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发现什么问题

　　选自《库尔勒晚报》

　　熊光清在《人民论坛》 撰文指出：近年来，海外“中共学”发展十分迅速，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已经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研究学者，并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

　　西方学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

　　海外“中共学”形成以来，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西方学者认为，中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党，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季塔连柯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形成的。当然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中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及其创新。福克·哈迪认为，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令人惊讶的适应能力，党的领导能以务实精神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塑造，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国外多数学者对中共执政能力与执政前景表示乐观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中共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处于收缩与调适的双重过程之中。对于中共来说，通过改革对执政政策进行收缩与调适，既是消极被动的，又是积极主动的。正是通过这种改革，保证了中共能够继续执政，甚至加强了其执政地位。他认为，中共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地位。美国学者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时表现出惊人的管控能力，从而能够巧妙化解各种社会问题，并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美国学者阿列克谢·舍甫琴柯认为，中共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瑞典学者金山爱认为：“中共正在使用市场力量重新塑造自己，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华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