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本能”、“生命驱力”相对立，“死亡驱力”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由弗洛伊德首次提出，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尤其是在其晚期的教学中，关注以“实在界”为核心的三界（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拓扑结构，对“死亡驱力”的探讨逐渐超越原初的生物本能层次，从而进入到文化社会层次。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拉康意义上的“死亡驱力”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将其应用于当代主体哲学和政治哲学，试图引发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主体”以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主体之后的又一次主体观革命，可暂且将其称为驱力主体的革命。齐泽克的这一企图具有很深的政治意义，其探索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在当今所谓“后政治”时代尤其显得意义深远。

　　动态的超稳态结构及其变革

　　之所以说驱力主体观的变革及其引发的政治后果意义深远，是针对当今的时代状况而言的。众所周知，人类正处于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时代，甚至是狂欢日常化的时代，造成了各种宏大叙事的碎片化。同时，物化的主体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始作俑者，主体、体系和时代精神可以说正对应着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的拓扑结构。在政治上，这个结构中存在的只是朗西埃意义上的“治安”，而没有了真正的“政治”，通常后者指的是类似于20世纪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政治事件。这也与资本主义将革命内在化的“动态的超稳态”结构密切相关。怎么理解这种“动态的超稳态”？比如在物质匮乏时期，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改善生活，而在当今时代，每一天都在改善生活，节日实现了日常化。在政治上，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也实现了合法化和日常化，资本主义不停息的变革和动态本身，就维系了它整个结构和体系的不变。简单说，这就是当今时代“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但是，物化主体及其沉浸的这个“动态的超稳态”体系，已使得革命的想象变得愈发艰难甚而“不可能”。

　　但是，世界发展的状况，尤其是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泛滥二三十年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发、全球不平等程度加大、贫富差距加大，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繁荣发展与和平）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的终结。如果要历史不终结，首先要“政治不终结”。这里的政治必须是朗西埃意义上的“真正的政治”，即那些在现有体系之内没有地位的、不算数的人，那些“非部分的部分”要求激进平等的权力所引发的事件。前述已经表明，主体、体系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拓扑结构，要改变体系就要有“够格的”主体，要重塑时代精神也必须有“相应的”主体。由此，主体问题便走到了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