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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语境及其建构
2016年08月24日 10:38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何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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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方面经历了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到弱意识形态语境的转化,目前正处在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的阶段。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建构研究第二国际的思想史语境必须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转变的内在机制;一个是在学术思想创造的层面上思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和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贡献,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视角。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证明: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不仅使我们能够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使我们能够破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争的难题。正是后一方面,展示了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深广意义。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国际;意识形态语境;思想史语境

  标题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4ZDB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转换研究”(13BZX004)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绕不过的环节。研究者们无论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都不能完全不理会它,或者完全不去研究它。中国的研究亦是如此。自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认识和研究的过程。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中国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倍倍尔、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和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中国学术界转而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第二国际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禁区。尽管如此,中共中央编译局还是较系统地整理和译介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及其相关的研究资料。当然,这些材料大都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发行的,少量采取公开出版形式的著作都被注明了“供批判用”,或在序言、后记中指出介绍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观点上的错误。在这一时期,要想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一时期的资料整理与翻译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做了史料上的准备。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开始从学术上评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价值,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在这些专著中,有的是从问题入手,勾勒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也有的是专论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这其中也包括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先前已经出版的第二国际代表人物的著作也得以再版。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学术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论在论著的数量上,还是在学术的影响力上,都明显地弱于马克思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更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比了。造成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并非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值得研究,而是我们的研究语境出了问题。因此,要改变现有的研究状况,推进中国学术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开发其思想史的价值,就必须反思我们先前的研究语境,建构起新的研究语境。

  一、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语境及其形成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这两种语境在历史上是交替产生的,而在逻辑上则是相互否定的。我们要反思中国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必须首先了解这两种语境的内容、特点及其相互否定的关系。

  研究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语境,应该说,早在列宁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就已经形成,但是,它作为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对非俄国党起作用的语境,则是在第三国际建立之后,并在苏联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以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该书在“结束语”中,首先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二国际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强调第二国际党是“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党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①;进而,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来评判两者在理论上的对错,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这是真正的、适合于当代历史进步的理论,因为它“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②。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理论上的对错成为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基础,而理论上的对错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正是这样,当苏联用第三国际的革命和战争理念去批判第二国际的和平理念时,第二国际的理论也就不值一提了。在这种语境下,第二国际不是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就是被定为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等。这就构成了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强意识形态语境。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弱意识形态语境。这种弱意识形态语境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科尔施和卢卡奇创造的。柯尔施、葛兰西和卢卡奇都是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赞成第三国际的革命和战争理念,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第二国际的和平理念,在理论上,他们以列宁的革命学说为标准去辨析第二国际的政治观点,斥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那里去了,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努力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来源。柯尔施明确地把梅林、罗莎·卢森堡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③;葛兰西称赞拉布里奥拉把“对历史的一般解释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④,从而开创了“实践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卢卡奇概括了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中的总体性方法,并由此而把这部著作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⑤。柯尔施、葛兰西、卢卡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这些思想的开掘,可谓在苏联的强意识形态语境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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