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46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产生了“三重转向”：一是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超越了“爱”与“恨”的情感纠葛与理论暗角，实现从“尊重”意义上展开历史性理解的范式转换；二是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实现了由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转向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坐标中衡量毛泽东的理论趋向，实现了突破毛泽东研究的“政治中心论”，转向对经济、社会、生态等传统“冷门”区域的学术延伸；三是从“单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识变革，突破了“好”或“坏”的绝对主义“标签化”思维范式的单一性限制。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新动态，对深化国内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 键 词：当代国外毛泽东学；“三重转向”；客观历史性；多角边缘；重新思考；学术意义

　　由于毛泽东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显著影响，对于他的研究理所应当地构成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丰富“横断面”。这种研究的思想效应更超越了地域限制，实现了向全世界范围内的“理论旅行”(Theory Travelling)，其中国外毛泽东学在这一学术版图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36年创作的《西行漫记》，首次以新闻传记形式比较集中地向西方世界勾勒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以及中国革命的面貌①，那么史华慈(Schwartz Benijamin)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对“毛主义”(Maoism)概念的使用及其理论阐释②，可谓代表了西方世界学术化研究毛泽东趋势的开端③。尽管史华慈及其之后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较之于斯诺式传记报道具有更强的学理性，但由于受冷战等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咨询的色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关于“毛主义”是不是“传说”的“第一次大论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④。可以说，在50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国外毛泽东研究都处在“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⑤。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冷战状态的部分瓦解，上世纪末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断强化了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转变的新趋向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在视域与方法等层面呈现巨大的理论进步，催生了若干新的问题与研究趋向。本文拟从目前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出发，尝试勾画当代国外毛泽东学(主要集中于英语世界的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发展图景——“三重转向”，希冀对深化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一、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

　　如前所言，由于毛泽东在“三大历史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影响，对他的相关认识与研究从根本上呈现不同于单纯历史人物研究的显著特征。基于情感的纠葛、立场的迥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偏好，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很难做到纯粹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与“去政治化”。尽管随着冷战氛围的淡化，国外毛泽东研究原先凸显的服务国家政治利益与区域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减弱，并在纯粹学者那里呈现学理性不断增强的研究趋势。但由于西方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限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仍然以坚守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为前提，更加之国内在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问题上仍直接折射出中国政治生态走向的基本事实，使得部分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潜在地契合了意识形态的特定诉求，仍然呈现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综观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的研究趋向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大部分严谨的学者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的批判性姿态。换言之，从特殊意识形态的偏好向追求纯粹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构成了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学理性、历史性研究趋向的深刻转型及其不断强化，集中体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由一本著作所引发的学术批评效应之中。

　　2005年，一本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在西方出版⑦，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样一本宣称基于大量原始史料和访谈基础而形成的专著，本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学术价值。但是，西方学界一些主流毛泽东研究专家在阅读完此书之后，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该书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个人主观情感好恶基础上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道德谩骂与肆意攻击，并且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与定论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并不是一本客观严肃的学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