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尚庆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46

　　内容提要：基于“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显著影响效应，如何理解、透视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如何从中国自身发展的独特经历中寻求充实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构成了国外学者聚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动力。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中国道路”的属性界划、特征概括、兴起原因；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以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逻辑关系；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四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理论渊源以及实践。

　　关 键 词：“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问题研究”(10AZD001)。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及其所引起的危机效应，拉美国家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走向破产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共同推动了欧洲左翼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走向衰落，反而因为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国外众多学者的理论视线。一时间，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外学术界的重要理论关切。本文拟从对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阐释入手，着力勾画出在此问题上国外研究的基本理论轮廓，以期为深化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

　　可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经历的道路，既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又区别于西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模式，并未如其产生之初所遭受的诟病与攻击所预想的一般走向困境的迷途，也未在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话语霸权的夹击之中走向衰败，而是呈现出另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国外学界对“中国道路”的关注，与这一道路的不断展开、成熟之间保持着同频共振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道路”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国外学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理论注视与动态跟踪，并且随着这一道路成就的不断增强及其所散发的理论光谱之增强，国外相关研究的聚光灯更是呈现出同频增亮的态势。新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关于“中国道路”的属性界划问题。国内主流学界一般倾向于将“中国道路”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1]9-10。但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倾向，在此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判断。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概括为“新权威主义道路”。诸如，傅高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是由邓小平个人所塑造的，因为邓小平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且拥有最终决定权[2]641；还有学者在理论上否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本质上不外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诸如，哈维在对新自由主义历史发展的梳理过程中，明确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界定为“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的“特殊的市场经济”[3]137；与此相反，国外有学者尽管承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但明确将其界划为“后社会主义道路”。诸如，德里克反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行单一化或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资本主义复辟或全盘肯定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认为“中国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后社会主义”，即“竭力保持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目标的模糊信念，同时又否认它在当前的社会政策中具有任何内在的决定作用”[4]。当然，较之于在“中国道路”是否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二元划分上的对立性意见不同的是，国外有学者提出了“另类发展道路说”。他们赞成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亚当·沙夫的观点，反对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定位中国发展路径问题，因为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诸多变量决定了无法明确界定这一发展道路，其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式制度[5]。

　　第二，关于“中国道路”特征的理论概括。“中国道路”究竟由何种因素构成、又呈现出何种个性化特征，构成了国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聚焦点。他们从不同维度出发，对“中国道路”的特征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透视。从经济层面而言，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显著的经济成就，使得从经济维度出发概括“中国道路”的特征构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首选项。大部分国外学者都承认中国经济运行方式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特征问题，但是在具体形式或性质的界划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翻版”；但也有论点认为，中国30余年经济运行模式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活”，持这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学者阿里吉[6]3。当然，尽管存在着新旧自由主义之争，但国外学者都对中国经济运行中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表达了充分关注。从政治层面而言，尽管在一些西方学者或政治家那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并未遵循所谓西式民主道路，因而似乎并非是民主的发展模式。但在国外另一些学者看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着其内在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诸如，国外有学者提出“协商式列宁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政治，认为中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入了协商式民主，从而激活列宁主义以推动制度的革新[7]。当然，还有学者以文化层面为切入点来概括“中国道路”的特征，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最近30余年历史发展的路径，构成了国外学者观察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儒教资本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理论标签也时常被观察者粘贴在当代中国问题之上。

　　第三，关于“中国道路”显著性发展的原因分析。如前所述，“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为国外学者所重视，要归结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搁置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外大部分学者都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和认同，具体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说”，这种观点首先承认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问题，并认为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内在优越性构成了“中国道路”显著发展的内在原因[8]。二是“毛泽东时代奠基说”，这种观点首先对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之间的连续性保持高度尊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从根基上无法离开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重要保障。甚至有学者认为，“毛主义”的经济政策并非是罗曼蒂克式幻想，而是为“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支撑[9]686-692。三是“共产党领导保障说”，国外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就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保障了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与有效性，而且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与实施政策过程中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的动态性[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