,而普兰查斯正是佩里·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心目中新的理论典范!于是,在代际冲突的背景上,偶然的“相遇”就演化为了必然的、不断扩大的“相争”⑨,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7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走向。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所呈现的思想史效应无疑是整体性的。首先,伴随其发生,佩里·安德森领导的《新左派理论》杂志加大引进欧陆激进思潮的力度,使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陆国家的当代激进思想成批量、大规模地进入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思想的相对封闭状态。其次,在它的直接推动下,结构主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英国流行,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结构主义转向”。7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迅速集结在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此后,在它的示范下,历史学、文学理论、社会学等领域都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思想交换、融合和再生。

  同时,“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也更深刻、更直接地改变了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面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之于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所定义的起点状态,出现了三个显著的“转向”。第一,转向历史中的国家。密里本德关注的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努力超越具体国家的差别,凝练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本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则让第二代新左派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存在(国家形式)是具体的,且不是仅仅通过一般本质(国家类型)就所能完全解释其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怎样呢?在既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的推动下,第二代新左派由此转向历史中的国家,试图描述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类型及其一般演化轨迹。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由佩里·安德森在70年代初期完成的。第二,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1969年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是英国左派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个松散型同人组织,其中既有本土的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有德国资本逻辑学派的支持者、法国调节学派的支持者。“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激励该组织成员聚焦国家问题展开对话、争鸣,其中主导性意见是认为应当基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与作用。随即,约翰·霍洛维、索尔·皮乔托以及西蒙·克拉克基于资本与阶级的冲突斗争,提出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第三,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批判。70年代初,英国的“结构主义转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福柯登上法国当代思想的新王座,引领结构主义进入后结构主义,其对权力的微观政治学批判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作出回应。在这个方面,普兰查斯这个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率先作出回应,于1978年出版《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一书,公开了自己的新思考,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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